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最遥远的旅行-劳伦斯述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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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耐宁’”，而他原先设想中的“瑞耐宁”则是由“那些人”，即少数几个精英来实现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不太妙的变化。在此之前，劳伦斯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对人类的关系和潜力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而如今，这种信念似乎维持不下去了，他痛苦地说：“我发现我对人厌烦透了。可是写小说又不可能不写人，所以我对小说打心眼里失去了兴趣。”劳伦斯这一阶段里的小说不很出色，就连得了布莱克奖的短篇《迷途的姑娘》也有不少读者不很喜欢。劳伦斯和费丽达的挚友、英国小说家凯瑟林·曼斯菲尔在给朋友的信中，由对这篇小说的看法引伸出一大篇议论，说劳伦斯“否定人类，缺乏想象力。”虽说她说得有点过，但劳伦斯自此以后的小说在涉及到人类的关系时，其想象力开始有些粗糙，不如《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那么鲜活，却是确确实实的。倒是他的那些描写鸟兽花草的诗歌依然清澈明亮，不存在以偏见的目光看待的世界。劳伦斯一贯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首要的责任就是拯救或创造自己的灵魂，如果不具备这种责任，那么，他对于自己、妻子、他的国家和民族，都毫不无价值。观物外之物，是劳伦斯超凡入圣之处，然而他的这些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所说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的实现完全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等作品中充分的阐述了什么是“幸福”和“永恒的生命”之后，他想实现它们，让芸芸众生得到它们。1918年前后，劳伦斯的精神支点是英国历史学家吉朋。劳伦斯通读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并在此文之后应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写了一本欧洲历史方面的教科书。其间，在与有关人员的接解中，劳伦斯曾说；“我感到了某种历史的情绪。这种情绪接近吉朋的结论。主要的感觉是，人总是相似的，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不屑一顾地观察种族群体……从中找出几个人……统治他们。”劳伦斯认为，这几个人就是个别的领袖人物，或“偶像”，他们是民众的组织者、引导者、历史的创造者。劳伦斯对历史发展的信念是：这个时代终将被智慧的时代所取代，到那时，人们消除了挣扎于内心的对立因素，并懂得了以直觉和赎罪方式与其他创造物共处。但是，要开创这样的黄金时代要依靠伟人，而这样的伟人是芸芸众生中第一位将新智慧付诸实践的人。劳伦斯在他写的那本教科书的结尾写道：“民众的意志必须集于一人。他的意志优于民众的意志。他必须是经过挑选的，但同时又必须单独向上帝负责。”在《无意识随想》中，劳伦斯清楚地阐明：“领袖们承担责任，就是要让那些追随者永远摆脱寻求出路的负担，摆脱对总体上的事情负责任的讨厌的负担，使民众能够重新变得自由、幸福和自为，把事情留给强者来办……除了要做选择领袖的事之外，让大多数人自由吧……但是，人们一旦选定了他们的领袖，就必须在肉体和灵魂上甘愿服从。让他们只为了生活而选择领袖吧。”他在《无意识随想》中阐述的是一种既是心理学，又是宗教学的新鲜理论。他知道读者会认为它是一派胡言，评论家默里认为，“有一些是，但另一些是那些心理分析专家想得到而又无法企及的东西。”总之，其中的一些想法使劳伦斯走上了极端。当然，这不仅是他从历史中领悟出来的，对他影响更深并招致他绝望的是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争中麻木，愚昧的人类的表现。1918年11月11日是宣布停战之日，劳伦斯夫妇和一些朋友举办了一个即兴聚会以示庆祝。劳伦斯是屋里唯一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据他的朋友，评论家戴维·加尼特的回忆，劳伦斯当时对他说，你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战前生活过的那个世界中去了。可是，战争不会结束，仇恨和罪恶只会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战争还要爆发。外面的人以为德国被永远摧垮了，但是，德国不久就会东山再起。即使战斗停止了，灾难也将会更加深重，因为人人心里充满诅咒和仇恨，而仇恨又会以各种形式渲泄出来。这比战争还要糟。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上决不可能有和平。劳伦斯去世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劳伦斯的忧虑不无道理。
1919年10月，劳伦斯夫妇终于被当局批准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弗丽达一人先去德国，劳伦斯去意大利。他们将在佛罗伦萨碰头。劳伦斯觉得自己终于走出了囚笼。他们游览了佛罗伦萨，卡普里岛和西西里岛。新的经历为尚在半途的《阿伦的黎杖》提供了进一步的素材。纯粹为了旅行，他在撒丁岛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又去了罗马和佛罗伦萨，最后在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坐在树林中，快马加鞭地完成了《阿伦的黎杖》，小说于1922年出版。
小说的主人公阿伦为了寻求灵魂的自由，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决心逃离束缚自己的封闭的家室。妻子和孩子哭喊着让他回来，但他用手捂住耳朵，头也不回地，拼命地边跑边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可是，一个人闯世界的阿伦发现自己属于那一大批不能独立找到创造自我的方向的人，在屡遭挫败的情况下，他终于听从了一位具有英雄气质的伟人。他就是劳伦斯式的人物罗顿·利里。两人建立了导师与信徒似的关系。书名中的“黎杖”指阿伦的笛子，它是保持艺术才华和个性独立的象征。摆脱家庭束缚和建立男性之间的友谊也是《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式的人物伯钦密切关注的主题，但不论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上，伯钦和杰拉尔德更为生硬、虚假、平庸。阿伦和利里之间最终建立了一种在劳伦斯看来十分完美的关系，似乎劳伦斯越来越注重表达和证实自已有些偏执的唯心观点，殊不知当他将自己提出的一些人类的重大关系留在未知的领域或正在探索的过程中时，他的小说才更具魅力，就像生活本身，也像他追求的“永恒的生命”一样充满活力。当然，现实中的劳伦斯没有停止探索，他想去游历，到陌生的地方，到更接近原始创造的地方去激发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欧洲的游历并没有使劳伦斯发现可以长久居住下来的地方。战后的欧洲给他留下窒息，肮脏，“已经死亡”的印象，他想去更远的地方。先是计划去马耳它，不料由于船员罢工，劳伦斯一行被滞留了整整10天。他放弃了，因为他感到那里一定是个“恐惧的岛”。后来，又筹划去裴济南部海域中的克马德克群岛进行“更美妙”的旅行。他已经在与别人筹措钱币准备买一条帆船，挑选一些人一同前往，还给尚未到手的船起了个名字“拉文格罗号”。但是，他的一个朋友拼命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劳伦斯只好作罢。
1921年10月，劳伦斯收到一封奇特的邮件，里面是一封卷得像古代文书一样的信，还有符咒、几片带香昧的叶子、一个草根和一个印第安人的魔术项圈。寄邮件的人叫梅布尔·道奇·斯特恩，是一位美国富有的白人妇女，结过3次婚。她厌倦了大城市的白种人文明，住到新墨西哥州的陶斯，与印第安人托尼·卢汉同居，后来嫁给了他。梅布尔用自己的钱财在陶斯盖房子、买地皮、办沙龙；招徕艺术家和作家，许多那个时代的名流都与她有来往，有些还是陶斯的常客。梅布尔在给劳伦斯的信中说，她将尽她所知和所能帮助劳伦斯了解有关陶斯和印第安人的一切事情。她说，陶斯远离铁路，是一个高尚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地方。她读过劳伦斯的文章《大海与撒丁岛》，认为劳伦斯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陶斯、理解充满活力的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宗教，并把它们写进书中去的作家。她说她多么期望劳伦斯能在陶斯被“开发”、被“毁灭”之前，在公路堂而皇之地穿越各个部落之前来到陶斯，了解它，体味它的美妙和意蕴。
劳伦斯当天就回信表示他很想去那儿。然而，在订船票时，他又犹豫起来，他担心自己对美国的期望过高，他想绕道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再去美国。于是，他们的第一站是锡兰的科伦坡。劳伦斯夫妇第一次离开了欧洲。
上了船，劳伦斯夫妇顿时觉得轻松了、自由了。弗丽达像孩子一样高兴，劳伦斯兴致勃勃的，少有地快乐，他和船上的人和睦相处，一点脾气都没有。可是，科伦坡并不招人喜欢，丑陋的建筑、住房，满处的“黑人”和生长迅猛的植物令他们害怕、讨厌。狂热的宗教盛典与原始的嚎叫夹揉在热得难以忍受的憋闷的空气中，把劳伦斯弄得病病歪歪，浑身烦燥、满脑糊涂。他们还去了康提，“在这个南方最大的佛教圣地度过了几个月，我灵魂深处的物质观和精神观却未被触动。”劳伦斯曾这样回忆道。他有点想念英国了。他开始反省：“现在我明白了，指望佛陀、印度或我们的劳动者来促进这种完成，这是一种逃避。生命的闪耀只能在我们自身中完成，而不在别的地方。东方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然而，劳伦斯并没有中止旅行，他和弗丽达登上了去南半球的航船。“我们真好像正在朝天涯海角驶去。”弗丽达坐在开往澳大利亚的珀恩客船上这样想。劳伦斯有他的哲学：“我决心去南海群岛试试。我并不期望在那里过得惯。我就是要试试，想要发现我讨厌它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在锡兰耗费了那么多时间，正在气头上。我这辈子还从未有过这类感觉。可是，现在，它却成了一种极为珍贵和无法估量的回忆。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来。”这是劳伦斯从澳大利亚给欧洲的友人发出的第一封信中的部分内容。在澳大利亚，他们去了达灵顿、悉尼、瑟罗尔、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等地。太平洋海岸奇特的风光和气候以及那些梦幻般的丛林使劳伦斯大开眼界，流连忘返。弗丽达感到很幸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劳伦斯和我。”在澳大利亚，劳伦斯结识了女作家莫丽·斯金娜。劳伦斯离开澳州之后，她曾寄了自己写的小说《埃利斯之家》给劳伦斯，请他帮助找出版商，劳伦斯阅后征得同意将之重写，取名《丛林中的男孩》得以出版。该书的背景就是令劳伦斯终生难忘的澳大利亚。1922年间，也就是在澳大利亚期间，劳伦斯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袋鼠》，小说于第二年出版。故事虽然发生在澳大利亚，一但小说更则重的是劳伦斯的个人意识。“袋鼠”是澳大利亚一个右翼秘密武装组织的头领的绰号，他智慧超群，有非凡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掌握群氓的能力。这一人物的塑造又不由使人想起劳伦斯在 《阿伦的黎杖》中的领袖观。小说唯一新鲜之处是对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和景色的出色描写。
劳伦斯发现，风景气候如浪漫神秘的伊甸园的澳大利亚，并不是可以建立自己理想的土地。他不喜欢那里的人。劳伦斯当时曾给弗丽达的姐姐埃尔斯写过一封长信，抱怨说：“他们总是毫无意义地、糊里糊涂地生活着。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空虚、那么无聊、简直让人厌倦。他们都很健康，但在我看来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就是展现在面前的一个新国家的面貌。它会使你变得物质化，表面化，使你内心的生活、内在的自我都消逝而去。人都像成堆的机械动物一样咔嗒咔嗒地东奔西跑，就像赫·乔·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中的情景。”劳伦斯后来曾对澳大利亚之行总结说：“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是一场梦境或神游，如醉如幻，但好梦不长，醒来时发现自己依然如故。”
梅布尔在给劳伦斯的信中强调，印第安人说世界的心脏在新墨西哥州搏动，她要劳伦斯一定去陶斯领略。尽管劳伦斯“有些思乡了，想欧洲了，”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在1922年5、6月间与梅布尔取得了联系，准备去美国。“浪迹天涯是我的命运。”劳伦斯在这期间写信向岳母通报情况时说。他叫岳母不要为他们这两个“漂泊四方的新希伯来人”生气。《圣经》中叙述希伯来人被迫离乡背井，劳伦斯告诉老人家：“新型的希伯来人注定要继续漂泊。我必须走下去，直到发现能使我宁静的东西。”
1922年8月，劳伦斯夫妇终于从悉尼启程，途经拉拉汤加和塔希提岛，向旧金山驶去。“我不知道要在美国呆多久。”劳伦斯望着“看上去那么美”，然而弥漫着阴沉气氛，充满“令人恶心的爬行动物”的南海群岛沉思默想着。
到旧金山后他们立即换了火车。梅布尔和托尼前来迎接。很快，他们就踏上了去座落在落基山脉的陶斯高原的旅途。穿过圣菲的大沙漠，走过大峡谷，陶斯就在眼前。这个高原的确独特，不同凡响。山峦壮丽、天空寥廓，弗丽达立即觉得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劳伦斯在1928年底发表过一篇叫
《新墨西哥》的散文，描绘了他当时的感受：“高高照耀在圣菲沙漠上的那辉煌、威严的早晨的太阳立刻吸引了我，使人感到灵魂中有某种东西凝然不动了。在那高阔明朗的天空中，有某种壮丽和雄鹰般的高贵气质，与澳大利亚的早晨截然不同。澳大利亚的早晨同样是纯净、原始而美丽的，那么柔和，纯粹的柔和，只有绿色的鹦鹉在空中掠过——那种美丽的早晨令人沉湎于睡梦。但新墨西哥那壮丽、明媚的早晨却催人觉醒，使人感到灵魂中有一个新的部分突然苏醒了，旧世界让位给了新世界。”
梅布尔安排劳伦斯夫妇在托尼为客人修建的一所漂亮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由砖坯砌成，里面清洁整齐，光线充足，还有墨西哥地毯和印第安人的绘画，他们很是喜欢。
然而，除去写了一些诗，无论是当地的景色还是印第安人都没有激起劳伦斯的创作激情。梅布尔在劳伦斯刚住下来的第二天，就要他跟托尼去参加100多里以外的一个印第安营地的宴会。以后梅布尔干脆组织印第安人到劳伦斯和她自己的驻地跳土著舞蹈，还逼劳伦斯及其他窖人跟着学那些很难搞清楚的舞步。劳伦斯被弄得很难受，他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这些印第安人。当然他也无法理解梅布尔。梅布尔发现劳伦斯夫妇经常争吵，认定他们俩人不合，也不般配。要得到劳伦斯的念头在她心中升腾起来。弗丽达当仁不让，结果，她们俩人的关系很是紧张。梅布尔对劳伦斯说她希望他能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以她的经历为主。她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正是为了这个我让他来到美国大陆——给他提供美国的真相……我企望劳伦斯能为我理解这些，把我的经历、资料、陶斯，把这一切都融汇到他博大精深的创作之中。”劳伦斯刚开了个头，梅布尔和弗丽达已经闹得不可开交，而在内心深处，他自然是倾向弗丽达的，这样的书不可能写成。弗丽达认为是劳伦斯给了梅布尔如此放肆的权力，所以她和劳伦斯的关系日逐紧张，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想从梅布尔那里寻求支持。在这场争夺战中，梅布尔竟然站在了弗丽达一边，劳伦斯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巫婆的圈套，他不想和梅布尔与托尼住在一处了。一天有人告诉劳伦斯，梅布尔的儿子约翰说：“我母亲对依赖她过日子的劳伦斯夫妇厌烦了。”劳伦斯火了：“我将付房租，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其实，刚到陶斯不久，劳伦斯对梅布尔的强行意志就有了明确的态度。他在给岳母的信中说：“梅布尔·斯特恩待我们很热情，但我极不愿意靠别人的财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