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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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风！而草色青青，连天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院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而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的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最为深厚了。

　　讲究实利的西洋人，向来重视这个季节，称之为May（五月）。可能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人间有种种的娱乐，即所谓May…queen（五月美人）、May…pole（五月彩柱）、May…games　（五月游艺）等。可能这一个字，原是“青春”、“盛年”的意思。可知西洋人视一年中的五月，犹如人生中的青年，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这确是名副其实的。但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正是留春、送春、惜春、伤春，而感慨、悲叹、流泪的时候，全然说不到乐。东洋人之乐，乃在“柳绿才黄半未匀”的新春，便是那忽晴、忽雨、乍暖、乍寒、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但默查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故西洋的“May”相当于东洋的“春”。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不过May是物质的、实利的，而春是精神的、艺术的。东西文化的判别，在这里也可窥见。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10


　　　

城市贫民李玉树
●吉　安

　　也是急着想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安顿下来，否则我是不会到李玉树这儿来租房子的。

　　我喜欢安静，偏偏房子要经过她家的客厅，做什么事，都要防贼似地关着门；开门看到他们一家3口大口吃着饭，还要微微笑着打个招呼，一天下来，微笑肌都疼。但还是抵不住那么便宜的租金，还有离公司只需坐一站路的好处，很快地租住下来。

　　李玉树家的境况，该算是典型的城市贫民。两个人都没有正式的工作，李玉树白天贩些青菜去卖，晚上则在灯下加工一些手工艺品。她的丈夫什么活儿都做，修理下水道、搬运货物、收废品，更多的是给人做体力活儿，他有的是力气。这个笨拙木讷的男人，也只剩下力气可以养家糊口。他们14岁的儿子，正在市重点中学读初二，尽管因为成绩好可以得奖学金，但每年的学费，还是压得这个家喘不过气来。

　　我是最看不得穷人唉声叹气的，但是还好，他们一家总是很安静，各自做各自的工作。怕打搅儿子学习吧，电视从来是关着的。原本儿子的卧室，让出来给我，这个内向但聪慧的少年，便趴在饭桌上做功课。我每每看见了，总是有些心疼。偶尔我们在路口碰见了，向他打招呼，他都会羞涩地一低头，喊声“姐姐”，便快步走开了。这有点儿像他的父亲，言语极少，但心里或许比谁都要明朗和清透。所以闲暇的时候，也惟有和李玉树聊聊天。

　　她还算健谈，说起她儿子的乖顺和聪明，老公的体贴和辛苦，常常会住不了口。她是真心爱着儿子的，我想像不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成绩优秀的儿子，这么艰辛的生活，会不会将她压倒。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有谈不完的话题。

　　她说儿子5岁的时候，就自己跑着去菜市场迎她，很欢快地帮她将没卖完的菜搬到车上去。她得了急性阑尾炎，是10岁的儿子打电话将救护车叫来，将她送到医院的。读书是从来没有用她操过一次心的，还常有高年级的学生请他去讲题，有时候两个学生争起他来，常会将他的衣服扯坏，这是最让李玉树惭愧的，她没有钱给儿子买质量好的衣服，不能让他过好一些的生活；反倒是做儿子的，常来给她安慰，说等他考上了大学，一定让她住最敞亮的房子。这样的话，她每次听儿子说了，都会跑过来给我复述一遍，神情里带着很鲜明的骄傲和满足。我有时候会笑她，说怎么对儿子比对老公还好呢。她从来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是笑笑，便去忙自己的事。

　　我猜想她一定是不怎么满意自己的老公的，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呢。而他，几乎是什么也没有，一穷二白地娶了她。连这两室一厅的老房子，也是她父母留下的。我时常地看见她给他熬药吃，问她是什么病，她总是找别的话题岔开去。后来无意中看到扔在垃圾筐里的药盒子，上面写着“前列腺患者煎服”几个字，心里狠狠吓了一跳，无限的同情也浮上来，觉得李玉树这样的女人，真是苦到了头，连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正是35岁最好的年龄，她除了儿子，想要的却都无法得到。后来再聊天，我总是会拿同一个问题问她：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李玉树总是很茫然，她大概不怎么明白我问这个问题的含义；她只知道一天天地过日子，为儿子攒下上大学的钱，给一家人做好一日三餐，她生活在其中，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东西，她无法得到；亦不知道“可怜”这个词汇，是用来形容她的。

　　她总是在我的问题面前摇头，我明白她是说不知道。这让我愈发地为她觉得难过，我想一个连幸福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女人，生活该是多么地单调和乏味。不愿意自己回来做饭吃，麻烦，也是怕他们看见我吃得那么“奢侈”，会嫉妒。穷人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嫉富的；而且在一个厨房里做饭，有好饭不让一让，会让我吃得不舒服；这样的礼节，我一向头疼，干脆不做，也省得担心自己的煤气和锅灶被他们偷用了，传染上什么毛病。他们倒是大方，做了好饭，非得要让我吃上一点儿。有一次我休息没去上班，起床后看到她和丈夫也都没有出去。两个人过年似地忙碌着炖鸡洗鱼，尽管彼此说的话很少，但眉眼里的喜悦，却是掩也掩不住。没等我开口问，李玉树便喜气洋洋地说，今天儿子去市里领数学奥赛第一名的奖去了，他们要好好慰劳儿子一顿。中午他们硬要让我坐下来一块吃，又说一个人在外，难得吃上家里做的饭，虽然他们没有钱，但能做一顿像样的饭，能让外人吃出舒服来，他们已是知足。

　　我的心，在这句话里，慢慢软下来。他们的愿望，朴素到只是能让我吃上一顿家常的好饭，只是能让我在他们的快乐里，也传染一点儿快乐，而不是自私的我所想像的疾病。那顿饭，是我出门在外的一年中，吃过的最香甜最妥帖的一次饭。李玉树用她精心熬出的玉米地瓜粥，温暖了我的胃，亦温暖了离胃很近的心。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李玉树，认识了她为之吃苦受累却没有怨言的家。那个质朴的男人，坐在旧了的沙发上，听儿子念他写的作文，讲学校里的趣事；而他的女人，则微微笑着，缝制着或许他们从来没有钱给儿子买过的玩具。这样琐碎的镜头，我见过无数次，但真正看透弥漫在其中的温情和喜乐，却是第一次。

　　春节过后，我换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去。公司里给安排了单身宿舍，不用自己花钱，我当然乐意退掉房子。走的时候李玉树一家人都不在，我留了张纸条，又多付了一个月房租，便拉了行李走出这栋黯淡狭仄的老楼。

　　新的住处，很是宽敞和明亮，可以看见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夜景区。站在那么高的阳台上，人心一下子敞开来，那些琐屑的事情，被迎面而来的风倏地涤荡掉，只剩了新鲜饱满的激情和欲望，汹涌地激荡着我年轻的心。

　　关于李玉树，还有她卑微的家，很快地便被我忘掉了。有一阵子，特别思念母亲做的玉米地瓜粥，想自己做了养养胃。可惜我跑遍了很多超市，却都没有买到玉米面和生地瓜。后来无意中想起李玉树家旁边的农贸市场，便抽了周末坐车去买。果真是样样齐全，连家乡的“豆扁”都有的卖。像是小时候赶大集，我兴奋地搜刮着大堆的山货，以至连有人一声声高喊我的名字都没有听到。直到那声音近在耳边了，才猛地抬头，看到脸冻得通红的李玉树。她大概想拥抱我一下的吧，我看着她伸过来的臂膀，却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她低头看一眼自己被青菜染绿了的手，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怎么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啊，也好让我做顿饺子送送你。我没有接过她的话，随口问了一句，你们都还好吧？怕我听不见似的，她大声地说，都很好，儿子被保送上了市重点高中，老师们都说他考名牌大学很容易呢；我的生意也还好，又多接了点活儿，挣钱比以前多点儿了；只是他前一阵子在建筑工地上摔着了，或许要休养上半年……那老板赔医疗费了没有？她摇摇头，道，去要了，不给，也只好作罢，不过也没有什么，都不容易，只要人不落下病根，我辛苦点儿也高兴。我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这个命苦的女人，我惟一所能做的，惟有掏出钱来送给她。看到我手中的200元钱，她拼命地摆手，后来又似乎想起什么似的，丢下一句“你等会儿”，就跑开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气喘吁吁地从人群里挤过来，将一大包热乎乎的炒豆塞到我包里。“今天是农历的二月二，吃炒豆，驱驱邪气，一年都会交好运的。”我的眼睛有些湿，想再说些什么话，她却朝我摆摆手，说要回去看摊了，有空一定要来找她玩啊。我点点头，看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像一粒沙子或是微尘，再也看不清晰。

　　我在回程的车上，打开依旧温热的炒豆，一股久违的香气，扑面而来。抓几个入口，竟是比超市里卖的还要酥脆和香甜。两层厚厚的包装袋中间，露出一个小纸条来，抽出来，竟还有一张百元的钞票。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写着，谢谢你多留下的房费，我们挺好的，你也好好的。

　　我的眼泪，终于滑落下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10期P50


　　　

查尔斯王子的实验
●阮　炜

　　一九八四年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海格罗夫（Highgrove，位于英格兰西部格罗斯特郡，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以及其他王室领地开始其有机农业的实验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英国人是不以为然的。他们觉得这不啻是否定了高效高产的“现代”农业。他们对此进行了激烈抨击，说他“无知”、“傲慢”、“虚伪”。《泰晤士报》上有人说他所提倡的“直觉的智慧”是“危险的胡说八道”；《独立报》上则有人说若采用他的思路，让每个农民都搞什么有机耕作，世界上六十几亿人口中将有二十多亿人没饭吃。直至二○○○年，一些左翼人士仍在批评查尔斯攻击自哥白尼、笛卡儿以来的所有进步思想家，说他极端保守，反科学、反理性、反进步，沉迷于落后的传统甚至神秘主义。

　　二十二年过去了，英国有机耕作面积增加了一百多倍，海格罗夫也几乎成为有机农业的圣地。更让查尔斯志满意得的是，由于可持续农业已成为共识，近年来欧盟大幅度修改农业补贴政策，比先前更强调可持续性而非产量，使有机耕作的农田比例明显增加，甚至在斯洛文尼亚等国建立了大片“有机生态区”（Organic　Bioregion）。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机农业不仅没有剥夺人们的饭碗，反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因为有机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富于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二○○四年中国有机耕作面积达到一九九九年的十倍。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有机农业国。大概意识到有机农业是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近两年激进人士也不再以“反进步”、“搞倒退”的名义来批评它了。

　　为什么有机农业能够打破左派与右派、进步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呢？首先，它比“现代化”耕作更为环保。它不使用化肥、农药、抗生素和除草剂。这意味着石油煤炭消耗的减少（生产农业增效品得消耗能量），最终意味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物质排放的减少；也意味着能更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有机物质，使土壤矿物质结构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平衡的状态。其次，有机农业的产量虽然明显低于“现代”农业，但有机食品有自然的口感和味道，对当今人类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每天吃的使用化肥、农药生产出来的“黄瓜”、“西红柿”根本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清香、醇郁的口味，使用激素、抗生素生产出来的“猪肉”、“鸡肉”也没有自然产品所应有的鲜味和富于弹性的质地。另外，有机食品也更为健康。

　　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逻辑发展而非对它的反动。但查尔斯并非先知。在西方，他的实验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返璞归真的思想运动更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老庄时代。从历史趋势来看，工业化、现代化使西方和中国都遭遇人口压力，因而人们首先是靠“现代”农业养活了大量人口，然后才意识到吃什么或怎么生活才健康，才环保。所以说有机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进步而非倒退。

　　与海格罗夫的实验密切相关的，是查尔斯在庞德伯里镇（Poundbury，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多塞特地区，属于英国王室直辖领地）进行的传统而环保居住方式的实验。想当初，查尔斯方面抛出庞德伯里计划时，建筑师、城镇规划者和经济学家有多少人激烈反对！现如今，庞德伯里已然是一个名闻遐迩的传统人居模范镇，国内国外——包括美国这种一流的发达国家和沙特这种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来这个偏远小镇朝圣的规划者和高官络绎不绝。

　　但庞德伯里并非一项高科技实验，而是一种低科技实践。它靠的是回归传统这一根本理念。在这里不仅能看到地热利用和雨水收集设施，也能看到用芦苇席过滤排泻物的传统做法。这些设施对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乃至有机耕作是不可或缺的。查尔斯认为，传统居住方式不仅更环保、更健康、更合乎人性，而且完全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的运作。如果这种居住方式能得到推广，所收到的效果将与某些发达国家斥巨资进行的实验——那种完全依赖高科技的昂贵的环保房或环保大楼——的效果没有什么不同。

　　除了稀稀落落几家不大的工厂以及学校、邮局外，庞德伯里全是居民房。这些房子是按照传统农舍的样式、沿几米宽的小街修建起来的，所用的建材大多是当地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材料，连人行道也是用鹅卵石而非水泥铺成。这里绝对看不到我国一些富裕起来的城镇动辄宽达几十米的炫耀性“大道”，因为房屋规划得十分密集，路面也十分狭窄。大多数道路其实只是巷子，只够步行者和骑自行车者通行。即使有稍稍宽一点的“大路”，能通汽车，也被修成“之”字形，以方便步行者，或者说故意让驾车者只能以较慢的速度开车。人们购物，只需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商铺，而不是驾车去超级市场，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超级市场或购物中心，只有遍布各处的方便的商铺。大人上班，小孩儿上学也只需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