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最遥远的旅行-劳伦斯述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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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笔写《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之前，为了参加剧本《大卫》的排演，劳伦斯夫妇去了一趟英国。这一次是劳伦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故乡。他觉得自己开始“喜欢上了英国”，说她的人民是“一种纯洁而又高雅的人民”。但是，他目睹了煤矿工人罢工的情形，心中很是忧虑。在德比郡，劳伦斯曾去过一个18世纪的庄园，因为关于它的传奇吸引了他。这个庄园就是《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恰特莱家庄园的原型。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使劳伦斯确信，他的祖国正处于阶级混战，仇恨和冷酷充斥人心的深渊。他相信，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把社会的生机致于死地，人的直觉和本能已经丧失殆尽。只有温柔、自然的爱才使人们和社会起死回生。劳伦斯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成功地表达出了这一套想法。他的办法是以象征为手段，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力图让他们受到最强烈的感染。围绕克里福德·恰特莱的一切代表劳伦斯所痛恨的失去人性的人，矿区和恰特莱的家的一切象征丑陋、死一般沉寂的工业，梅勒士的林子代表新生的希望。康妮与恰特莱之间，恰特莱与梅勒士之间以及康妮与梅勒士之间的关系都象征着劳伦斯在这一时期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象征是劳伦斯一贯爱用的手法，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巧妙地把自然景物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用诗一般的语言，揉合在一起，获得了既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又有真情实感的象征效果。评论家们称之为“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达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不能达到的意义。”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里，劳伦斯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更是精彩无比。厄秀拉与雨后的彩虹，女主人公与光洁照人的月亮，杰拉尔德与白色的冰冷的衣物、肉体、湖水和雪山等等。这些事物都完全与人物形象本身的塑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象征语言，准确、生动、自然地表达了劳伦斯的思想。再看《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象征主义的手法几乎无处不有，每一样东西，每一个主要人物，以至他们的行为、还有社会背景和自然背景等，几乎无不显示着服从于劳伦斯的个人思想和意志。这部小说不乏充实自然的东西，但它的人物和景物本身的独立意义却已被作者过于外露的意识和象征所冲击，退而居其次甚至暗淡了。还有一个问题。劳伦斯在这本小说中极喜欢借助主人公大发感慨，有时甚至不顾角色，自己直截插入，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多次重复。这一习惯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不很明显，比如《虹》中关于学校的实际功能和工业文明的罪恶，《恋爱中的女人》中关于生与死的永恒关系之类。在这两部优秀作品中由于人物间的对话和行为都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洞悉与爱憎，也在同时展现了人物的苦恼与不解与作者的痛苦和迷惘是一致的，这种少量的议论还不影响大局。但在后期的创作中，如《袋鼠》、《羽蛇》以及这一本《恰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些议论几乎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也许是因为，劳伦斯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的人物和故事来承担他全部的思想，他构造的情节和人物完整的程度不足以控制他表达上的冲动，于是，他不免禁不住从后台走出来，大书特书一番。有的评论家明确指出，这种象征满满当当、议论无所不在的小说叫读者难以实现自由想象的阅读享受和满足，而这在小说的阅读中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现当代小说中已有一种有意识的倾向：虚化人物，谈化情节，讲究给你强烈的印象和感觉，不求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形象的真实和生动，这是另外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
《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的风波使劳伦斯感到心烦。他开始做画，1928年圣诞节前夕，劳伦斯的朋友，小说家里斯·戴维斯与劳伦斯一起呆了几天。关于劳伦斯作画，他这样描述：“看上去，正是从绘画中，他才得到最大的快乐，他向画中倾注了信念和一种逃避意义……他多情地专注于他的绘画中；他说语言现在使他感到厌烦。” 1929年 6月，劳伦斯在伦敦的美术界朋友举办了一次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主的画展。画展大获成功，开幕当天就有12000人参观。在精致高雅的展室里，他的画显得“野性”和“放纵”。劳伦斯的画没有一定的技法和风格，但他不认为它们的价值低于他的小说，因为他把体验到的生活同样融入到了他的画中。在他的画笔下，《圣经》中的故事变得滑稽有趣；夏天的黎明多彩多姿；裸体的男性通体红光，好似新生一般；模样圣洁的婴儿焦急地注视着正欲狂吻一位半裸女子的男人；一行身穿羽白色长衣的修女蹑手蹑脚地走向仰卧于地面的园丁，她们容光焕发，风把园丁的衣衫吹起来，使他露出了该隐蔽的部位，其实，那园丁是在假装睡觉。有人立即指出这些画“放荡”、“充满淫欲”，告到下议院。7月5日，警察闯入美术馆，取走《薄伽丘的故事》、《农夫》、《普通人家》、《春》和《天鹅之家》等13幅画，扔到地下室等候“审查”。一些支持和欣赏劳伦斯的艺术家、作家和议员联名上书，交给法院，愿意证明劳伦斯是真正的艺术家，但法庭拒绝了他们的请愿。一位贵夫人在法庭上站起来说，应该把劳伦斯烧死。法庭认定劳伦斯的画是淫秽。美术馆的代表强烈抗议警察当局粗暴闯入并没收展品，而且仅仅是是由于一个地方法官认为它们是淫秽的就要把它们毁掉，完全没有道理。最后，警方接受劳伦斯提出的“不再在英国展出这些画”的让步，做了妥协，画总算交还了。
劳伦斯本来就身体有病，现在，《恰特莱夫人的情人》和他的绘画作品又遇到这样的罹祸，可以想见他的心情。弗丽达有了一位情人，叫安吉洛·拉瓦吉里，是劳伦斯和弗丽达最后从美国返回欧洲时，在意大利的斯波拉尔诺认识的。他是个英俊的中尉。劳伦斯没有干涉弗丽达的“私事”。劳伦斯去世以后，安杰洛成了弗丽达的第三任丈夫。总之，在1928年和1929年里，劳伦斯身体日渐衰弱，“他的生活成了一场为恢复健康而进行的拼搏”。当初他想办法在意大利私下出版 《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为了能以这种方式赚足返回在陶斯的凯厄瓦牧场的旅费，他对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彻底厌倦了。”书出版以后，他计划筹措一点资金，周游世界，去亚洲和非洲，争取每一个大陆写一部小说，然后到美国去。然而他已病入膏盲，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他曾在给妹妹的信中为自己的病而沮丧，他希望自己能强壮一些。“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于是便有了精神上的幻灭。”但他的消极往往是暂时的：“我的事业是斗争，而且决意一如既往。”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罹难中的劳伦斯作一些尖刻的诗，用以回击社会对他的攻击，并写了3篇极出色的文章；《复活了的基督》、《色情语文学与淫秽》和《恰待莱夫人的建议》。到1930年的春天，劳伦斯病情加重，已是瘦骨嶙峋。朋友们赶来帮助，探望，各种治疗都试过，没有效果，他受着病痛的折磨，夜间咳得厉害，尤为难熬，弗丽达向他道晚安时，他说：“天亮之前我将不得不打几个滑铁卢战役。”劳伦斯不喜欢疗养院，于是3月1日，他们搬到一个别墅去住。那次上车，他第一次允许弗丽达替他穿鞋子，病中任何事情他都自己做。第二天，劳伦斯叫弗丽达“不要走开，不要离开我”，于是，弗丽达就坐在他床边看书，劳伦斯则躺在床上，阅读哥伦布的传记。中午，他的病痛又开始发作，下午5点钟左右，劳伦斯痛苦得脸都变形了。弗丽达吓得哭了起来，劳伦斯生气地厉声说：“不要哭。”弗丽达马上止住了哭泣。劳伦斯痛苦地挣扎起来，大声叫他的好朋友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他的夫人玛丽亚到他身边来，这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痛苦地大声叫嚷。“我必须用点吗啡。”他对也来到他身边的弗丽达的女儿说。医生给他注了吗啡之后，他喃喃地说“我现在好些了，如果能出点汗，我就会感觉好些。”弗丽达握住他的脚踝，她觉得它给她的感觉是“那么充满活力”。劳伦斯渐渐平静下来，“突然他的呼吸开始时断时续。最终的时刻来临了，生命之线在他剧烈起伏的胸部挣断了，他的脸变了形，面颊和下颚塌陷下去，死神抓住了他，死神来临了，劳伦斯死了。”弗丽达在给作家爱·摩·福斯特的信中说：劳伦斯之死是如此的壮丽——他一点一点地与死神搏斗，他的生命从未失去过光彩。”
弗丽达和热爱劳伦斯的几个人安葬了他，“非常简单，就像葬掉一只鸟儿”，墓穴里撒满了鲜花。“阳光照在这不起眼的坟墓上。墓碑用彩色卵石嵌成凤凰图案。“它位于威尼斯的一座不大的公墓里，面对着他生前挚爱的地中海。”
几个月后，弗丽达与安杰洛·拉瓦吉里一道回到在陶斯的牧场。1934年，安杰洛在牧场的山坡上建了一坐白色的小教堂，教堂的装饰由多萝西·布雷特设计，屋顶上有一只凤凰。1935年，劳伦斯的遗体被挖掘出来火葬，骨灰于当年运送到凯厄瓦牧场。
劳伦斯只活了45年，他一生，共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10余部中短篇小说集，主要诗集7部，游记和散文2部，文学评论著作2部，还有一些关于哲学、心理学、教育和欧洲历史的文章和书籍。读劳伦斯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他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日益增长、泛滥的物欲主义相对峙的勇气，他对战争罪恶的憎恶以及他为个性自由所作的尽心竭力的奋斗。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为了美好的理想能够实现，他不断地旅行，寻找，而他的心灵之路更是悠深长远，非凡人能及。弗丽达的这几句话是劳伦斯最好的墓志铭：“他所目睹、感受和理解的东西，都无私地融注于他的作品之中，留给了后人，他一生的风采和他给予我们愈来愈多的生活的希望，是一份崇高的，不可估量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