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6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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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民主的政府，霍夫施塔特也认为，老罗斯福是懂得这种需要的第一位政治家。（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俞敏洪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按照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关于美国例外论，可参见刘军：《美国例外论和工运史研究》，《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桑巴特命题的联想》，《北大史学》ll期），美国既没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社会运动都是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垄断和特权，要求个人和群体的自由。美国历史也表明，只有在严重的国内危机和外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主义才能发展。二十世纪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得益于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这些事件程度不同地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发展。当然，美国国家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位学者在二十世纪中期指出，“真正的美国人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政府，不管政府装扮成什么，他们都会对它保持着警觉和担忧。这种普遍的心态，已使美国人积习成性”。“只要做民意测验，抽象地问及美国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否定的回答占压倒性的多数”。（s．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当然，对国家主义发展的最大反动来自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
克罗利虽然主张以政府权力推进民主，但他对新国家主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乐观或把握。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美国生活的希望（或许诺，英文是Promise）即美国人曾盲目乐观憧憬的“上帝之城”和“希望之乡”不会自动实现，它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美国人自己如何去努力。如同美国的过去有许多值得自豪和感到羞愧之处，美国的未来也将充满着各种挑战。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似乎印证了克罗利的观点。今天，人们在二十一世纪初读《美国生活的希望》这本书，依然会感到亲切，因为克罗利对国家权力与民主关系的论述远没有过时。
（《美国生活的希望》，H．D．克罗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5。00元）
经济霸权能否和平易手：一个历史学角度的考察
钱 勇
翻开张振江博士的这本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近照和一段谦虚的题识：“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心中常常浮现出盲人摸象的场景：自己是这群盲人中的一个，研究所得也只是大象整体的一个微小局部。”钱钟书在一篇短文中将“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印象派”戏称为“摸象派”，在这里遇到了旧相识，让人不禁莞尔。下面来谈谈书的正文。
书中对1933～1945年间两个具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外交上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精致的描述，提出了美国崛起的“三次机会论”。在作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是美国确立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经济大萧条（1929～1933），因为它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以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为标志的英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张振江：《从美元到英镑：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第173页，以下引述该书只标页码）这两次机会之后，就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从英镑向美元转变的决定性时刻。作者从这里开始，展开了对第三次机会的研究，试图还原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过程。从目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将这个“第三次机会”又细化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3～1936年。其特征是“美、英、法三国间的外交关系一直受制于它们的经济分歧与冲突，战债、关税、贸易以及货币等一直是外交矛盾的肇事点”。（第90页）显然，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有其知音，那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特姆恩，只不过彼得·特姆恩向前作了延伸，认为这是大萧条的起因：“大萧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持续冲突的迟到的结果”（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MIT），杰弗里·萨克斯对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换句话说，战争的冲突转变成了和平的冲突。战争的获胜国与战败国就战争赔款、国际贷款和其他金融问题争吵不休。脆弱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使得大部分欧洲国家财力耗竭。而要解决这些冲突很困难，因为这些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欧洲冲突各国之间更深的恐惧和敌意的表现”。（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实际上，除了战债之外，其他的冲突焦点与和平时期并无二致：关税战年年打，贸易战天天打，货币大战有如世界大战，打的不可开交。至于战债中的“战争欠款和战争赔款链”，最形象生动的描述就是凯恩斯的说法了：“美国贷款给德国，德国把同样数值转给协约国，协约国又把它送回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转手——没有人失去一个便士”（第78页），这与当前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资金链形成过程，真是太相似了：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开发商把钱交给政府，政府又把钱存回银行。更相似的是这两根链条都同样脆弱，经常会出现断裂的危险。
第二阶段是1936～1938年。其核心是美国提出的《美英贸易条约》的签订和实施。因为发了一战战争财的美国政府，没有得到期望的战债欠款支付，所以，它要求签订有利于自己的贸易协定。可是，它提出的贸易协定，却导致了经济学上的一个矛盾：作为贸易顺差国的美国，实行的是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想利用《互惠贸易法案》通过农产品贸易来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更大顺差。这种“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保护主义”的风格，不可能让任何国家满意，因此，对于这样无理的要求，英国不理不睬，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理性的贸易协定，居然真的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了，这就是1937年5月的《英美贸易条约》。在一般的情况下，在两个国家中，如果有一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就必然会引发另一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体现为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贸易争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就是用这个现象来解释经济大萧条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通过对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实施贸易壁垒以应付危机，目的在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从而使人们恢复工作。但是，这种政策严重地误人了歧途，因为它会间接地造成国外失业率的上升。当所有的主要国家都采取这种灾难性措施时，国际贸易便崩溃了，国家间的有效的经济联系割裂了，最终，任何地方的失业都会进一步加剧”。（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难道英国的经济学家全叛逃到美国去了，以至于英国政府会签订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非理性贸易条约？大谬不然也。张振江博士清楚地指出：“1938年的贸易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产品……英方对美国贸易谈判呼吁的接受本身就是政治权衡的结果”。（第146～147页）如果考虑到英国接受这个条约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那么，这个难题就豁然有解了：英国都要“国将不国”了。它还会在意签订这么一两个毫无意义的条约吗？这个条约不会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自然在预料之中了。英国人并没有按该条约去买美国农产品，而是省下钱来，去买战争物资：“（1939年9月起），英国议会通过了进出口关税防务法，决定对所有的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压缩进口……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的烟草，部分禁止美国电影商的外汇转出……凡是可以利用英镑或其他方式进口的商品，都尽量不从美国进口”。（第166页）想大捞一笔的美国人，打错了算盘，落了空。
第三个阶段是1939～1941年。这一部分相当有趣。张振江博士认为，在这一阶段，存在两个重点问题，一个是“多边主义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一个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构想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和互助协议第七条。
显然，自由主义的战略构想，一直是美国对外宣传的主打歌曲。而且，在关税保护主义的掩护下，这首动听的歌曲，可以唱得更加响亮。但事实上，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准备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实践。张振江博士不失诙谐地在文中引用了两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1939年圣诞节前夕，一个由英国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被称为‘波特兰计划’的促销活动，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开始，在美国全国一百多个城市掀起了主题为‘救救英国——买点英国的东西’的大型宣传活动”。（第167页）读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自由主义”乎？“自在主义”也！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美国人想“自在”地赚别人钱的一个花招罢了。实际上，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即使在中国悲叹“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的WTO谈判中，这个穿着“自由主义”外套的“自在主义”幽灵，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它也不可能自动地退出未来的舞台。
应该说，张博士强调的“大西洋宪章第四条”，确实体现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但是，这个条款绝对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张振江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了韦尔斯的说法：“如果美英两国不能致力于在战后恢复自由贸易，那无疑等于承认失败，让导致眼前这种悲剧的毒素不受约束地继续危害战后世界。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极大地有助于当时世界的和平和繁荣，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税政策则导致了弥漫战后年代的邪恶”（第191页），那么，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又是什么呢？它是包括“鸦片战争”和一系列殖民主义政策在内的贸易政策。唐德刚先生对于“鸦片”的一段论述，可算是对此类政策实质的一个精准描述：“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试看伦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可见，自由贸易乃是一个障眼法。而罗斯福在给韦尔斯的回信中所强调的“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也就是说：对原材料的获得……第四条应该这样：‘对世界原材料的获取’”，其实质就在于夺取那些被简称为“原材料产地”的原英国殖民地。
“互助协议”第七条，是那个朝生夕死的《美英贸易条约》的一个缩写，当然，它的措辞更加刺激，因为它增加了“废除任何形式的贸易歧视”这句针对英国贸易制度的空话。张振江博士沿用一贯的诙谐方式，用一个“小麦谈判”揭示了它的“假自由，真歧视”的本来面目。小麦的故事是这样的：英国非歧视地从各国进口小麦，美国要求它别买别人的小麦。那么，买谁的呢？当然是买美国生产的小麦了。这不是强盗逻辑么？没有什么比凯恩斯的那句大叫来得更爽利了：“（美国人的）小麦协定草案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它显示想在战后世界严格解释‘歧视’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被美国政府要求发誓放弃‘歧视’，但是另一方面，在同一周内他们强加的小麦协定草案中，我们又被要求以最极端的形式去‘歧视’任何不接受四大国小麦计划的国家。”（第212页）还有比这样的言行不一更“有趣”的事吗？
第四个阶段是1942～1945年。在这个阶段，有两件大事值得回味。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一个是英国贸易制度在美国重获新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美国利用其在二战中获得的经济优势所获得的经济战利品之一。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是自在地享受发财好时光的惟一大国，巨大的战争贸易利润足够让它拥有所有领域的话语权了，小小的布雷顿体系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发了财的美国人未必聪明，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这个金融体系的蓝本《怀特计划》。张振江博士记录了一个“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历史故事。
正如张博士所说，《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存在四个主要差异，其中前三个分歧——谁来主导国际金融制度、贷款数值和限制条件、贸易顺差国的责任担当——是一战以来的老问题，这时的英国只能听从美国的安排。而最后一个分歧——美国方案将国际货币的稳定放到了首位，坚持国际组织甚至可以不惜采取干涉成员国主权的手段迫使该国进行国内政策调整以确保国际货币的汇兑稳定，但英国坚持成员国的经济主权，一再强调国际组织的“被动性”——却是源于对大萧条的不同认识：怀特希望避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造成再次大萧条，凯恩斯则认为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避免大萧条。谈判的结果当然是凯恩斯大败而归。但是，有趣的是，凯恩斯的观点在二战后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却占了上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25年，凯恩斯的政策建议在全世界日益流行。人们越来越相信政府可以积极地调整预算和货币政策来防止衰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增长很快，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家凯恩斯用事实说明了思想是可以战胜强权的。
当然，我们还是不要忘了张博士的幽默方式。他在描述布雷顿森林谈判的时候，还详细地讲解了“稀缺货币条款”的过程，让我们知道强权者的强权与智力未必是同步的。即使我们不懂金融术语，也可以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神经”的表现上，看出谁是真正的胜者：“数年来我们一直在抱怨美国作为债权国的态度；数月来我们在努力寻找迫使他们承担部分责任的处方，但终归徒劳。而现在他们应众望而起，好心好意地提出了他们的解决办法，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件”。（第249页）与哈罗德的欣喜若狂不同，冷峻的凯恩斯却没有这样乐观：“一旦其（稀缺货币条款）后果为人所认识，它必将被抛到九霄云外……我预计，当明显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一可采取的方法时，这一方法将被取消。”（第250页）这真是一个洞察人心的结论。虽然它没有体现在这个条款的实施上，但是，在贸易谈判上，却尽显其深刻的力量。
正如前面所说的，自由主义的贸易安排，一直是美国人的主题歌，但是，真正到了他们来实施这个方案的时候，这首好听的歌曲，却跑调走音了。不仅如此，它还变成了一首维护美国利益的“乡村歌曲”。美国人不是说像英国的帝国特惠制这样的双边方案，是“导致悲剧的毒素”吗？不是说它是“邪恶之源”吗？可是，当英国将提倡贸易自由主义的《奥弗顿报告》交给美方的时候，它却“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单方面抛弃了‘奥弗顿报告’中的一揽子性的多边关税削减法，将互惠贸易法案中的选择性双边关税消减法作为战后贸易政策的基础”。（第334页）除了那句古老得发霉的话：“美国人就是生意人”（American business is business），还有什么可说呢？
第五个阶段是1945年8～12月。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悬念，英美在经济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