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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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黛伯拉在午饭前来到医院探望克里夫。在他的房间里是他病前的一些照片，克里夫在指挥乐队，他们的婚礼。。。。。。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克里夫熟悉自己。在窗前摆着的白沙发是他们的结婚礼物，坐在上面可以欣赏外面的花园。五屉柜是他们从前的家具。。。。。。

　　在屋子里还有一架钢琴和一架风琴。克里夫坐在钢琴前弹了起来，对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他弹得儿乎完美无缺。可是，黛伯拉说：“他现在弹琴　时，节拍上有一些小错误，以前，他从来不出错。”

　　说到这里，黛伯拉坐到了丈夫身边，一只手楼住丈夫的腰，一只手拿起了一页乐谱放在了丈夫面前。他的手在键盘上飞快地　跳动着，她深情地看着丈夫，轻轻地唱起了舒伯特的抒情曲。琴声、歌声缠绕在一起，在空中荡　漾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42


　　　

无声世界里的似水亲情
●　李锦何

　　一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爸爸把他最喜欢的“上海牌”手表递给她，然后，提着旅行袋头也不回地出了门。她突然有不祥的预感，立即跑到阳台。

　　楼下的一棵紫荆树下，有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正仰脸望这边看。片刻，爸爸从楼里出来，很快和年轻女子的身影汇合在一起。她张了张嘴，大声问爸爸要去哪里。可是，她的嘴里只发出暗哑的、模糊不清的嗓音：是的，她是一个聋哑孩子。

　　她只好回头寻找母亲，却被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后的母亲的眼神吓呆了。

　　母亲的眼神是萧杀的。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有如此的眼神。

　　后来有四年的时间，母亲总是一个人扛着煤气罐上四楼，一个人修理坏了的水管，一个人带她。每一次她和母亲一起去买煤气回来，在上楼时，母亲总是让她走在前面。她每次都嘻笑着答应了，但心里却不以为意。结果，有一次，在离家门口还有一层阶梯的时候，她突然转过身，想和母亲开玩笑，可是母亲却吓了一跳，脚一崴，煤气罐连同母亲一起滚落到二楼的平台上，母亲的头被煤气罐砸出了一个口子，鲜血“忽”地涌了出来，母亲立即不省人事。

　　她惊恐地冲向母亲，边摇晃着母亲的身体边喊着妈妈。但她喊出来的声音，是不成语调的“啊、啊、啊。”她心痛的无法自禁，软软地倒在了母亲的身上。

　　是邻居们听到响动声出来查看时发现了她和母亲。

　　“让妈妈给你找一个新爸爸吧。这样新爸爸就可以帮妈妈扛煤气罐了。”外婆来医院看母亲时，在纸上写了这几个字，郑重地递给她。

　　她流着泪拚命点头，无声地憾哭。母亲张开双臂抱着她，怀里有淡淡的药水味儿。她抬起头，发现母亲也在流泪。

　　二

　　继父是警察，大母亲十岁，脸上的伤疤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歹徒用刀砍伤的。

　　扛煤气罐、修水管，甚至洗碗，继父总是愉快地包办了。每天晚上她睡觉时，继父总会悄悄地进来为她盖好被子……很快，继父成了一家之主，瘦弱的母亲开始变得圆润、开朗，眼里的肃杀一点点地褪下。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但心里仍是淡漠的。

　　继父送给她的见面礼，是一块漂亮的电子手表。她神情淡漠地接过了，把它放在书桌的上面，任由灰尘侵袭。而书桌的抽屉的盒子里装着爸爸送给她的那块手表。

　　小学毕业时，她的总成绩是全市前十名，她报了市一中，可是一中的校长对她母亲说，学校不收聋哑学生。她很难过，突然非常想念爸爸。

　　有一天晚上，她在作文本上写：“我想像楼下的妞妞一样，到市一中念书。妞妞说只有在市一中念书的人，才能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后，我就能见到爸爸了。”写完后，她流着泪睡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心里一种异样的感觉让她睁开了眼睛。她看见继父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桌前，有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把继父的背影映成模糊一片。

　　一个星期后，继父突然比划着告诉她：“丫头，你妈已经给你在市一中缴学费了，明天我和你妈一起送你到新学校，好吗？”

　　她有些怀疑，她清楚记得校长在她和母亲面前拚命摇头的情景。第二天，她真的坐在了明亮宽敞的市一中教室里，同学和老师们都友善地对着她微笑。但她仍然以为自己在梦中。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后，继父又乐呵呵地去洗碗了。她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母亲这才告诉她，是继父连续跑了四天，并且拿着她的成绩单闯进了市长的办公室，在市长的特批下，她才进入了市一中。

　　她想起那一晚淡淡月光下继父的背影，心里突然就有了个小小的念头。晚上睡觉前，她把继父送给她的电子表仔细擦干净，然后把它放进装了那只“上海牌”手表的盒子里，让两只手表紧紧挨着。想了想，她又从画图本上撕下一张白纸，画了一个小小的自己，嘴里吐出一个圈说：“张红兵，谢谢你。”

　　张红兵是继父的名字。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写爸爸两个字。

　　晚上，又是一种异样的感觉让她睁开了眼睛。她看见，继父和母亲背对着她，站在书桌前，继父的左手拿着那张白纸，右手轻拍母亲的后背。寂静的深夜里，她能听见母亲轻微的抽泣声。

　　三

　　为了弥补自己听不到老师讲课带来的损失，她很用功地学习，晚上还经常要到学校晚自习。继父便骑着自行车，担当了接送员。学校靠近一条僻静的马路，继父经常在马路边的一棵紫荆树下等她。

　　那天晚上，她下了晚自习后，如往常一样在校门口见到了继父。继父见到她，很高兴地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小卖部，冲她比划着手势，说天气热，你想吃冰激淋吗？她微微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继父高兴地让她在那里等他，自己把自行车一搁，兴冲冲地往小卖部跑去。

　　犹豫了几秒钟，她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数学课本，低头翻看着。她感觉到异常的时候，一辆车已经东扭西歪地向她冲了过来。

　　一瞬间，她呆立着不知所措，想要拨腿逃跑，双脚却重如灌铅，然后，她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出去，跌倒在几米远的地方。她爬起来，赫然看见继父倒在了她刚才的位置上，鲜血汩汩地流了一地。

　　在继父的病床前，她第一次在他面前哭得一塌糊涂。继父笑着让母亲拿过纸和笔，写道：“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

　　她哭得愈发厉害，心想，我以前在他面前真的太不听话了。

　　继父后来成了腐子，不仅不骑自行车了，而且转成了文职警察。但是这时她开始喜欢用纸笔与继父交流了，有时，母亲与继父使小性子，她总会偷偷给继父支招怎么哄母亲。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和母亲一起，搀着他的手臂去逛公园、逛街。

　　四

　　继父去世的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继父是在一次坐公车时，见义勇为捉小偷，被小偷的同伙在他回家的路上，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偷袭，用小刀一刀刺中心脏的，待行人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不行了。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别的城市实习，准备实习完后回到母亲和继父身边工作。

　　她赶回来时，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家里的一切都是年老的外公外婆在打理。见到她回来的那一刻，外婆外公哗哗地流着眼泪。她没有哭，也没有眼泪，她镇静地安排了一切的后事。

　　但是，在把继父送进火葬场的火炉时，她想起十七岁那年，在校门外的紫荆树下的自己，想起继父那年在纸上写的一句话：“丫头，不哭，一定要听话，只要你好好活着，我就对得起你爸爸和妈妈了。”她突然心痛的无法自禁，就像当年母亲扛着煤气罐摔倒不省人事的那一瞬间，那时候，她才哭得晕倒在地上。

　　小偷的同伙后来被继父的同事捉住并判了死刑。这当中，她认识了其中一个办案的年轻警察，他像继父一样，身材高大，为了她特意学了手语和唇语。扛煤气罐、修水管，甚至洗碗，男友总是咧着一张嘴，愉快地包办了。

　　再后来，她和男友结婚了。她把继父送给她的电子手表带到了自己的新房，把它擦得锃亮地放在客厅的酒柜上。丈夫问她是哪里来的古董。她说，是我爸爸送我的。丈夫又问，你有两个爸爸，是哪个呵？

　　张红兵爸爸。她拿过一张纸，一笔一划认真地写下这几个字。

　　五

　　母亲仍然守着她的老房子。

　　有一天，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去看望母亲，发现母亲拿着一本相册坐在阳台上凝神细看。

　　是母亲和继父的结婚照。

　　她站在母亲的身后，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是的，在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里，她们都碰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但是，只有其中一个叫张红兵的男人，左右了她和母亲的似水流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0


　　　

我邂逅的名人
●张慕飞　口述　○汤礼春　整理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28


　　　

我的难堪，你的尴尬
●安　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识字，也无法带给我任何的荣耀。我年少的时候因为成绩出色，被保送至市里读最好的中学。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借外人的视线，审视自己卑微的出身，和父母粗鄙的言行无意中给我带来的重重烦恼。

　　
一


　　记得读高一那年，我与一群人正在走廊里说笑，母亲突然就走过来。我先看见她，却并没有立刻迎上去，而是在母亲的东张西望里尴尬地低下头。我正试图在人群的掩护里逃开时，却被母亲给兴奋地抓住了。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任由母亲紧紧地拽着胳膊，说着琐碎的家长里短。

　　原本那亲密无间的一群，此刻陡然就与我有了距离。母亲起了毛球的线衣，土得掉渣的方言，一声又一声唤起我一直羞于对人提起的乳名，手里提的大袋的手工煎饼，无一不让周围的人觉得好奇且热闹。这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下的人纷纷在我们的表演里笑成一团；而台上饰演小丑的我却是在拼命的蹦跳里，忽地生出一种几乎将自己吞噬掉了的无助与悲哀。我在喧哗嘻笑里并没有记清母亲说过的话，也忘了母亲是求人才搭了顺路车来专门看望我，且将一肚子的话絮絮叨叨倾诉给我；我只是清晰地记住了那些外人的“关注”，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