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军统杀手陈亦川-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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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
一
195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阴沉沉的天空飘着细如牛毛的雨丝。一支由一辆美式小吉普、三辆囚车和一辆载着十几名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来到上海市闸北区郊外一个名叫“杨家宅”的小村外——这里是上海“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刑场。从囚车中押下一个40岁出头的高个男犯，身穿藏青色咔叽布中山装和黑色毛料裤子，长长的头发迎风乱拂，惨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里闪着难以掩饰的慌乱神色。他名叫陈亦川，是14年前执行暗杀反蒋爱国人士王亚樵的骨干分子。
王亚樵，1889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北乡磨店镇，辛亥革命时参加合肥独立起义，后又投身北伐革命，出任安徽副宣慰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王亚樵因政见不合走上反蒋道路，8年中一直把暗杀行动作为反蒋、抗日的主要手段，先后组织过行刺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等中外要人的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又派人向张学良“送”了一枚炸弹，要求他或重返东北抗日，或者自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还曾组织淞沪义勇军协助19路军抵御日本侵略军。
当时，蒋介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最高，为100万大洋。据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所记，当时蒋介石对林彪、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的赏格也不过10多万大洋。可见蒋介石对王亚樵的“重视”程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这次会议由于有阎锡山、张学良等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人士参加，连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亦起程来宁出席，真可谓党内空前“大团结”。按大会议程，9时20分左右，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可蒋介石不知何故没有来。记者和工作人员面对中委们站成一个半圆形，相机闪个不停，一切似乎很正常。
9时35分，摄影结束。委员们陆续转身走上台阶，准备登楼参加预备会议。突然，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6响左轮手枪，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精卫连击3枪：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射中左臂，一枪从背后射进第六、七节脊椎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
会场秩序顿时大乱，中委们四散奔逃，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滚落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
慌乱中，和汪精卫一起站在第一排的张继和张学良急奔上前和行刺者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精卫的卫士立即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有人从他的身上搜出新闻记者证一张，号数是63，上面写有“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几个字。
堂堂国民党副总裁居然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被刺，举国震动。蒋介石大怒，找来戴笠大发雷霆，令他限期破案，务必要查明真相！
戴笠一下就判定此事是王亚樵干的，因此严令特工对王亚樵的行踪进行大规模探查，终于获得王亚樵藏匿于广西梧州的消息。1936年10月20日，陈亦川等特务成功将王亚樵暗杀，并按事先策划的方案乘汽船逃离梧州。
不久，该血案被梧州市警察局察觉，值班警员随即出动前往现场查看。由于王亚樵的脸皮被特务揭去报功，一时竟无法确认死者身份。经连夜反复调查，最终认定死者可能是王亚樵，并找来与王亚樵有手足之谊的郑抱真和华克之辨认。郑一眼便确认，死者就是王亚樵！
郑抱真，安徽寿县人，1929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反蒋抗日集团，成为上海“铁血锄奸团”的骨干。“一？二八”事变时，担任19路军军需主任，深受王亚樵信任。王亚樵被害后，其部属各奔前程。郑抱真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并担任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次年率部参加新四军，历任纵队副司令员、津浦路西分区联防司令、行政专员。解放后，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
陈亦川由于在暗杀王亚樵行动中立下大功，受到了戴笠的嘉奖，可惜官运不佳，一直到毛人凤执掌国防部保密局时依然是个中校。上海解放前，陈亦川“临危受命”，在上海潜伏了下来。
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1950年2月改称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在缴获的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大批潜伏特务的名单，其中便有陈亦川，于是向上海市公安局下达了缉捕令。但查来查去一直没有发现陈亦川的踪迹。
1950年3月，原军统特务、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葆珊在沪落网，由此挖出了一批潜伏特务。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对反革命分子集中缉捕行动，数百名特务分子、反动军警、还乡团头子、反动会道门首领等在一夜之间落入法网。由于被捕的人犯太多，公安人员一时无法一一讯问被捕者，就分门别类对其进行处置：重要的人犯先提审，次要的后讯问，再次的暂时缓一缓，让他们先写一份《个人自传》，交代自己的问题。
大约过了一星期，市局侦查员马新民在审查一个名叫姜深义的军统特务的《个人自传》时，发现其中提到了陈亦川，便立即提审姜深义。
姜深义1940年参加军统。当时，对加入军统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还要有两个军统上尉以上军衔的特务当担保人签字画押才行。姜深义的两个担保人中有一个就是陈亦川。但他对陈亦川的下落却并不清楚。
姜深义记得，跟陈亦川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12月，当时他接到命令，从南京去上海押解一名以“通匪”罪名被捕的国民党将军。在保密局设在上海虹口的一个机关里遇到了陈亦川，陈以老大哥的口吻关照了姜几句，但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姜也没有问。
马新民听后，稍作沉思，问道：“你是否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陈亦川的情况呢？”
姜深义想了一想，说：“对了，我听说陈亦川跟保密局一个女报务员关系非常好，两人在南京还借房子同居过。”
“你几时听说的？”马新民顿时来了兴趣。
“我是去年3月下旬听说的，这件事保密局里知道的人不少，因为据说毛人凤曾经对此发过火，说陈亦川那样做会惹出事情来的。但因为陈亦川资格老，又在谋杀王亚樵那件事上立过大功，很受戴笠称赞，连蒋介石都知道，所以拿他也没有办法。”
“毛人凤发火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那个报务员叫什么名字？”
“申少珍，29岁，原是南京邮电局的职员，抗战胜利‘还都’后，经人介绍进了军统局，在电讯处当报务员。”
马新民问：“这个人现在哪里？”
姜深义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估计她不大可能去台湾。”
“为什么？”
“当时我们内部都在说，凡留在大陆上的都是当替死鬼的，都是被上峰认为‘无能’、‘抬杠’的人，上峰看不中的人。申少珍已经被毛人凤点过名了，当然不可能让她去台湾。”
马新民立即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局领导决定派他带两名侦查员前往南京查摸申少珍的情况。
1950年4月5日，马新民等3人赶赴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3年1月后建制为南京市公安局）。由于南京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特务、情报机构的总部都曾设在这里，所以全国各地到此调查敌特情况的人员很多，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各地外调人员的部门。
经查，敌伪档案中确有申少珍其人，是保密局电讯处的报务员，1949年1月刚刚晋升少尉。档案显示就这些情况。接待部门又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申少珍既然原来是南京市邮电局的，如果人还在南京，肯定会露面，她在邮电局的同事也许见过她，何不去邮电局了解一下情况？
马新民等3人立刻找到南京市邮电局的保卫部门。在对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5位申少珍原先的同事，果然有人说不久前曾经见过申少珍，说她现在戏班子里唱戏，可究竟是哪个戏班子、在何处活动就说不上来了。
马新民等趁热打铁又去查戏班子，发现在南京地区出没的戏班子虽然很多，但凡属南京本地的戏班子在文化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他们又去文化管理部门翻着登记簿一一细查，终于在一个名叫“吴家班”的绍兴戏班子的花名册上发现了申少珍的名字。再翻报纸，知道“吴家班”当天晚上在秦淮河夫子庙就有演出，于是决定接触申少珍。这时，南京市公安局也正在寻找申少珍，因为她是“在敌伪机关任职的人员”，却没有按照市军管会公告规定的期限向公安局登记，这种行为当时被视为与新政权的对抗。就在马新民等3人跟南京警方联系当晚去夫子庙找申少珍时，警方正好也开出了拘留证，于是议定由南京警方派两人和上海同行一起去。
马新民一行赶到夫子庙时，“吴家班”的绍兴戏已经开场了。因为怕惊动太大，想等到演出结束后再下手。但不知怎么的，申少珍竟然察觉到公安局准备抓她，于是利用去后台化妆的机会逃跑了！马新民向上海方面电告了情况，领导因人手紧张，决定让3人先回上海接手其他案子。
马新民返回上海后，南京很快就在江宁县（现南京江宁区）发现了申少珍。这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正准备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填房”。就在举行婚礼的前夕，警方将她逮捕归案，关进了羊批巷看守所。
上海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马新民二赴南京向申少珍了解陈亦川的情况。考虑到申少珍可能装聋作哑拒绝回答问题，还带去了对姜深义的讯问笔录和两份有关申少珍、陈亦川两人密切关系的材料及照片。
在大量证据面前，申少珍不得不招供：她确实跟陈亦川保持了3年多的情人关系，一直到1949年4月才中断，两人不仅在南京借房子同居了1年多，一度还常去上海陈亦川借用的房子度假。
“陈亦川现在在哪里？”马新民追问道。
申少珍回答不上来，因为1949年4月23日后，两人就中断了联系。申少珍估计，陈亦川可能逃往台湾了。
此时，杀害王亚樵的案犯几乎全都落网了，只有陈亦川在逃，上海市公安局在向全市各公安分局下发的《敌情通报》中，列出了陈亦川的名字和罪行，要求各分局“密切注意该犯线索”。
其实，这时陈亦川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拘捕了，只不过他使用了徐庆楚的化名，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陈亦川。
原来，陈亦川解放前夕搬到了位于榆林区的另一处住所。上海解放后，使用了假身份的陈亦川没有去公安机关登记，原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不知怎么的，一天公安机关突然来找他，要他讲清楚自己的历史，因为有邻居对他产生怀疑并写了一封检举信。不过，包括公安局在内，谁也不知道这个徐庆楚竟然是军统特工。陈亦川虽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简历，但简历中有太多可疑之处，于是在1950年4月中旬被“请”进了局子。
由于当时公安局人手紧张，对陈亦川之类的嫌疑分子暂时无法顾及，他的事情就一直拖到6月上旬。一天放风时，一个刚刚落网的军统特务认出徐庆楚就是陈亦川，立刻向看守所方面报告，这样，陈亦川的真实身份终于暴露了。
三
陈亦川在沪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亚樵的长子王继哲立刻去皖北行署申诉，要求清算陈亦川杀害其父的罪行。当时郑抱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非常重视此事，当即出面联系了王亚樵的老朋友许习庸，请他将亲耳听陈亦川说的谋刺王亚樵的经过写一份材料。
郑抱真又给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1951年2月后任局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查明陈亦川罪行后予以法办。这封信函和王继哲的申诉状、许习庸的举报材料一并派专人送往上海，直接交给杨帆。杨帆指示迅速查明情况，依法惩处。
到了这一步，陈亦川只好交代了所犯罪行和全部特务活动，其中包括其参与杀害王亚樵的情况：
1935年10月，王亚樵、华克之等人组织了轰动全国的“六中全会刺汪案”后，蒋介石严令侦缉王亚樵及其部属。不久，王亚樵集团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在香港被捕，随即引渡至南京接受审判，一审判处死刑。陈亦川以同乡的名义出面找余立奎说：“只要你把王亚樵藏身的地点说出来，就可以免你一死！”余立奎没有理睬他。陈亦川碰壁后又设了一计：允许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去监狱探望余立奎，并派人跟踪，指使一名特务住到其隔壁，寻机接近余婉君做劝说工作。
与此同时，陈亦川又派了一名特务伪装成犯人关进余立奎的监号，不时进行挑拨说：“你被捕后，王亚樵已经跟余婉君有了勾搭，你这样为王亚樵拼命，有这种必要吗？”余立奎虽然还是不为所动，拒绝说出王亚樵的藏身之处，但这种挑拨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当余婉君再来探监时，余立奎表示不见。余婉君深感委屈，大哭不已。陈亦川对余婉君说：“余立奎说只有你知道王亚樵的住处，说你如果要表明跟王亚樵没有关系的话，就领我们去把王亚樵捉来换他出去！”余婉君听后半信半疑，提出要见了余立奎再说。陈亦川拒绝了，说：“余立奎有话，不把王亚樵捉来，就不跟你见面！”余婉君信以为真，便带领陈亦川一行去广西梧州。
1936年春末，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在梧州市西江岸边一幢房子里，改名匡盈舒，随行人员均分住于梧州市。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的李济深与时任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白崇禧正联合反蒋，三人商定，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
余婉君跟王亚樵联系上后，骗王亚樵说她跟一个亲戚一起从余立奎那里来，有要事与王商量。王亚樵一点儿也没有怀疑，立即动身去了旅馆。他敲了敲门，没听到动静，又敲了一下门，感觉有动静却没有人出声，毕竟是武林高手，心中一怵，双枪的保险立即打开。他低声叫了两声，发觉还是没人应，顿时明白坠入了陷阱。于是抬脚猛然踢开房门，俯身向前一滚，眼光扫处瞅见两条人影伏在门后正准备扑出，手中双枪应时已响，两声惨叫中两人已就地了结。王亚樵知道已身陷重围，于是飞身下楼，在楼道里东躲西藏，开枪还击，又放倒几个特务。眼见就要冲出旅馆了，心中一喜，正准备举步冲刺，突然，胸口传来一阵剧痛，一股鲜血喷涌而出。他心知中了暗枪，身形一滞，此时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向他射来，身上已中10多枪。曾经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军统特务陈资平、王鲁翘等人为让戴笠确认王亚樵已死，就将王亚樵的脸皮揭走。余婉君一看大惊，紧紧抓住陈亦川，说他失信，并且大呼警察，特务处香港区副区长王鲁翘当场开枪将其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