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6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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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一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东亚地区，也就是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范围里。费孝通先生进一步阐释说，这类“非汉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说来，“僰人”成了“白族”倒还不错，可是古代蜀国的主体“蜀人”呢，其命运又该如何追溯？对于今天的川省，许多人仍习惯用“蜀”为其简称，可内中的演变却或许少有人问了。
会议结束，我们本已商量好去珙县看“僰人悬棺”，不料打听下来，从宜宾去往珙县，乘车单程就要四五小时，当天不能返回；而次日众先生们都有课在身，故只好作罢。这样，返回途中，带着心中未竟的感怀，便在单调催眠的高速公路上遥想出了这些不相连贯的片段。
“酒乡”今昔
对于久远的历史，后人不可能也不会逐一记忆，而总是通过精心安排的方式加以取舍。古代常见的办法不外是编史、刻经、修志一类，而举办各种专题的陈列展览，则已成为现代社会更为普遍和有效的方式。
宜宾也不例外。仅市内风景区翠屏山一地，我们此次前往的时候，就有不下五处专题各异的展览遗迹：“哪吒庙”述说本地同古代传说的关联；“玄祖殿”突出道教传承的往日风采；“人物事迹陈列室”则力图让人对宜宾名流留下印象……不过，走马观花式的浏览间引起我注意的是“博物馆”内夹在“秦、汉……明、清”正史框架中的几件民族“文物”——本地“土著”使用的漆杯、漆壶和漆碗。展览虽然没有对这些器物详细解说，但把它们与汉族主流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已体现了历史叙事的时代更新。只有在文化传统“多元”和“多源”的意识下，族群记忆的历史并置才成为可能。当然对展览者来说，倡导此举的动机或许还出自效益考虑。例如，宜宾博物馆门票“简介”上对该馆的介绍只有一句话：“藏品丰富，陈列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专题性展览”。
不过，就宜宾的地方与民族两重“特色”而言，展室内漆杯、漆壶和漆碗则触发了我对“酒”的联想。酒，在西南族群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是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这不但与世袭的社会习俗有关，而且同特定地理生态相联系。对此，旧时汉籍所记的史料多有提及。《新唐书·南蛮传》说这一带的土著“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嘉庆《马湖府志》曰：“夷俗尚巫信鬼……相引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储弗尽弗已。”宋代文人黄庭坚则以自己遭贬复醉的经历解释说：“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宜宾旧称）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醉落魄·陶陶兀兀》）照今人的说法，所谓“瘴气”，指包括疟疾、痢疾等在内的热带疾病。西南山多地潮，时有此疾发生；而酒有杀菌、挥发作用，若每日饮之，多能缓解防治。故对于世代居此的各族民众来说，饮酒之俗便不仅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且是“生存斗争之必需”（凌受勋：《金沙江·马湖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可是，时过境迁，史随人变。宋代以后的人们谈论宜宾的“酒文化”时，目光更多转向了黄庭坚等名士留下的种种名胜，而对原本存在的土著业绩，则不是视而不见便是将之归入奇风异俗式的陪衬行列。如今的宜宾市区里，为数不多的景点中就有专门的一处“流杯池公园”，纪念仅在此地“客居”三载的黄庭坚残留的饮酒遗迹。在这种追古攀名的风气之下，后世人们对黄氏与酒相关的诗词倍加传诵，同时却对当地土民们更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口传“酒歌”感受若无。
这种因记忆错位而形成的文化反差，到了步入位于宜宾、如今堪称川省造酒行业之龙头老大——“五粮液”总部，参观了气势辉煌且精心布置的现代酒展后，令人体会得更为强烈。酒展设在楼房式的巨型“厂门”内。“展”“门”一体，“财”“文”结合，仅建筑造价据说就高达千万，而室内陈列的主要是本厂生产的名酒品牌。在一盏盏光亮刺眼的灯光下，透过富丽豪华的展览语言，人们已觉察不到多少本土传统中多元淳朴的酒乡古迹，更难以体会“饮酒以为生存斗争之需”那样的文化底蕴了。
“竹海”风光
今日宜宾，地处川南，辖地万里。“竹海”在其中部长宁县内，因有七万余亩楠竹景区而得名。如今的旅游材料宣传其“莽莽苍苍，无边无际。荫覆着大小二十八座岭峦，五百多个山丘”；而最为突出的是“挺拔参天的楠竹根连枝叠，拥青泻翠，郁郁葱葱”，被称为中国“竹文化”研究中心……因此“既有旅游审美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这样的宣传虽然文辞美溢，却并非自我标榜，毫无凭据。1986年底的时候，这里就由外地机构出面，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得了风光凸现的新式头衔和增添财运的无形资本。
如果说以往风景名胜的产生，要靠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约定俗成”；定了、成了，还不见得人人接受。而如今的“约定俗成”却可以通过权威机构（乃至经营商家）发文颁布。不管是否愿意，事情反正就这样变化了。不过倘若深究下去，人们会发现真正的“赢家”其实是掌管“魔杖”的这些机构本身。忽而“某协会”，忽而“省部级”；接着又是“联合国”、“世界杯”……它们走南闯北，点石成金，把各地之间或类型之间的差异认定为优劣美丑的不同等级，不仅使接受认定的芸芸众生“趋之若鹜”或“噤若寒蝉”，到头来仍逃不脱“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命运。可又有多少人认真对这些机构的存在进行过质疑？到目前为止，它们的权威至少还称不上“约定俗成”吧。
一旦起头，联想就会越生越多。好在进入“竹海”之际，主人近乎神秘的一番介绍又将众人的思绪转入了生态起源问题。在感叹当日天气甚佳、观景必定悦目之后，其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年代久远，这片规模巨大的楠竹景区，如今已弄不清究竟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栽培的了。之所以要把这当成问题来介绍，我想潜在的意图无非有二，一是增加此地此景的吸引力，另一还是在暗示其天工作美的自然属性——在人类普遍追求回归原野的“后工业时代”，自然之美似乎重新胜过了人工雕饰。而就在这表面两可的猜测之间，其实还隐含着很有意味的本地内情。大约二十年前，一位长期考察西南文化的民族学家探访宜宾，据他记载，当时被告知的实情是本地“‘竹林’为近年所栽”；并且其还考证出“这一带种竹原有传统”。（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那一年是1981，“竹海”的名称还未流行，本地也还没有获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称号。
到“竹海”之后，我们绕开一个个竖有标牌、可按图索骥的景点，遇见了竹林深处的一户人家。主人姓吴，四十来岁，男性，系当地万岭镇农林村二队的农民，家在附近村里，平时一人住棚屋看守竹林。他说万岭镇原叫万岭公社，原先一直种竹，大跃进时改种粮食，（一九）六四年后又放田还林，重新靠竹为生。问及为何种竹，回答说这一带竹子好栽，一亩竹林的产值与粮食相当，劳作、管理上却比种田省力。成材的竹子通常可长到十多米高、碗口粗细，既能直接外销，也可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后再供应市场，从而使农户的收入有所提高。现在国家提倡旅游，他们吴家也跟村里的许多农户一样，开始在自己的“责任林”中顺带开办经营餐饮的小店，有游客来时便供予“竹笋”、“竹荪”为主的特色饭菜……
照此说来，所谓“竹海”，其实跟“梯田”、“果园”一样，并非天然生成的原始植被，而已带上了明显的人工改造痕迹。改造的动力最初也不是出于观赏目的，而是出于人对生存资源的索取。令人困惑的一个相关疑点是，当我们身处已升格为国家胜地的竹海美景时，同行者中忽然有人提示说这里很少听见鸟的叫声。大家留神细听，发现果然静如幽谷。于是又揣测纷纷，多数认为没准跟大面积的单一植被有关：过度稠密的竹林“独霸”损害了生物所需的多样平衡，从而导致了包括鸟群在内、对食物链有特殊要求的林间生命难以栖息。如果其确系人工所为的话，使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的结果就不能全然视为福音了。
可惜同行者中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众人的即兴揣测还有待证实。但问题的提出已表明“竹海”的命名并不简单。其所关联的层面还有许多值得讨论。比如说，与对外部资源的物质性索取和改造一样，世人对外在事物的精神性指称和命名其实也是一种“开发”。
由此不禁又联想到了演变至今的现实。在倾斜式地大力“关照”了一阵东部沿海之后，今天的中国忽然又上下热闹地说起“开发西部”了。其实千百年来，自从被外在地视为“西部”之后，此地不是一直就处在各种各样的“开发”中吗？
另一种主流的声音
资中筠
我一向认为，相对而言，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中吉米·卡特是最诚实的，最少政客味道，是真诚地信奉人权、平等、和平的政治家。就以总统就职演说而言，自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多数总统表达的是美国的力量和信心，充满豪言壮语，有时咄咄逼人。而卡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谦卑”、“怜悯”的原则的，并且明确表示“决不能恃强欺弱”。他强调精神价值，“不是靠武器，而是凭借反映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建立永久的和平”。在实践中，他的“人权外交”相对说来，较少双重标准——当然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可惜，在残酷的国内、国际政治斗争中，个人道德和理想不一定是取胜的筹码，他执政期间并不如意，政绩平平，恰恰是因为道德价值观在其心地中占有太多的比重。当然他也做成了几件事：和中国建交、签订巴拿马协议；放宽对古巴的封锁，改善与古巴关系；促进阿以和平。最后因伊朗人质事件而输掉争取连任的选举，黯然离职。
但是卸任以后，他却更加持久而积极地坚持他的一贯信仰，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出呼声，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达四分之一世纪而不少衰。这在“前总统”中也是很少见的。他创立了卡特中心，以此为平台，推行他的理想，对内倡导平等，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身体力行，甚至亲自参加为穷人盖房的劳动（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秀）；对外主张和平，几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外用兵，热心进行和平斡旋。近年来他先主张取消对伊拉克制裁，9。1l以后，他是少有的公开反对出兵阿富汗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气氛下，可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在电视上发表他的观点。毋庸赘言，美国打伊拉克他是坚决反对的。对内，他坚持平等的原则，一贯对美国的贫富分化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反对右派指穷人贫困是因为自身太懒，不求上进之说，认为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只要给他们以平等的机会，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所以他的思想与新老保守主义都是对立的。卡特作为一个特殊的美国的公民，将基督教精神和社会生活融合成一种新的改变美国的动力，并在美国社会中持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在美国政治思潮的光谱上，卡特属于自由主义偏左翼，他从这个角度批判美国政府当前政策，与目前美国正在掀起的批判方向相一致。但他对小布什的批判远不是美国社会中最尖锐的。这本书也并不是唯一一本批评美国时政的书籍，在此之前美国出版过大批书籍，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不少观点更加尖锐、激烈。新保守主义现在已经走下坡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原来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福山的反思。他在《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一书中说，美国利用冷战之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机会，试图一鼓作气把全球都变成民主国家，因此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在伊拉克美国再次面临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局面。他也提出美国的权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谦卑。卡特的这本书顺应并推动了这一反战和批判布什政策的潮流的发展。
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反对现政府的政策，也不单纯是反对“新保守主义”，更非大选即将到来之际的一种党派斗争的宣传。而正是如书名所表达的，代表了一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感。卡特是从美国根本的价值观——基督教最基本的理想来反观美国现在的行为究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多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美国人在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上回复到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和信仰上。他认为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奉献、同情、宽恕和仁爱的准则。他在书中处处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这种坚定信仰之下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美国现行政治生活和政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对其他宗教，他真诚拥护信仰自由。他说：“作为世界上种族最具多样性、人民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我们认识到，为公民提供准确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容许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是十分可贵的价值准则”。因此，他反对当前对美国保守派政治影响很大的极右派宗教思潮，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这点更加证明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宽容。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是源于美国人一直不相信仅靠政府的权威就可以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前提。每当执政者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出现重大偏离时，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反省力量将其拉回正常的轨道。这也是美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不过道德滑坡没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转，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不论原来属于什么道德体系的民族，都有一种“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慨叹。面对商业化、消费主义、拜物主义大潮，似乎一切传统美德都在被腐蚀、冲垮，似乎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与精神文明成反比。这里只谈美国，其实从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时候，已经发生这种现象。二十世纪初期有过一次重大的改革运动。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以反越战和争取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