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6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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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是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私下间的通信，更具备不可比拟的史料价值。本文先略述周作人、龙榆生两人之交谊，然后对周作人的两封信进行释文（原书仅刊登书札的影印件），并论述其价值。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是晚清词学大师朱祖谋和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长期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在二三十年代，龙榆生属于旧派人物，交往的人基本集中在诗词界。虽然龙榆生在厦门和上海时都和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也提过他（具体见龙榆生自己在《苜蓿生涯过廿年》的回忆，见《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第921、927页。还可参见张晖2001年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9页、第48～49页），但他与远在北京且以新文学起家的周作人，当时还从未有过来往。他们之间的交情，应该始于1943年的南京。
据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2000年版）记载，1943年4月，周作人受汪精卫邀请，与沈启无、王古鲁、周丰一等人从北平到南京访问。龙榆生当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4月10日至12日，龙榆生和当时同样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的杨鸿烈一起陪同周作人等人赴苏州扫章太炎墓。后来龙榆生又在南京陪周作人、沈启无游览玄武湖，并有《癸未暮春与启无陪知堂老人泛舟玄武湖作》诗记载他们这次交游。（《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4～125、131页）
若仅从上述事实看，周、龙二人也就是泛泛之交而已。但是，抗战结束后，他们的关系却密切起来。这无疑与他们的共同遭遇有关。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在北平被捕，1946年5月27日押人南京老虎桥监狱。而龙榆生亦于1945年11月8日被羁押，至1946年3月8日被押至苏州狮子口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身处囹圄的龙榆生在本人及家庭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仍嘱咐在南京的长女龙顺宜要尽力照顾周作人。而龙顺宜果然依照父亲的叮嘱，对周作人进行了力所能及且悉心的照顾。近四十年后的1983年，龙顺宜撰写了《知堂老人在南京》一文，详细披露了其中的情形。（刊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3月）
1949年1月周作人出狱后住上海尤炳圻家，而龙榆生在1948年已经保外就医，当时定居在上海，听说周作人的消息后立刻赶至尤家拜访周作人叙旧。8月8日，周作人即将北返，龙榆生还赠其路费一万元。（《周作人年谱》）可以说，由于类似的身世，使得周作人与龙榆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下二函便是在此背景下写的。
第一函
榆生兄大鉴：
得十八日手书，知近来曾患胃病，虽已然平复，尚希加意摄卫为要。今年寒冷特早，北京已见冰霜，想上海当较好。大世兄往玉门任职，甚善甚善。现今火车通至兰州，国内渐如一家。又闻玉门生活设备甚佳，大概比小都会要好得多。而且所学得所用，诚大佳事也。弟之译书正是家庭手工业，但间接亦于国家有用。以前两年全与私商（书估）打交道。但现今那些货物（译稿大小五部）悉已由人民文学社收购。为此不但将来有出版之望，且亦足见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总算不为白费，私心窃以为喜也。匆匆不尽，即颂近安！
弟 作启
十月廿六日（1952年）
“大世兄”指龙榆生长子龙厦材，1952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分配至玉门工作。玉门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周作人在信中对龙榆生进行安慰。火车通至兰州，应该是指陇海铁路1950年4月开始修建天水至兰州段。信中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购之“译稿大小五部”，应该就是指1955年2月起陆续出版的《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浮世澡堂》《古事记》等书。“于国家有用”、“以前工作在政府看来亦是有价值的”云云，可见知堂当时心态。
关于周、龙二人的交往，日本学者小川利康曾考证说：“龙榆生与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曾见过一次，后来同年龙榆生来京见过三次。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联系，1953年周作人以周遐寿的名义出版《鲁迅的故家》后，才恢复通信关系。”（小川利康：《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及其杂诗的体式》，2002年12月14日“中国文学与东亚西亚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第10页）。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龙榆生和周作人一直保持有亲密的联系，这从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得知。所以，小川的说法是显然有误的。这封1952年所写的信，更可证明小川推测周、龙二人1953年才恢复通信的说法有误。而从周作人信中的家常语气来看，这封信应该不是他们建国后的初次通信。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没有因为建国而中断。
第二函
榆生兄大鉴：
一日手书诵悉。知寄药已到，第二次于昨日发出，想收到当在十日后矣。药为弟所服用之余剩，故以奉赠，但希望能有效验。在港之部分为托柳君购入者，而弟向海关申请之药已托别一友人购寄，因此转赠嫂夫人试用。根据海关人员的了解，购寄药品只可自用，不能转售，否则即为违法。但赠送则不在此限，因此关于药价请勿再提及，只请作为友人赠贻赐予收下可耳。匆匆不尽。即颂大安！
弟 启明顿首
六、四（1954年）
据《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记载，周作人在1954年仅留存三篇文字，其中《读（庚辛）》还是遗作（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之《资料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9页），则这封信的价值可以想见。在信中，周作人提到赠药给龙榆生夫人的事，更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
“柳君”应该指柳存仁。据郭梦鸥《知堂老人来苏州记》（《风雨谈》第三期）中说，1943年4月周作人访苏州时，除龙榆生等人陪同外，还有“上海赶来的陶柳二公”，“陶柳二公”即陶亢德与柳存仁。（《龙榆生先生年谱》，第125页注1）当时柳存仁在香港居住，对周、龙二人来说，柳存仁是久违的旧雨相知。
一切就如周作人第一函信笺上所刻的三个字“如面谈”那样，我们从两封信中仿佛可以看到周作人与龙榆生这两位老朋友在那里叙家常。他们类似的遭际，使二人在五十年代那段特定的岁月里，产生了意味深长的交情。惟一令我们遗憾的是，以两人交往之频繁，来往书札必然甚多，可惜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两封。尽管如此，我们也已然可以通过这两封珍贵的书札修正一些现有的结论，丰富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了。
把百科全书当信赖的伴侣
于 友
学者周有光年逾整百，仍坚持学习、写作。他不仅发表他精通的文字学宏论，多年来更对社会科学问题多有评论，每每提出崭新论见，助人感悟。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职时初识周先生，此后在群言杂志社工作中又有幸得到他不少帮助，交往中对周先生之所以博学多识、文章精辟，有所了解，他是把百科全书当作毕生信赖的知识伴侣，当作学习和研究的学术智囊，才取得了这么广博和丰硕的成就。
早在周先生1923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时候，大学老师就指定《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一些篇章作为他必须阅读的课外读物，他在阅读之后觉得这些文章都叙述的全面而扼要，令自己“茅塞顿开”，由此他跟百科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学老师说过：“建筑知识高楼必须建筑宽广的知识基础；建筑宽广的知识基础，需要自我教育，终身教育。查看百科全书，并进一步阅读其中介绍的著述，是建筑知识基础的一条捷径。百科全书是‘没有围墙的大学’，谁都可以入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先生已开始关心当时中国的苦难和世界的动荡，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一个读报小组，常常谈论天下大事。他们觉得当时报纸的报道过于简单，为了了解世界大事的背景，常常去查看《不列颠百科全书》，每每能得到所需要的资料。他们把百科全书当成了读报的顾问。
当年周先生已然体会到，《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文章都由世界各国权威的专家学者撰写，这书是人类知识的汇总和浓缩，而且学术观点以客观和真实为依据，并不附和一时的思潮起落，因此具有长远的学术价值。
在此后的工作中，周先生需要研究许多学术问题，他总是向他身边的那部《不列颠百科全书》请教。他认为，百科全书几乎有问必答，且其应答都符合要求。先生认为这样的求知过程是一种精神享受。百科全书内容广泛，受它的吸引，先生的眼界和胸怀也就由此变得非常宽阔，知识面相应地拓展得很广。
周先生在解放前从事经济工作，对金融特别熟悉，解放初期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由于他解放前业余研究文字学，建国后被调到政府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一直干到退休。他曾出版了二十多种关于语文问题的著作，对汉语拼音化的改革贡献尤为巨大。二十一世纪以来，他开始评论社会科学问题，运用许多宝贵资料，把问题谈论的十分透彻，具有巨大的说服力，特别显示先生知识的渊博和思想的解放。可以肯定，周先生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博览群书，而《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他所信赖的最主要的书籍。
周先生近年写作过许多关于世界历史和地理的文章，他善于运用百科全书的资料。举例说，2000年12月24日他写作题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长篇文章。在讲文艺复兴的部分，分别阐述了“希腊学术的复兴”、“民族文字的诞生和民族文学的勃兴”、“艺术的创新”、“宗教的改革”、“科技探索”、“地理大发现”等多方面的史实；讲启蒙运动时也分别列述先后发生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历史事件。全文材料的使用简练、扼要，先生显然习惯而熟练地参考了百科全书。
在2001年1月，周先生又完成了一篇长文章，题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次战后世界大国的“大分大合”》。他列述“英帝国的瓦解”、“苏联的瓦解”、“美国的扩张”、“法帝国的瓦解”、“欧盟的形成”和“印度的分裂”等章节，采用了大量史料说明这些大国发生的演变。可以说，只有熟悉百科全书并且善于运用的学者，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大而精辟的文章。
周先生有百科全书这样一位知识伴侣相随，多年来不断写作，经常在民盟中央的刊物《群言》上发表文章，几乎每年都出版文集。最近几年他出版的《百岁新稿》《见闻随笔》《学思集》《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等文集，内容十分丰富，论题十分广泛，对读者开拓知识，提高丰富自身的世界观，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读这些书，就好像在“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听课一样。我曾把《见闻随笔》一书视为“百科选编”，足供随时参阅。
周先生所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曾提到法国有位创办百科全书的杰出人物狄德罗，毕生为真理和正义奋斗，对法国的启蒙运动贡献巨大。周先生早些年也曾参与我国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他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他近年还不断宣扬百科全书的功用，建议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他说过，我国要推进五四运动高瞻远瞩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进行全面的知识更新，就要出版世界权威性的出版物，“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是这类出版物的一种。他还说，这类书在我国出版，对青年一代的知识现代化和思维逻辑现代化有时代转换的启迪作用。
周先生自己受益于百科全书，成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多年来为推动历史，尽力传播有助于我国现代化的知识和观点。周先生的贡献使我不禁想起了狄德罗，先生不正是在追赶狄德罗的成就的热心人吗？
读“人人丛书”的新序
潘小松
去年底不知什么神鬼差使我买了许多新版的“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各类文本，也许是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新写的“序”吸引我。“人人丛书”七八十年前的本子我也保存了百来本，那里面的“导读”简略了些，不如新本子的“序”磁实而有嚼头。看样子，至少在英语世界，人们对经典的研究和解读是有新的心得收获的，否则就难让我掏银子，毕竟新的本子折成人民币很昂贵，要花普通书籍四到五倍的代价。我现在是宁愿多花四到五倍的价钱，也只买这样经过整理和研读的文本；宁愿找这样经过时间检验的英文翻译的其他语种的名著，也不相信我自己的译文能传出原著文本的韵味。也许从法文到英文的距离小一点，就像从中文到日文的距离大概小一点一样。我读Charles Wilbour翻译的《悲惨世界》实在有读King James“钦定本”《旧约》的神圣感。我读果戈理的《死魂灵》，是在Richard Pevear等的英文本子里找到快乐的；可惜俄文程度只能认书名，否则恐怕能读出“含泪的微笑”。“人人丛书”的新本子《死魂灵》序是英译者之一皮氏自己写的，上来引的却是Flannery O'Connor的话：“你喜欢《死魂灵》这部小说吗？我也喜欢托尔斯泰，但果戈理跟光一样不可或缺。”一本书的导言这样开头，巨宏伟大之类的标签就可以省略了；我们甚至无需读完序言，而只消关心一下果戈理自己是如何为第一版的扉页设计构图和字体的。
Peter Washington为“人人丛书”新版英文《悲惨世界》写的序说，维克多·雨果兴许能被视为法国文学的“癞蛤蟆先生”，成天虚荣傲慢地沉浸在自己的伟大里，膨胀的了不得，荒唐得自欺欺人。然而，有一点雨果和癞蛤蟆先生不同，他很不遗余力地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有人问纪德谁是法国最优秀的诗人，纪德的回答带着惊叹号：“维克多·雨果啊！”据说有几首最细腻的法国抒情诗出自雨果之手。雨果早年论司各特道：“司各特的小说有侠气但行文平淡无奇，将来会有另一种小说的，新小说集戏剧史诗侠气诗意现实理想于一体，把司各特祀奉于荷马，真实而伟大。”这些话是雨果1823年说的，当时他的第一本小说甫问世。我们不妨留心一下荷马史诗在西方人眼里的位置。“人人丛书”的护封广告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每一世纪的英语文学读者都迫切需求一本适合自己所处时代阅读的荷马史诗英文翻译本子，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最早最核心的文本。”
我的借助“人人丛书”的英文翻译补课，实在是觉得从前的文学史研习属于空中楼阁，连隔靴搔痒都没有做到。对世界名著文本的隔膜，或许通过学习一种西方语文的翻译文本能稍除。有些文本暂时因了心情和兴趣不读也罢，比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是，“人人丛书”却给你一些意外的信息，比如文学理论家德里达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之类。卢梭的《忏悔录》当然也是“人人丛书”不遗漏的，Furbank的序说，卢梭的作家光环只闪现了不长时间。1750年他发表《论艺术与科学》时已经37岁。14年后，他发表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山间书信》。1749年，卢梭的朋友狄德罗在天牢里蹲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