2006-09-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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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例，都是专条记载碧螺春茶的重要资料。由前条可知，此茶民间原称“吓杀人香”。康熙三十八年，皇帝驾幸太湖，江宁巡抚宋荦购茶进献，康熙帝“以其名不雅”，始改称“碧螺春”。王应奎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代相近，所记当为事实。后来，顾禄的《清嘉录》卷五、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四，都转引了王应奎的记载。陈康祺还进一步申说：“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进奉矣。”这表明康熙三十八年以后，碧螺春已经作为贡品每年进献给朝廷了。再看后条《吴语》所载，碧螺春原名水月茶，近年始改今名。因为色如玉而香如兰，所以“人争购之”。《吴语》作者戴延年的生卒虽不可考，但书后有杨复吉所作跋语云：
＇延年＇《吴语》二十余条，辛卯出都时举以赠余者。久藏篋衍，今手为校录编次，聊寄暮云春树之感云尔。乙未夏日，同郡杨复吉识。
杨复吉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747—1820）。乙未年为乾隆四十年（1775），则戴延年作《吴语》二十余条以赠杨复吉的辛卯年当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此时的碧螺春茶，在京都地区已经出现了“人争购之”的盛况，可以算得上出名了吧？乾隆三十六年应当是清朝前期，章先生说“碧螺春的出名，始于晚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再看龙井茶。
“龙井茶”是产于浙江杭州的极品名茶。“龙井茶”的“龙井”，起初是以泉得名的。北宋秦观《龙井记》云：
龙井，旧名龙泓，距钱塘十里。吴赤乌中方士葛洪尝炼丹于此，事见《图记》。其地当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风篁岭之上，实深山乱石中之泉也。
又作《龙井题名记》云：
元丰二年（1079）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过杭，东还会稽，龙井辩（一作辨）才法师以书邀予入山……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上风篁岭，憩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
据以上两文可知，“龙井”原名“龙泓”，实为深山乱石中的一泓泉水。秦观曾于元丰二年应辩才法师之邀，从参寥和尚上风篁岭，憩龙井亭，酌其泉而饮之。当时所谓的“饮”只是“酌泉”而非喝茶。
事有凑巧，也就在同一年，有位大臣赵捴率撕笤チ嗡蕖Ａ旰笾胤霉实兀霰绮欧ㄊρ×瑁鳌吨赜瘟肥坝行蛟疲�
余元丰己未（二年）仲春甲寅，以守杭得请归田，出游南山，宿龙井佛祠。今岁甲子六月朔旦复来，六年于兹矣。老僧辩才登龙泓亭烹小龙茶以迓余，因作四句云：“湖山深处梵王家，半纪重来两鬓华。珍重老师迎意厚，龙泓亭上点龙茶。”
这里与秦观写龙井二文不同的是，赵捴赜瘟惹毓弁砹肆辏磺毓酆鹊氖谴烤坏娜話饮的是茶水。不过这时的茶水并非当地所产的龙井茶，而是产于建州（今属福建）北苑官焙的贡茶，称为龙茶，又称龙团。这说明当时的杭州可能还没有自己的龙井名茶。
“龙井茶”的出名，当始于元朝前期。虞集（1272—1348）《游龙井》诗云：
杖藜入茶山，却立赏奇秀……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清昼……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诗中写到龙井的周遭已经有了“茶山”。写瓢中茶色的清纯，可以使“群岫”的“翠影”倒映其中。尤其是“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两句，更是点出了龙井茶的形象和特色。龙井的芽头翠而略黄，以采于谷雨前者尤佳。龚建华先生在其《中国茶典》一书中说：虞集的这首《游龙井》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龙井茶的最早记载。龙井茶如今能占得绿茶顶尖位置，虞集的这首《游龙井》也可是立尽功劳了”〔7〕。
到了明代，关于龙井茶的记载日益增多。田芝蘅《煮泉小品·宜茶》云：“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品，而茶亦惟龙泓山为最……又其上为老龙泓，寒碧倍之，其地产茶，为南北山绝品。”
又明万历《杭州府志》云：“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
《钱塘县志》：“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名龙井茶，色青味甘。”
从元朝前期的名家诗作，到明代中叶的笔记、方志，都对杭州的极品名茶龙井作了具体的介绍和赞扬。章培恒先生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只管自顾自地说什么龙井的出名是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这跟历史事实怎么对得上口呢？
最后再提一下关于“老君眉”的问题。《红楼梦》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有一段贾母和妙玉的对话：
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章先生在引完这段话后特作解释说：
……老君眉产于湖南洞庭湖的君山，是一种银针茶，遍身满布毫毛，形如长眉，故有“老君眉”之称。
据我所知，章先生这里所说的产于湖南洞庭湖君山的银针茶，叫做君山银针，它虽然也是一种极品名茶，但“君山”之名，据郦道元《水经注·湘水》云：“［洞庭］湖中有君山……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
又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九引庾穆之《湘州记》云：“昔秦皇（始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败，至此山而免，因号君山。”
由上引资料可知，君山的命名，或因湘君，或因秦始皇，跟“老君”之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从来也没听说有人把“君山银针”叫做“老君眉”的，有之，则始作俑者当非章先生莫属。其实“老君眉”也是清代的一种名茶，唯产地不在湖南省洞庭湖君山而在福建省光泽县的乌君山一带。清光绪《重纂光泽县志》卷五云：“茶以‘老君眉’名。乌君山前山后皆有。”
材料虽然简单了一些，但比起章先生想当然的发挥来，恐怕是更接近于事实的。
（四）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
章培恒先生在陈村的访谈录中提到，北宋的文人都把词看作小道，认为写男女之情的东西不好，会让人官做不上去。他说：
［对于写词］简直是认为不好的事情。所以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到了南宋，欧阳修的后代请人给欧阳修编全集，才把欧阳修的词编进去。那已经是很晚了。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去，是从陆游开始的，陆游的《渭南文集》里边把自己的词编进去了……
章先生的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根有据，但查一查北宋的有关文献，就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欧阳修生前为什么不把自己创作的那些广为流传的“艳科”小词编进文集里去呢？这是由他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他身为朝廷大臣，又是提倡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军人物，德高望重，深受士林的景仰。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在生前不把词作收进全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由此断言北宋所有的文人学士都会这样去做。特别是那些不太重视以道德文章取重于世而又喜欢填词的人，对于将自己的词编辑成集或者收入文集，一般并不存在什么顾虑和忌讳。章先生说：活人把自己的词编进文集，“是从陆游开始的”。此话显系无稽之谈，并无史实依据。我在这里举两个北宋名家的例子，以证实章先生的上述谬误。
其一是黄裳（1043—1127，一说1044—1130）。黄裳字冕仲，号演山。北宋南建州（今福建南平）人。神宗元丰二年举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平生著述颇丰，晚年曾将所作诗、文、词等编为《演山集》（四十卷）、《言意文集》、《长乐诗集》、《演山居士新词》四种，并分别为之写了自序。据专家考证，黄裳生前似未将其所著诸集汇为全帙。现在除《演山集》外，其余三种均已亡佚不存。但所幸的是，黄裳当年所作的《〈演山居士新词〉自序》，还完整地保存在其后人重辑的六十卷本《演山集》中。序文云：
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
据上引序文可知，这本《演山居士新词》是黄裳亲自创作并编辑的，其内容有“长短篇”（词）和“五七言”（诗）两类，可见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虽然各自的卷数和篇数已经无可考见，但黄裳当初把它们分编成集，并准备进而将四种集子合成全帙的意图是可以肯定的。黄裳的出生要比陆游早八十二年，去世时陆游只有四岁。他把词收进自己的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晚于陆游。
其二是贺铸（1052—1125）。贺铸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一直在滏阳、徐州、鄂州、亳州等地做地方小官，但博学多才，擅长诗词。尤其是他的词深婉清丽，风格多样，在士林久负盛名。据张耒（1054—1114）《贺方回乐府序》云：
予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
从序文可以看出，贺铸是将自己的词编成集子后，亲自来找张耒为他作序的。贺铸去世时，陆游还没有出生。这也足以证明，贺铸自编词集要远远早于陆游。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章先生治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比较广博，但专精的程度远远不够，知识的欠缺也很多。而且他往往喜欢对自己并不熟悉或未经深入研究的问题任意发表意见，以致屡屡出错而贻笑大方。这同一个久负盛名的“大学者”的身份显然是不相称的。我衷心希望他能够珍惜自己的令名，接受不可多得的教训，今后如有述作，应当慎之又慎，做到立论周密，言必有据，不要再犯浮躁轻率的毛病。对于过去出版的旧著，也应认真复读，将已经发现的差错一一加以订正，以免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
注释：
〔1〕阿城、陈村等：《我们拿爱情没办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2〕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后记。
〔3〕章培恒：《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4〕〔5〕〔6〕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0、184～206、184～206页。
〔7〕龚建华：《中国茶典》，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一点献疑
一 点 献 疑？ 舒 芜今年《书屋》第六期刊王蒙《门外谈诗词》一文，他引用了陈寅恪《丁亥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认为此诗为“新中国建立”而作的，这是误会，其实陈诗的题目已经说明了。
今按，《花随人圣庵摭忆》为黄濬？穴字秋岳？雪之作。黄为当时著名诗人，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机要秘书。抗战一开始，他因出卖重大国防机密给日寇，事泄，被处决。陈寅恪追忆当时“闻祸”？穴听说这个消息的？雪，颇为怀疑、猜测？穴谋人何至于此？芽？雪。今天重读此书，相信的确是生逢乱世，“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但仍然可惜他的诗才。全诗与“新中国建立”毫无关系，请澄清一下。
作家学者化确实不容易
？ 苗振亚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稍持异议者，我只见到社会学家郑也夫一篇文章（《读〈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6期），他对书中“三个观点不敢苟同”。其中，王蒙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看法，他最不能同意。王蒙说：“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且人欲要彻底地灭，这是混账之极的学说……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切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解决温饱才不久，或者一部分人尚没有解决温饱的地方，给人一种宋儒或邪教主的感觉。”
郑也夫对王蒙这段充满激愤的话感到震惊。震惊的原因是，王蒙并没有搞清楚“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是什么，就联系当今实际，连珠炮式地抨击起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学风不应该发生在王蒙身上。而选择王蒙为批评对象，在郑也夫看来，也是澄清“存天理灭人欲”的最佳选择。
宋儒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不是王蒙所说的那种意思。这个问题不深奥，看几段朱子语录就会明白：
“人欲隐于天理中，甚几甚微。”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天理人欲，正当于其交界处理会，不是两个。”
“以理言，人欲自胜不过天理。以事言，则须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几，一下即成。”
“释氏欲驱除物累，至不分善恶，皆欲扫除。”
“存天理去人欲，不仅是臣民的事，首先是皇帝要明察天理与人欲之辨，以裁处事务。”
……
有关“天理”与“人欲”的论述，在《朱子语类》中还有很多，仅从这几段语录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朱熹并没有把天理与人欲说成两个东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的区别十分细微，关键是要把两者交界处安顿好，而不能像佛教那样当成负累一律扫除。即如饮食，单纯追求美味不好，但把食物做得好吃一些，饮食而兼求美味，安顿得恰好，那也就无所谓“人欲”了。朱熹也承认，从道理上认识“天理”、“人欲”并不难，要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因此他不要求一蹴而就、一下即成。看看这是多么通达的见解，何处能找到一丝道学气？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朱熹竟敢用自己的话去教训皇帝，要求皇帝明察“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带头修养，以身作则，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应该说，这不是朱熹顺笔提及，而正是“存天理去人欲”的题中之义。这也间接告诉我们，“存天理去人欲”原本就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话题，针对的是上面，除皇帝大臣之外，最主要的是士大夫人群。先儒遗训“礼不下庶人”，作为一代大儒的朱熹自然不会突然昏了头，无缘无故地去给普通百姓立规矩，加礼教。但是，对待士大夫人群就不一样了，那要用另一把尺子。因为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与良心，不管是入朝做官还是在野为民，都是要用自己的言行去领导社会，影响世风，没有基本的道德训练，不明义利之别，那是不行的。
那么，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一言以蔽之：士风日下。读书为做官，做官为谋利，很多人已经不顾廉耻，什么下三滥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诸如什么：给主子学狗叫、替长官揩胡须、为秦桧做庄客、公开声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等千古丑闻，都来自这个时期的士大夫群体，因而才有“士大夫无耻”的名言写入史册。也许，如果没有士大夫这些肮脏事，义利之辨就不会成为当时的重大议题，朱熹也就不会有“存天理去人欲”之说。朱熹语涉时弊，更是真正的思想道德建设，所以，众多正直的士大夫才会群起响应，获得很大影响。
说起宋儒，那是一个人数众多，各有山头的群体，一片众声喧哗，很容易张冠李戴，皂白不分，整体认识宋儒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很多人都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宋儒说的，但这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