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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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出面交涉，军阀被迫放船。
当时，由于战事不断，交通断绝，元济号成了惟一安全运营的交通工具，生意红火之极。8个月之间，清偿了以往的债务，还有数千两银子的利润。这时候，以前退避的股东们又回来了，要求购回外股，从大中银行贷款2万两退还麦司洋行。麦司洋行退出后，麦公司改称大中银行航业部。不久，大中银行倒闭，作为大中银行的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了元济号，改作兵船。1922年，元济号随杨森部开往宜昌，船只朽坏，不知下落，蜀江公司随之消亡。
由此看来，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四川。
据《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
据湖南岳州口岸（岳阳）报道：“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
1923年，广西梧州口岸报告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葡国籍。”
这些报道大体可以表明，仅仅军阀扣船当差这一项，就足以造成航运公司亏损，甚至可以要公司的命。优胜劣汰，中国的旗帜被淘汰出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总经理说，他们挂洋旗十多年，没有向军阀缴纳过苛捐杂税，这项权利又值多少钱呢？我试图计算却算不清楚，只能抄录几段原始资料示意。
据1926年3月《东方杂志》报道：“四川自军兴以来，各种税捐，如云而起，或原有其税，从而加重；或同一税捐，重复征收；或就驻所区段，各立关卡；或藉各种名目，巧为搜括。就其取费之名称言之，有护送费、江防费、送船费、护商费、验放费、船厘、团防费、清乡费、估本费、验船费、统捐费、护农费、红十字费、落地费、临时军费、盖戳费、划子费、公票费、乐捐费、兴学费、出口税、抵岸费，其他名称，不一而足。
“就征费机关言之，有护商事务处、全川江防军征收处、百货统捐局、江防验卡水道警察、禁烟查稽处、国防征费处、保商处、印花验卡、烟酒验卡、船商所、各军护商处、黔军乐捐处等，星罗棋布，到处诈索，商人视为畏途。”
以上抄录的税费名目共有22种，收费机构12类，而且普遍重复征收，加重征收，这已经难以计算了。更何况这些情况还随时变化，与日俱进。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600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3600元之多。”
到底要收多少费，当时的商人已经算不清楚了。据广东三水口岸1923年报告：“沿江各处军队设立机关，征收商船保护费……此项征收机关，随时随地均可设置。小轮航行一次，纳费几何，不能预算，盈亏亦难逆料。……倘政局长此不变，必有仅存洋轮数只之一日也。”
说到这里，需要补充几句，为什么挂上洋旗就可以避难消灾？我们知道，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实在不行就派兵打。事实上，我们的军阀蔑视任何规则和道理，他们只认打。他们知道打不过洋人，打不过洋人支持的更大的军阀，真打起来得不偿失，于是他们就很听话。
据四川万县口岸报告，1918年，四川棉纱销路渐广，驻万县的田钟谷团长忽然于10月21日下令设立捐局，根据装载棉纱的数量，向挂洋旗的轮船抽收特别军事保险费，不交者扣船。轮船被扣80余只，外国领事和海关及各商家竭力抗议无效。半个月后，英国兵舰介入，舰长直截了当地发出威胁，田团长随即放船。
次年，我们在重庆口岸的报告中看到，田团长发明的办法在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全面推广，但只对中国商人有效：“凡系华商货物，无论轮船旗船输运，一律征收。至洋商货物，暨真确洋商船只，所装之货，概不收捐，以冀免外交之困难。”
三、作为环境构成的土匪
在算洋旗账的时候，黄总经理还提到了土匪。他说：“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
这回我们看到了3万两（约等于100万人民币）挂旗费换来的实在东西：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还有土匪猖獗时前来护航的法国兵轮。聚福洋行有三条轮船，应有十六七个法国水兵常年护航，按照现在的行情，请一个保安或保镖，每年总要花一两万人民币，动用这些法国水兵，一年的成本至少要二三十万元，价值挂旗费的1/4左右。动用兵轮自然更加昂贵，关键是买不到。普通商人动用兵轮，在中国简直就是做梦。
这里算的只是成本，没有算水兵和兵轮的效用。假如买不到这些保护，生意恐怕就无法做了。如重庆口岸1919年的报告所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
不仅重庆如此。据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报道，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
由此看来，仅仅对付土匪这一项，挂旗费就花得值。土匪和军阀这两样东西，都是公司经营环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农民必须设法对付的旱涝和病虫害。如今只花了一笔治虫费，居然连旱灾一并治了。
说到这里，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法国公民纳税之后，便获得了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法国政府则有义务在世界各地保护自己的公民。这个以契约为原型的道理，保证这种契约不落空的制度，来自卢梭等人掀起的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公民已经为这些产品纳过税，付过钱，要求军队和兵舰保护的时候就不必另外交费，军费已由法国的全体纳税人分摊了。正因为这样，吉利洋行只要按常规纳税，就可以享受昂贵的服务，并靠私下出售这种服务赚大钱。而法国政府则要严格把关，生怕中国人冒充他们的公民，赚法国纳税人的便宜。
从1920年到1927年，聚福洋行一直以挂旗费的方式从法国公民手里买法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因而经营顺利，资本翻了一番。1927年，法国政府察觉了他们的猫腻，声称他们的公司不合规矩，不能享受法国的保护，必须改成股份制公司，法方的股份必须占到1/3以上。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场面：吉利洋行和聚福洋行签定了一份合乎规矩股份公司的章程，法国吉利洋行的股份占1/3。同时，双方又签定了一份密约，声明法方的股份是虚股，实际上仍然维持挂旗费交易。
从清末开始，欧美国家的公民就开始向中国船商出售自己的公民权利，后来竟发展为一项产业。据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1903年）《外交报》报道，“镇江所有华船，近由美日两国商人，代为经理，悬挂洋旗，以免地方官封差之累。常镇关道郭观察闻之，照会美日领事，谓该商并不买卖货物，专以兜销船旗为事，务请勒令闭歇云。”
1905年2月7日《时报》发自镇江的报道说，美国领事葛威布，报请该国外交部批准，美国商人在华“为人挂旗之产业”，一概不予保护。
顺便说一句，挂旗交易在航运之外的领域也不罕见。北军将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描写了民国初年的两段见闻，抄录下来作为本节的结尾：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讧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的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的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引者）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的牙痒痒的。
稍后，冯玉祥又写道：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四、作为环境构成的
贪官污吏
黄总经理在算洋旗收支账时，考虑到了军阀、土匪，也考虑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船户和船工，但他没有细说衙门和官吏。聚福洋行创建于清朝倒台之后，军阀土匪横行中国，暂时抢了贪官污吏的风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因素对企业盈亏的影响甚大，我必须替他补上。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
“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
“此外如任意取货，曰叼光。无故挑钱，曰加水。强名偷漏而议罚，妄指用物而充公。种种节外生枝，无非于中取利。”
需索留难商民的，不仅是厘卡税务官吏。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李作栋在《新辑时务汇通》中说，无论铁路、矿务、内河轮运，中国人办都办不成，洋商一出面就办成了，于是华商必须依附于洋商。即使股份全是华商的，如果不挂洋旗，不找一个洋商出面，已经办成的事也必然失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所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其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内河行轮，或谓碍民船、碍厘金，……凡待华人莫不如是。”
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其中有一段中国商人朱立兴诉苦的文字。他说，我是徐州人，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为业，虽然照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