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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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服务成本管制不得不尽力解决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区分问题。在过去10年的通货膨胀背景下，这种区分尤其必要。由于通货膨胀，一台蒸汽发电机的历史成本比它的机会成本要低得多。以这种较低的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将不能补偿当前的机会成本。
另外，以搅在一起的全部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忽视会超过当前平均成本许多倍的长期边际成本。同样地，这种区别在通货膨胀环境中是特别确实的。一家为满足当前管制价格下的需求而必须扩张的电力服务机构会不得不承担多倍于它过去购置资本设备时必须支付的成本。其部分原因在于通货膨胀，部分原因在于重置“生产性”资本设备的同时，必须购置与年俱增的减轻污染的设备。在某些情况下，电的长期边际成本是电的价格的5至10倍。如果电的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不能反映提供这类附加能源的真实的、长期的边际成本，那末，消费者的需求量将超过假使不是这种价格时的水平。因此，不允许电力服务机构将扩大产重的速增成本“传递”出去，便导致消费者不能面对它们所使用的电力的真实社会机会成本。这些情况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并产生由管制价格下的电力需求过度所引起的某些潜在的问题。
收益率管制
收益率管制同公用事业委员会或某个其他委员会有关。后者制定出一种容许受管制产业投资者的资本获得“公平的”收益率的价格。收益率管制大概阻止了垄断者——不管是电力服务机构还是电话公司——获得垄断利润。在最简单的管制过程模型中，一家公司使用劳动与资本这两种投入来生产一种产品。在市场决定的价格水平下，这两种投入的供给量是无限的。管制仅以一种方式影响厂商的决策。在任何一年，仅容许它得到其资本价值的某种固定的百分率。这种固定百分率即是按照所谓比率基础计算的公平收益率。比率基础则是它的资本总额。在最简单的管制模型中，除定价之外，受管制厂商的管理人员被容许完全像没有这种管制时那样去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为了不使该模型失去意义，假定管制机构所容许的公平收益率和产品价格低于没有约束时本来会出现的收益率和价格。在方程式中，受管制厂商在管制约束下使其总利润最大化，或者使下式的数值最大化：
利润＝Pq－wL－rK （20。1）
这里，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L为劳动量，w为工资率，K为资本总额，r为单位资本成本（隐含的单位资本租金率）。
约束条件为：
Pq－wL/k≤z （20。2）
这里z＝r＋v，它是管制所容许的、并超过单位资本成本的收益率，其中的v≥o。
受管制厂商被容许获得的收益率至少等于资本总额的租金价值。收益率依赖于v，并可以大于r。管制者决定v，从而决定z。推测起来，z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因为管制者不容许出现垄断利润。
我们知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有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将不同于无约束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方式。运用以上模型中的简化了的假定，可以说明厂商会过多地投入资本。
阿弗奇－约翰逊效应
1962年，阿弗奇和约翰逊在他们的创新性的论文中，提出了管制使厂商偏向于发展和采用资本密集程度超过没有这种管制时的生产工艺的论点。这种资本密集倾向被称作阿弗奇——约翰逊效应。之所以出现过多投资，是因为当被容许的投资收益率固定为z，并小于使利润达到最大的收益率时，受管制公司将获得过多投资的刺激。目标是使总利润达到最大。如果一项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固定的，那末，为何不增加资本投资来得到较多的绝对利润呢？在所选定的产量水平上。同不存在管制时相比，受管制产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会增大。收益率基础的这种扩展是低效的。
随管制而来的问题
即使在原则上也不能将管制视为易事。实际上，它被证明是极其复杂的。下面，我们将考察同管制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问题。
服务质量 要使管制有效，就必须对每一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只要对每一名义质量单位的名义价格实行管制，那末，商品质量的变化将改变实际价格。然而，只要管制者不能管制所售商品的质量，有效管制的困难相对地说就比较大。
设想一下对电话服务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进行管制。这种服务的质量是多方面的。收到拨号音，听清其他人的声者，话务员迅速应答，迅速排除电话故障，快速接通长途电话，是这些方面的一部分。对电话公司的管制，通常要处理电话服务价格问题。管制者关心服务质量，但他们只能管制质量的某些方面。如果电话公司要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而管制机构拒绝提高名义价格，电话公司便能降低服务质量，从而暗中提高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在美国的很多地区，不允许电话公司向偏僻农村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显著地高于向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收取的服务价格。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每固定质量单位的价格，电话公司便降低服务质量。在某些农村社区，也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装上个人电话；而在城市，装个人电话是容易的。显然，若每月向合用一条电话线的所有各方收取20美元的电话服务费而不管他们是否有个人电话线，则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话线总比同其他三个人合用一条电话线要好。若另外一个人已占用了合用线，你要打电话就必须等待，当你正在通话时，你会不断地受到其他人为了打电话而拿起他们的电话机话筒的干扰；有些时候，合用线每一方特殊的电话铃都能在你的电话机上听到。
定价政策与“超额”利润 推测起来，管制委员会有权阻止超过公平水平的收益率。因此，管制机构反对按长期边际成本定价或按高峰负荷定价。如果长期边际成本大大超过平均成本，前一种定价方法就会导致超过公平水平的利润。在美国的很多地区，由于建造工厂、添置消除污染的设备和筹集资本开支的成本递增，电力的长期边际成本的确超过短期平均成本。因此，以平均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必定大大低于以长期边际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管制机构大概不愿意容许厂商按长期边际成本索价——即使这是最有效率的定价方法——因为会产生超额利润。
高峰负荷定价涉及到相同的问题。在一天的不同时间和一年的不同时间中，存在着电力需求高峰，而电力贮存的代价又太高。管制机构不愿意要求或应允电力服务机构在高峰期时的收费率超过非高峰期的收费率。如果高峰期的收费率较高，电力服务机构会再次发现它们获有超额利润，而这一点会使管制委员会的官员感到为难。即使高峰负荷定价使稀缺资源以要求购买稀缺资源的那些人支付全部社会机会成本这样一种方式来配置，我们在受管制产业中几乎没有看到过高峰负荷定价现象。环境防护基金会发展了这些观点，并促成威斯康星州公共服务委员会于1974年决定计麦迪逊煤气与电力公司着手建立一个按高峰负荷定价的电力系统。当夏季使用空气调节器对该系统产生较大压力时，收费率就比较高。除了实行冬夏季差价外，该公司还受命对大的工业用户实行昼夜差价。然而，看起来测量用电情况的成本太高，以致不能对所有用户都实行昼夜差价。
1975年，佛蒙特州的佛蒙特中部公共服务公司开始了一项实验。从上午8点至11点和从下午5点至9点，向该实验中的家庭收取较高的电费；在一天的其余时间内则收取较低的电费。为了节约用电费用，一些家庭在上午5点之前便开动洗碟机并开始做饭，另一些家庭则在上午8点之前洗衣服。
管制与技术变更
一些调查研究者宣称，在所研究的一些产业中，管制对技术变更具有消极作用。这种观点与其他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后者显示，受管制产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关于阿弗奇…约翰逊效应的讨论曾经从理论上说明，在收益率固定的情况下，受管制厂商实际上具有将资源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刺激。另外，受管制厂商寻求新的技术创新，也许还有另一种原因。管制机构通常只是定期地检查厂商的收益率。这样，在两次按固定收益率定价之间便存在一种时滞。直到下次定价之前，厂商管理人员能相对自由地经营，可以获得超过管制机构规定的收益率的利润水平。换句话说，虽然价格是在厂商外部确定下来的，但存在着增进效率的刺激，因为可以获得高于规定水平的收益。
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 然而，管制方法的最近发展限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管制委员会新近已采用一种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有效地缩小或消除管制时滞。定价不仅以成本、收入和收益率为基础，而且考虑已获得高于固定收益率的超额利润。这些利润以降低价格的形式送归消费者。然而，由于消除了管制时滞，上述做法的结果会削弱研究与开发的刺激。追溯既往地规定收益率会导致的进一步的结果，包括规定收益率时所包括的大量费用、产品质量下降和控制厂商管理活动的职能由投资者转移到管制机构。
财产权与公用事业
经济理论在研究资源配置时，向来采用某些消除法规约束的假定。资源被看作是在零信息成本和零交易（谈判、签订契约和管辖）成本的情况下配置的。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这一方法最终受到了批评。这一事实是，管理人员和决策者所感受到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厂商行为和管理行为。通过将财产权看作是同厂商或有关公共机构相联系的概念，便可预测这些厂商或公共机构的行为。
考虑到财产权经济学，人们假定每个决策者使其个人效用最大化，为了作出进一步的预言，便有必要确定物品在管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位置和详细说明影响这些物品相对稀缺程度的环境的任何变化。虽然预期一个被聘用的管理人员，使获得投入要素的效用达到最大，但仍然设想他或她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不如在企业中拥有财产利益的那些管理人员那样快。
厂商财产权的差异将导致其经营差异。决策者将得到同标明单个厂商特征的财产仅相联系的一组成本与奖励。反过来，这些成本和奖励明显地影响管理决策。例如，在一家所有者经营的厂商中，企业管理人员会因为决策恰当而受奖，并对生产成本作出估价，决策会接近于所有权属于管理人员那样的情况。将从维护所有权的角度来定价、承担风险和进行核算。所有者对管理的控制，意味着较低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因为所有者的福利同管理决策直接地联系在一起。
一家公用事业机构可采用两种财产权形式之一。它可以受到管制，但却为私人所有；也可以完全为政府所有。这两种财产权结构形式提供了对有关公用事业管理函数的深刻洞悉。
因为公用事业被看作是自然垄断，所以，在其个别区域，它们基本上获准拥有垄断地位。如果不是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以公用机构的成本、收入和所容许的收益率为基础来规定公用机构的价格——它们本来是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这种结构形式，意味着对利润的约束和所有者控制权的削弱。这种控制权的丧失也意味着管理人员会有更多的相机抉择的机会来扩大他们自己的货币与非货币效用来源。相比之下，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机构虽然也存在利润约束，但所有者控制要少得多。所有者控制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所有权控制不具有可转移性（要改变所有权，所有者就必须搬出目前的选区）。
现在可以以对内在财产权为基础的受管制的私人所有与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机构的运行作出几点评论。首先，如果受管制的私人所有的组织的规定收益率高于任何资本的机会成本，就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投资来增加财富。其次，由于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机构的所有权被从管理函数中除去了，所以，寻求财富最大化的收益率结构的刺激会比较小。管理人员会根据简单的收益率结构，将价格定在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水平之下。再次，由于同失职的错误相比，越权的错误比较引人注意，因此，在上述两类产权下会出现更加避免风险的倾向：最后，由于缺乏私人所有和政府管制的厂商中存在的那种控制，政府所有的公用事业机构的收益可能是最低的。
估计管制成本
1977年，商业协商会议对它的48个会员进行调查研究，估计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保健局、能源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所实行的管制的成本。另外，还将遵守就业人员失业收入保险法和执行均等就业机会计划的成本也包括了进来。每家厂商被要求对假如没有这些机构和计划的管制时它们会采取的行动的成本进行估计，从而同对诸如利益集团压力、市场条件变化和其他非管制因素在内的所有其他因素作出反应相联系的成本进行估计。
估计增加的成本 依从于管制所产生的成本的实际计算，是通过区分在不存在管制时公司便不会采取的行动以及估计与它们有关的成本来进行的。接着，厂商确定它们否则会采取的行动，并估计与这些行动有关的成本。管制行动所增加的成本，是按照所采取的依从于管制的行动的成本与非管制行动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来计算的。例如，假定要求一家厂商按照联邦条例安装一种防止空气污染系统来消除98％的污染物质。又假定在没有这—条例时该厂商会安装可消除90％污染物质的设备。若前者耗费200万美元，后者耗费100万美元，增加的成本将是100万美元，表20．11列出了1977年48家公司的成本。26亿美元的总额表示这些公司的管制成本。它相当于研究与开发费用的43％左右，总资本费用的10％左右，1977年税后利润的16％左右。
表20。11增加的成本（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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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经营与管理 资本 产品 研究与开发 总计
环境保护局 623 765 555 75 2018
均等就业机会计划 209 8 － － 217
职业安全与保健局 103 68 2 11 184
能源部 70 28 10 8 116
就业人员失业收入保险法 61 － － － 61
联邦贸易委员会 23 1 － 2 26
总计 1089 870 567 96 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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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2 普通公司需要填写的府政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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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表格或分类 表格号码 填表所需时间（小时）
联邦
商业部 制造业统计 MC－35M 8．0
就业机会均等局 雇主信息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