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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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要是有谁一眼就能发现问题，那准是常上论坛拍砖的高手。我是不行，我是读过这段好多年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孟子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二句，也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三句，还是说没尽到责任。看起来没问题是吧？
可是，这三种责任性质不同。
先拿第一句来说。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朋友没尽到责任，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跟他绝交。
第二句，官员是由国君任命的，其中涵义是：国君把某一项政府职能托付给这位官员管理，所以，当国君发现官员不能尽责的时候，国君作为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把他撤职。
孟子的这三句是递进关系，三句之间的逻辑结构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前两句的逻辑结构确实是一样的，可第三句却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托付人是谁？被托付人又是谁？
按照孟子前面两句的逻辑，这里的被托付人无疑就是齐宣王，可问题是，齐宣王是被人托付来管理齐国的么？谁又有能力因为齐宣王的失职而罢免他呢？即便是说齐宣王和他的列祖列宗之间有个托付和被托付的关系，但是，齐宣王可是生来就是齐王啊。——朋友不是生来的朋友，官员不是生来的官员，而齐宣王却是生来的齐王。
其实呢，孟子肯定明白这点，可他还能怎么说呢？在他的位置上，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进化论和基督教并不矛盾
《孟子》一书，有很多这种值得留心的逻辑问题。从古到今，逻辑问题无处不在，而且经常很有意思。不少问题看上去是事实的争辩，其实呢，或许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借着谈孟老师的逻辑，我们来看看身边的一些逻辑问题。
这一段，进化论和基督教又争论得如火如荼。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最近又开始热烈起来了。一些基督徒以为驳倒进化论才能捍卫神创论，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提出我的看法，嗯，我的看法乍一看很不着调，别急，听我慢慢说。
我的看法是：即便进化论已经无懈可击了，也不会推翻神创论。
也就是说，进化论和神创论很可能都是对的。
（呵呵，黑格尔出现了，一“正”一“反”都争了好多年了，这个“合”其实早已经应运而生了。）
上帝造人，难道就非得是捏个泥团吹口仙气来造人么？难道就不能是设计了一套进化程序来让物种自然进化从而最终出现了人类么？《旧约？创世纪》的文字需要使用古人能够明白的字眼，用个比喻什么的不是很正常么？我们说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难道这就是说天上真有一颗叫做“大救星”的星星，而党就是那颗星星下凡？
呵呵，除了进化论，其他种种也大可以如此类推。比如考古，无论有可能出现多少与《圣经》记载相矛盾的考古证据，也无法反驳《圣经》。这里面最根本的逻辑就是：信仰是先验的，而科学是经验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对于基督徒来讲，当你成为教徒的时候，就等于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公理”，比如“上帝是万能的”这类思想，而公理既是不需要证明的，也是无法被证明的，就像几何公理一样，有了这些公理，然后再论其他。
那么，在“上帝万能”这个公理之下，任何事情都是有解释的。我说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的世界也许只是上帝他老人家在昨天才创造出来的，但是，他布置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布置了种种证据，甚至包括等待我们将来去发掘的所谓考古证据，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生活了很久了，使我们相信地球有四十六亿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宇宙只有一天的历史。
看，这样一个看上去荒谬绝伦的说法，在“上帝万能”这个公理之下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所以说，用经验的实证来检验先验的信仰，这从根子上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呢，大家争来争去在争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看似是个事实问题，其实是个逻辑问题，争论的双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还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现在说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地心说并没有错，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
我这话一出口，可能连教会都得朝我扔鸡蛋。但我接着会说：“哥白尼也没错！”
——我是在发神经吗？难道这个结论很离奇吗？
一加一等于几？
张三说的等于二，李四说等于三。那么，如果是二，那就不是三；如果是三，那就不是二。是这个道理吧？
可地心说还真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好像是小学就学过吧，老师说：“北京是中国的中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具体都是什么中心，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时候同桌的哥白尼举手提问：“老师，我搞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发现北京是在中国很东边的位置上，不是中国的中心。”
老师闻言大怒：“好小子，散布异端邪说，明天请家长来！”
——很明白吧，哥白尼没错，老师教的也没错，如果说这里面有错，那错的就是老师“请家长”的这种作风。
逻辑问题真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问题，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真应该好好看一看《孟子》，《孟子》一书中有不少很精彩的逻辑典范。逻辑问题有时很害人，比如，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经常用一种简单二分法，看什么事情都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在论人的时候，不是君子就是小人，对君子要捧，对小人要斗，看上去满是回事，其实世界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这种非此即彼式的逻辑到现在都还很常见。举个例子，前一段网上最热闹的关于抵制日货的辩论，我看里边的这种二分法就特别多。比如，你如果说你不买日货，有人就会斩钉截铁地把你归到“支持国货”的圈子里去，其实你可能也不支持国货，而是喜欢买英国货，买美国货；如果你说你反日，有人就会斩钉截铁认为你爱国，其实反日不见得就等于爱国呀，一个不爱国的人也是可以反日的。所以呢，当你提出你反对白，有人就会认为你是黑，然后就马上会对黑展开大讨论。那么，这些人的脑子里就缺少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你反对白，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支持黑呀，你还可能支持黄，或者支持蓝。我看着当今论坛之争和历史上种种君子小人之争，实在觉得非常相似。
我发现还有一种情况是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混在一起，纠缠不清。还说这个论坛讨论抵制日货的事。有一种主流论调是：抵制日货是为了打击日本经济。反对派说：这样做对中国经济也没好处，所以不该抵制日货。又有一派说：你要抵制日货，你就别上网，别什么什么，因为你上网的服务器用的什么零件可能就是日货，日货无处不在，除非死了，根本避不开，所以不要抵制。
现在看看，第一种声音，嗯，这是有感情，没理智。
第二种声音：有理智，没感情。
第三种声音：没感情，没理智，逻辑混乱。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抵制日货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是自由交易，那么，交易有利于双方，贸易有利于双边，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所以，抵制日货，很可能就是对人家日本经济也不好，对中国经济也不好。所以第一种声音说是想达到一种经济结果，这就违背了经济常识。第二种说法倒是合乎经济常识，可是，问题在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讨论，就好比，李四当年闯进了张三家，把张三杀了，把张三的老婆强奸了，虽然后来被赶跑了，可李四和李四的儿孙们现在一提起这“当年勇”还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家人见着张三的小孙孙，就开始说：“当年我（我爷爷）杀你爷爷，杀得这叫一个爽，强奸你奶奶，这叫一个爽！来，干一杯，喝完酒咱们接着谈买卖。”
张三的小孙孙一听，虽然心里不大舒服，可仔细一想，人家这也是话糙理不糙，所以呢，为了共同的经济发展，生意还是得做。
第三种声音一句话就能说清，它的逻辑是：如果你做不成完人，那你就不要做人。
逻辑听上去是个很乏味、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古往今来很多事情，要把逻辑关系理顺一些还是需要费些力气的。《孟子》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逻辑问题，往下还会慢慢现身出来的。
人民群众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做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么？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我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还真就有这么一个人，领导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臣们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可领导人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人不该杀。这可怎么办？
群情激愤，全都嚷嚷着该杀。这位领导面对着无数人的唾沫星子，他该怎么办，杀，还是不杀？
——这可是一次面对面的公众行为，所有人，包括大家都说该杀的那个人，还有领导人，还有大臣们，还有大批群众，全都在一个场地，面对面。现场气氛异常热烈，喊“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会怎么办？——补充说明，这是在古代，别指望什么现代社会才有的机制。
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