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群星-诺贝尔文学奖史话(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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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强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造力在苏俄尚未绝迹。我真难以相信,苏俄竟会禁止在它的诞生地出版。”一褒一贬,泾渭分明,差距竞然有天壤之别!
这部引起争论的 《齐瓦哥医生》,虽然是获奖人的杰作,可瑞典文学院所发布的赞辞中并未提及它,其评语这样写道:“瑞典文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俄作家波利斯·帕斯捷尔内克,由于他在当代诗以及伟大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两方面之卓越的成就”。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被提名是在1946年,被英国人所推荐。次年,一位研究斯拉夫文学的专家送上第一份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这样写道:“这位被提名的苏俄作家,在最具慧眼的西方批评家眼中,是苏俄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当代苏俄作家中,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最没有本国气质、最 ‘西方化’的作家——因此,他屡遭官方机构的斥责。”人们对这位获奖人褒贬不一。
帕氏在颁奖仪式举行之前,用法文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瑞典文学院:“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此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奖颁赠于我,而我也不配荣获此项奖。请你们不必误会,并接受我本人自愿的拒绝。”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但他的名字仍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之中。那年的文学奖奖金按规定存入诺贝尔的基金中。
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隐逸派”领袖受青睐
——1959年获奖者:[意大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
1959年,意大利“隐逸派”诗歌流派的领袖人物萨瓦多尔·夸齐莫多终于以“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意大利自1934年皮蓝德娄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个号称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被冷落了二十五年之久。夸齐莫多的获奖,被意大利人民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由波拉爵士执笔的文章,他称夸齐莫多为二次大战期间崛起的少数重要诗人之一,他使意大利“诗的语言得以复生”。
夸齐莫多于1901年8月2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锡拉库萨附近的蒙迪克镇,父亲是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夸齐莫多有一个酷爱诗歌的姑母,幼年时就领他读但丁的《神曲》,15岁时开始写作诗歌。1929年,夸齐莫多在佛多伦萨结识了“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翁加雷蒂,并成为当时进步刊特
《索拉里亚》的撰稿人,193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土》,受到各方面的热烈赞扬。诗集以清新的格调、丰富的感情和用象征性的词句排列起来的给人朦胧神秘色彩的艺术特色而震动诗坛。从此,夸齐莫多成了举国闻名的“隐逸派”的领袖人物。促使夸齐莫多的诗歌从“隐逸诗歌”向“社会诗歌”转化的是蓬勃兴起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人民抵抗法西斯运动的洗礼下,夸西莫多认识到:战争“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诗人的使命不再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要写出代表人民呼声的“社会诗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创作了诗集《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乐土》等。夸齐莫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先后翻译过荷马、维吉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的兴趣还涉及到电影、绘画、戏剧等方面,有这方面的文章多卷。
当夸齐莫多得知自己荣获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立刻向报界作了如下谈话:“我知道,由于我在欧洲诗歌领域内地位异常特殊,因此,我担忧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我的对手,也就是说,其他参加竞争的候选人,手中握着所有的王牌,我必须孤军作战。”话虽这么说,但他对于能有幸获得此项巨奖,还是非常高兴的。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用意大利语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讲演。第二天在斯德哥尔摩作了题为《诗与政治》的学术报告。
夸齐莫多1968年去世。
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
——1960年获奖者:[法国]圣琼·佩斯(St·—John Perse)
1960年12月10日,一位有“半个诗人,半个外交家”之称的法国作家圣琼·佩斯在缀满鲜花的颁奖台上从瑞典国王阿道夫六世手中领奖时,与会人员莫不略感惊讶,这位卸任的外交官十分壮严,然而却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大家都知道,佩斯拥有荣誉勋位,且曾经获得为数极为可观的各式外国勋章。可他一个也没佩戴,后来他向人们解释“因为那些勋章是我以外交家身份得来的,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是以诗人身份得来的。
佩斯于1887年5月31日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上,父亲是个律师。1913年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并取得法学学位,然后又去投考正在招收外交人员的法国外交部,经审查并由诗人兼外交家P·克劳代尔的推荐于 1914年5月被批准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6—1921年期间,佩斯在法国驻中国大使任秘书,在此期间,他写作了 《进军》,并于1924年发表。从1925—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总理外交办公室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职务。由于繁忙的外交事务,他停止写诗达十六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佩斯出于爱国之心,愤然离法赴美。在美国期间,他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抒发自己爱国激情的长诗《流放》、《雨》、《风》、《雪》,1957年发表的抒情长诗《大海》,不单是描写大海的本身,相反地这是一首关于人应该如何服从于大海,与大海相结合的象征诗。他该年创作的长诗《岸标》是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高峰的代表作,《岸标》发表三年后,他终于以“由于他诗歌中的振翼凌空、令人感奋的形象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当代的场景”而荣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佩斯早在1955年就参加过诺贝尔文学的竞争,一位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起草了一份佩斯的诗歌作品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分析流畅清晰,解释言简意赅,被称为研究报告中“模范之作”。这份报告较详细地分析了佩斯的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法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评价佩斯的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克洛代尔。有意思的是,佩斯和克洛代尔有着相似的经历,既是诗人,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佩斯在答复法新社的记者,请他谈谈获得此项殊荣时的感受,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因为我不愿意成为职业的奴隶。不过,有一点我很高兴,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颁发给诗人。”借此,他对整个诺贝尔文学奖作了一番褒奖。他说:“瑞典文学院这项决定完全符合此项奖创办人的心愿:他不是极渴望保护某种理想主义吗?我认为,颁奖给一个诗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力图要帮助复兴一种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正在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危害”。从这番简短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获奖者的喜悦心情。
这位象征主义诗人兼外交家于1975年去世。
打破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1961年获奖者:[南斯拉夫]伊佛·安德里奇(Lvo Andric)
时至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整整六十个年头,在欧洲的土地上,有一个国家至今仍没有问津过该项大奖,它,就是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南斯拉夫。这一年,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伊佛·安德里奇从拥有约五十名竞争者的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这一沉默,使南斯拉夫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殊荣。
安德里奇于1958年首度与他的同胞、诗人克雷雅一并为南斯拉夫职业作家协会所提名。两年后,安德里奇由一名在瑞典学院中举足轻重的院士所推荐。可那一年的大奖给一位有争端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夺去了。二年后,安德里奇再次被推荐。有一份权威的研究安德里奇作品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的瑞典作家雍逊起草的。雍逊在这份报告中以自己擅长的文学语言,盛赞安德里奇的作品。他以为,安德里奇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特拉夫尼克纪事》,其格调、手法均受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影响,而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则对欧洲文学作出了一大贡献。他特别推崇安德里奇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恶的庭院》,说它是一部富有东方幻想色彩的作品。并指出:“从艺术的观点而言,这是我所读过的这位作家的作品中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一部。”推荐人雍逊给予安德里奇以较高的评价。他“以史诗般的气魄从其国家历史中摄取题材和描绘人的命运”而获196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里奇于1892年10月10日出生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担维纳克附近的农村里,父亲是手工业者,在安德里奇两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做工维持生活。他在萨拉热窝念完中学,又在萨格拉布、克拉柯夫、维也纳等地的大学修完哲学和历史课程,才过二十岁就取得法律资格。当时,南斯拉夫正遭奥地利军队的野蛮侵占,安德里奇加入了“青年波斯尼亚”地下革命组织,1914年6月,这个组织和年轻革命家夫里洛·普林西普在塞尔维亚境内刺杀奥国皇太了裴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二岁的安德里奇也因此受到株连,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整个战争时期,他都被拘留在监狱之中。大战结束后,他出版过两册哲理性散文集。1923年在格拉兹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是一颇具“外交”与“文学”的双重人才。
安德里奇的代表作品是发表于 1945年的三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这三部作品被南斯拉夫文坛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又名《维舍格列纪事》,作品通过德里纳河畔小城维舍格列从十六世纪开始建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桥被炸毁,这漫长的四百多年间发生在桥上的各种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占领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这部作品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评论家说它兼有“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的风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调”。
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和《女士》,前者以拿破仑时期的特拉夫尼克作背景,描写法国和奥地利领事间的冲突,他们在勾心斗角环境中的道德堕落;后者刻画了一个“尖刻得失去理智”的女人,艺术上以人物描写的细腻,跟历史结合紧密而见长。此外,还著有《魔鬼的庭院》、《丞相的象》等。
安德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作为波斯尼亚地区人民代表出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获得一级人民勋章,并长期担任国家作协主席。安德里奇1975年去世,波斯尼亚人民以沉痛的心情为他送葬。
漫长的“观察”和“考验”
——1962年获奖者:[美国]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在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走廊上,有一位经过瑞典文学院二十二年的“观察”和“考验”,坐了二十二年“冷板凳”,通过重重曲折和阻力,最终夺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坚韧不拔者,他就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
1940年,斯坦贝克首次被提名参加此项巨奖的角逐,和他齐驾齐驱的美国作家有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是,幸运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却赶到斯坦贝克的前面去了。
斯坦贝克的候选资格遇到顽强的阻力,虽然如此,他的名字还是年复一年地为许多支持者所提出。霍尔斯陶穆对斯坦贝克的提名,曾起草过两份研究报告。第一次是1943年,第二次是1949年。这两份报告对斯坦贝克作品有褒有贬,最终的意见是,斯坦贝克的获奖尚欠“火候”,瑞典文学院还须对其进行“观察”和“考验”。谁知这“观察”和“考验”时间竟达二十二年之久。
1942年,斯坦贝克出版了以挪威人民反抗纳粹法西斯的英勇业绩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月落》,颇有影响。一年之后,霍尔斯陶穆就受命起草了一份斯坦贝克作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却十分推荐斯坦贝克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赞扬这部作品具有“创作性的情节和精确的描绘”,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作品,显示了“一个年轻民族的力量和勇气”。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在心理描写上的弱点和不足。霍尔斯陶穆在推崇《愤怒的葡萄》的同时,对斯坦贝克的其他两部作品《煎饼坪》和《鼠与人》却不十分欣赏。另外,他抱怨斯坦贝克在《月落》一书中对发生在挪威的战争描写得“太浪漫”,显然有“政治宣传色彩”。因此,霍尔斯陶穆断定斯坦贝克还需进一步“观察”。
说来不巧,霍尔斯陶穆的第二份报告对斯坦贝克的评论反而倒退了。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斯坦贝克在四十年代没有出现三十年代那样有影响的作品,对他表示“失望”。因此,他建议瑞典文学院对其继续“考察”,待有新作再“考虑”。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至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斯坦贝克相继发表了两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品《伊甸园以东》(1952)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新任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奥斯特尔林特别推崇他的《我们的不满的冬天》一书,他在一次广播谈话中对听众说:“斯坦贝克的小说《我们不满的冬天》一书,迫使学院放弃了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就这样,斯坦贝克最终以“由于他那些写实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它们因具有一种同情的幽默与一种敏锐的社会洞察而显得特别突出”而获得了196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斯坦贝克于1902年2月27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从小爱好文学,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两度中断学业,以做小工谋生,直到1925年才大学毕业。他的第一篇小说《金杯》发表于1929年,取材于十七世纪海盗亨利·摩尔根爵士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其代表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以美国俄克拉河马州贫穷的农业工人的凄苦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乔德就是千万个穷苦农业工人中的一人。乔德的一家在大企业的压迫下有的死去,有的精神分裂,有的中途离散。小说发表后获普利策奖。另一代表作《我们的不满的冬天》通过一家小杂店的一位新英格兰世家的后裔幻想自己抢劫银行的故事,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亲临前线,写了不少战地通讯,1958年汇编成《从前打过一场战争》,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68年12月20日、斯坦贝克因患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荷马故乡的第一份殊荣
——1963年获奖者:[希腊]吉欧果斯·塞菲里斯(Ciorgos Seferis)
希腊是荷马的故乡,一切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学可与之相比,却苦苦等了六十余年,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