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6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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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杀咝惴浇淌谠凇吨泄裥月邸罚ǜ呙饕耄虾１毙率榫郑�1929年）一书中也说，日本人已习惯于在警察（即国家）的保护下生活，很难想象中国人自卫的艰难。中国缺少“警察的权力”，广大民众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守护自己的财物，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水浒》里九纹龙史进教村民习武以防止少华山的强盗下山劫掠。现在民众自我保护的形式更为复杂，例如要学会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的商品）。他试图从这一政治的积弊来解释中国民众的“主我性”和“自利性”（第74页至75页）。从政府的管理能力来探讨民风的来由，这种视角对我们而言是十分新颖的。
在我国，“警察”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大唐西域记》），但现代意义上的“警察”概念却是从日本引进的。西方语言中的“警察”一词来自古希腊语里的“公民权”和“政策”，可见一个行之有效的警察系统是与保障公民权、落实贯彻政策从而治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官员中也有人意识到“警察的权力”不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出使英国的薛福成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之以诈扰吓骗为事者，天津谓之‘混星子’，宁波谓之‘空手人’，上海谓之‘流氓’，广东谓之‘青皮党’，苏州谓之‘破靴党。’而英法诸国皆无之，则以多用巡捕之功也。”这些称号各异的“以诈扰吓骗为事者”现在叫“黑恶势力”，他们有的甚至渗入了地方政府的要害部门。
我国城市管理能力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依然极其低下，衙门软弱无力。现代的城市治理大致来自天津临时政府——八国联军于1900年7月占领天津后为恢复城市秩序立即组建的统治机构。为推行法制体系，临时政府成立巡捕局，这是中国城市警察系统的雏形。《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导言作者写道：“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与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强化了。当时，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固定位置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本地人误认为是监督百姓，但却是警察以‘站岗’的方式维持交通治安的肇始。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巡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地区外，警察最早在中国城市的出现。”《齐如山回忆录》中的以下文字也可以用作旁证：“全中国的警察，始自北京，北京的警察，创始自日本人，日本人办警察，第一日第一堂上课就有我，我不可以做纪念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但齐先生未曾想到八国联军在进入北京之前就已在天津建立了巡捕制度。且撇开京津两地谁是“第一”不谈，我想强调的是八国联军的占领客观上导致了一些公共机构的产生，它们强化了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但是根除积弊需要长期的努力，现在强压弱，大抑小的事例依然层出不穷，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只能依靠自己单薄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蒲正兴案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其实，仅仅“多用巡捕”仍不能确保“以诈扰吓骗为事者”绝迹。现在还有多少黑恶势力在欺行霸市，“逸于理法之外”？还有多少农民工在追薪路上得不到社会力量的声援，不得不考虑如何“出以暴烈之手段”？近些年来各种旨在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的机构都已设立，奇怪的是许多部门都在敷衍塞责，遇事推诿，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权力下放，强依然压弱，大依然抑小，政府无力维护社会公正，社会风气如何能够好转？十九世纪后期，在薛福成之先出使英国的官员刘锡鸿曾与翻译兼顾问英国人马格理讨论，中国为什么法制不行，国家机器缺乏威权。这位协助中国外交的英国人的一席话是值得全部引用的：
中国法密而不果行，行之亦不一致，故人多幸免心，英则法简而必行之，历久不易，一也。中国待官吏宽，有罪未必皆获谴，获谴未必终废弃，故敢于干冒典刑，以为民倡。民视其所为，不服于心，遂藐官并以藐法。英则犯法之官，永不录用，亦不使有谋食之他途，故皆谨守其度以为治，民之畏官者以此，二也。中国官各有界限，百姓非所管辖，虽目睹其恶亦隐以避嫌，故官势孤而耳目难遍，英则犯法之民，凡官皆可斥治，若以非职而置度外，则入转訾其惰，三也。（刘锡鸿《英轺私记》和张德彝《随使英俄记》合订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4页）马格理比较的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英两国，他的概括可以说基本正确，现在读来依然让人汗颜。一百多年过去了，有法不依、官员“敢于干冒典刑”和政府部s门因“各有界限”而推卸责任，谁能说这三大特点在我国已经销声匿迹？然而要改变这种局面还不能完全依赖制度更新，光是文字（件）和繁复的机构设置建设不了一个给人以温暖感的社会。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检视内心深处的价值序列以及随之而来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工作态度，同时着力锻造并确立与文明社会相称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没有上上下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没有日常生活中的好习惯，我们注定还将不断听到类似蒲正兴案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的冤屈。每天打开报纸，我都会生出来世去做警察和法官的愿望。蒲正兴是典型的使用“暴烈之手段”的“弱小者”，他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对无数农村青年而言，到城里打工之路充满艰险。以往媒体报道的很多已破案件背后，还有更多冤屈的故事我们未曾了解，产生这些冤屈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仍然存在。据笔者了解，当前很多欠薪的事例被定性为“经济纠纷”，这一名号实际上为拖欠雇工工薪的“强大者”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因为要让“弱小者”自己奔走于律师事务所和法庭之间，实在不大现实。个别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了高效的“特殊通道”，可惜蒲正兴没有发现一条这样的通道向他敞开。
必须补充一点的是，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像蒲正兴那样的受害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基本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一次次不愉快的经历使我们变得高度紧张，防人之心不敢稍有松懈。
只要政府对那些以各种方式欺凌弱小的强大者（包括在股市上违规操作的庄家、做虚假广告的厂商、让亲戚来垄断经营学校食堂的校方领导、收受医药公司贿赂的医生等）不能有所节制，社会风气就无法根本改观。如果民众怀疑政府公信力，则不免感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值得信赖。由这种感觉导致的普遍的猜忌和冷漠在不断侵蚀社会的机体，败坏人们的公共道德。这就回到了渡边秀方教授有关中国民众的“主我性”和“自利性”的话题。
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兴起和知识界的“向左转”
赵京华
随着其代表人物福柯、利奥塔尔、德里达等的相继谢世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以解构主义运动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潮，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并波及到世界各地之后逐渐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今天，面临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时代，人们在寻求新的批判理论和阐释世界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有必要回头重新检阅后现代的思想方法。实际上，虽然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其兴盛发达的时期已然过去，但其概念分析工具和知识话语要素，如结构／解构、文本／事件、权力／话语、中心／边缘、差异化／同一性、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等等，都已播散到我们的理论和话语实践当中，留下了难以消去的痕迹。它至少使当今的知识生产不可能再毫无怀疑地相信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及其整套话语体系的普遍合理性，包括我们一向坚信的真理、主体、进步、革命、解放、发展，乃至建立在进化论时间观上的现代性叙事。因此，重新检阅这些思想和概念工具，将有助于推动新的批判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伴随后现代思潮衰微而出现的，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原本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和知识领袖，重新回归马克思跨国的社会斗争理念（德里达）、政治经济学批判（柄谷行人）、差异政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批判等）的立场以及自由主义左翼传统（罗蒂），一个不同于传统旧左派乃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翼”的知识左翼正在世界各地渐渐崭露，他们的文化政治关怀和基于后现代立场的社会参与，成为当今抵抗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思潮蔓延的一股重要批判力量。这当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冷战格局的崩溃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急遽瓦解，各国传统的左翼包括政党政治中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等抵抗力量的普遍衰退，造成新自由主义保守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关。这个新的知识左翼在实际的“文化政治”和“真实政治”的参与中，提出了一些新韵抵抗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制度安排的批判理论、斗争策略，及组织社会运动的方案。他们的实践能否把学院知识与公共事务的参与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改变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左翼批判势力日益衰退的局面？值得关注。
上述两个方面，便是我在《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中考察日本后现代批评时的主要关注焦点和问题意识。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及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自身的东亚特征和本土文化背景，但是，它并非封闭于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生产或者单纯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具有世界同时性而首先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欧美的后现代思想以工业社会向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为背景而直接发源于1968年革命并在结构主义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相仿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及都市消费文化的发展，还有反抗“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的社会斗争和学生造反运动，也是其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直接根源。如果说，1968年革命是以反社会、反制度、反文化的过激姿态实现的资产阶级反抗自身的内部革命，那么，运动中“新左翼”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社会斗争理论——以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模式阐释世界，强调“历史法则与主体性”在矛盾斗争中推动革命实践的思考——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日本1968年“大学纷争”中也出现过作为以“宇野经济学”和“广松哲学”为代表的“新马”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现象。前者强调《资本论》经济学上揭示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经济危机的科学性，但否认其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逻辑；后者用“物像化”概念区别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而视其为整体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的核心概念，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当时以“异化一革命”为主轴的斗争理论。很明显，这个“新马”已经大大偏离了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为指归、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经典马克思理论，带有比较浓厚的结构主义特色，它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六八年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暗自开启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
日本后现代思想的兴起还有一个前奏，即六八年革命之后迅速出现于一些学术领域的结构主义思潮。如哲学家中村雄二郎通过关注被压抑的感觉、空间、场域的价值意义，从近代哲学的“边缘”地带向处于核心地位的“理性”发难；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运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重新挖掘被“近代历史”叙事所遗忘的神话、习俗、边缘文化的固有力量，以此挑战“理性”为中心的近代精英文化；还有文学批评家前田爱通过独自的文本批评，从“外部”解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框架，实现了文学研究方法论上“从存在到结构”的重心转移。七十年代后期，以上述三人为中心，有心理学家市川浩、作家大江健三郎、美术评论家多木浩二等参与其中的学术同仁圈，在推动日本结构主义批评发展的同时，也为稍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
作为一种笼罩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和改变传统思惟范式的方法论潮流，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当初，虽然也出现过浅田彰、中泽新一等“后现代青年”，游戏于“相对化”、“差异性”等概念之间，为大众消费社会的知识消费推波助澜的浮泛风潮，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以柄谷行人、莲实重彦等为代表的理论家之努力推动下，其已深深进入到日本本土的思想语境中，深刻改变了当今日本知识生产的面貌和走向。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具有反主体、反中心、解构既成知识体制的倾向，与传统的左翼相比，他们虽然也关注种族、性别、身份等“文化政治”问题，但主要是学院知识内部的“造反者”，对实际社会的民主进程、平等与解放等“真实政治”并不怎么关心。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当初也带有这样的“去政治化”倾向。但是，九十年代后则出现了急遽转向“左翼批判”的趋势，甚至走出学院直接参与到“真实政治”斗争中去，其中一部分还形成了“新生代知识左翼群体”。
这种状况与西方一些后现代知识领袖重新关注马克思和社会问题的趋势遥相呼应，而日本国内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则是其向“左转”的直接背景。1995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宣告了日本“五五年体制”的解体。1993年国会大选，政坛上的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都遭到了惨败，不得不于第二年组成联合政权，这不仅标志着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历史的结束，更反映了原来属于革新政党的社会党的败北和作为长期支持该党的社会群体——工会组织的分崩离析。同样属于革新势力的日本共产党其情形更糟，大选后不得不确立“对内不问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针，以应对选举政治。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日共思想理论的追随者日趋减少，知识阶层左翼批判势力不断衰退的状况。与上述政党政治层面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相呼应而出现的，是一般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知识阶层中右翼一派以历史修正主义为表征的民粹主义思潮的膨胀。1995年自民党内组成“历史研究会”并出版《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把十五年战争定义为对抗英美的自卫战争而拒不承认其侵略性质。同年，民间团体“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并与稍后出现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一起形成了知识右翼阵式，他们在否定侵略战争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自民党遥相呼应。而《国民的历史》一书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榜中，成为日本社会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发展到一个新高潮的象征性“事件”。这个政治变动的本土语境，无疑是一些后现代批评家迅速转向左翼批判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日本后现代批评的兴起和最近的“向左转”，都与西方具有同构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其放到具有世界同时性的整体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来观察，从中思考其起源、方法论特征以及思想史意义。同时，通过剖析后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