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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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我找许二妮做工作,我们俩的谈话都可以编一个小品了。我教育她,正在上学的学生不应戴这么多首饰,她说自己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那也不该戴,会让同学不平衡,她说那就怪他们没托生一个有钱的家。我只好转了话题,问她有人找她借钱没?她说老师你明知故问,全班有34的学生都找过我,我就是不想借给他们。我问她那为什么又总请客买东西,她说我有钱又不借钱给别人,再不请请他们我得掉冰窖里,噎得我没话可说。一次教育不成就得多次教育,她后来倒好,来个认真倾听死不悔改。最后我也懒得管她,对于自甘堕落的人有什么好说的,抓好班,多拿些津贴,评个优秀班主任才是正经的。
就这样到了大二,我开明清小说鉴赏课。有一天讲到《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在对比完中外作品中吝啬人物之后,我让学生说一说身边吝啬的人。有学生说他们中学校长的媳妇为了省水,不让丈夫、孩子用家里的卫生间,实在憋不住了就排队上,由最后一个人冲一次马桶。有学生说他的邻居退休后拒不交出单位办公室钥匙,以便等大家晚上下班后去打免费长途,最后迫使单位换了锁……听得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只有许二妮没笑,等大家笑毕,她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讲一个故事。”没等我同意,便自顾自讲了起来:“在坝上农村有户4口之家,爹、娘和两个女儿。开始一家4口就靠夫妇俩种那几亩山里薄田为生,年年苦熬却年年吃不饱饭。1996年镇上修路,离他家很近,于是男人的姐姐帮他们借了些钱在路旁开了个煤站。刚开始煤价不高,他们总赔钱,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煤站开始赚钱并且越赚越多,这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户。但夫妇俩依旧紧抠着过日子:住的是过去的土坯房,唯一的电器是一台经常没影儿的14英寸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一概没有,女人要么穿大姑姐剩下的衣服,要么买便宜布做衣服穿,有时候裤裆做窄了,穿在身上直抽筋。加上天天在煤站里,脸黑乎乎的像个小丑。抠门的结果是2002年这家又开了第二家煤站,还花高价让二女儿上了重点高中。2003年冬天很寒冷,女人穿得少冻感冒了却不舍得住医院,打着点滴往返于两个煤站,还要洗衣服做饭。一天女人洗完一大盆衣服往外倒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等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临走时只来得及对赶来的两个女儿说了一句话:‘你俩多孝敬你爸。记住吃好、穿好,把娘没享受过得统统享受一遍。’可是女人死了不到一年,男人就又娶了个年轻女人,给这姊妹俩一人50万元让她们单过。”
故事说到这儿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笑,而许二妮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如何安慰她,这时下课铃声响起,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想借此开个主题班会,但所有的班干部都表示沉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大二下半学期,许二妮找着一个出租车司机申请退学二人同居,一年后再遇到她,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孩,成了典型的中年妇女。而我带的这个班有90名学生考上了专接本,为此,学校发给我一笔奖金,但是,已毕业的学生却很少再同我联系,他们彼此的联系也很少。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一个吝啬付出爱心、不耐心了解学生的班主任,是带不出一个充满爱和同情的班集体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30
22年前的24小时
铁凝
1976年初秋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河北博野县张岳村第十生产队干活儿,地头一个推自行车的社员,我的乡村好友素英对我高喊着:“铁凝,你看看谁来啦!”我向地头望去,见一个身穿红黑方格罩衣的小女孩站在素英身边正对我笑,是我妹妹,这个小学五年级女生,就这么突然地、让人毫无准备地独自乘一百多华里的长途汽车,从我们的城市来村里看我了。
张岳村离县长途汽车站还有八华里,妹妹下了汽车本是决心步行八里独自进村的,路上正巧碰见进城办事的素英,素英便用自行车将她带回了村。
我走到地头,望着妹妹汗津津的脑门和斜背在身上的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我想这是一个多么胆大的人哪,而我的父母居然能够同意她独自一人出远门。妹妹对我说,没有素英的自行车她也能找到张岳村,她已经听我说过许多遍这村的位置了。妹妹还告诉我,她身上的挎包里都是带给我的好吃的,她要看着我吃好吃的,然后和我玩一天——她说她就是来和我玩儿的。
我和妹妹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春节离家回村时,她抱住我不放,坚决要求为我把票退掉。那是我插队之后回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和村里潮湿的凉炕、苦涩的千白菜汤相比,我实在不愿抛开家里的温暖:干净明亮、琐碎踏实的一切,还有我那与我同心同德的妹妹。当我一次又一次买回返村的长途汽车票时,是她一次又一次毫不犹豫地为我退掉。对于退票,开始我的态度是半推半就,有点矫情,有点阿Q,好像我本是要走的,是妹妹她偏不放我离开呵。到了后来,便是我主动请求我妹妹了:“你能不能给我再退一次票”在家的日子一天天拖下去,暗算一下,原来妹妹已经为我退了八次票。这个春节的八次退票,是我和妹妹之间的一个小秘密。所以没有第九次退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知青副组长的身份,虽然乡村并无部队那样严格的纪律,可也不能超出返村的日期太久。
现在妹妹来了。目的单纯而又明确——和我玩一天,可是我正在干活儿啊,我的农药还没喷完呢。我怎么能在这广阔天地里,在这大忙季节和妹妹“玩”一天呢。那时的我们,本能地提防这个“玩”字。社员们却围拢过来了,这群善良而又乐观的人,在那个禁玩的年代,他们是依然懂得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人。他们要我放下喷雾器领我妹妹回知青点,他们说,这老大一片地,不缺你这一半个劳动力,谁知他们越是劝我,我越是不肯离开,仿佛在逞能,又好像利用我妹妹到来这件事接受考验:看看我的大公无私吧,看看我革命的彻底性吧,看看我铁心务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吧……我把妹妹扔在地头,毅然决然地在棉花地里干到中午收工。
当我领着妹妹回到村里的知青点时,她已经有些不高兴了,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为什么你不跟我玩儿呢我只是反复对她说,我太忙了。在知青点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刚回到宿舍就下雨了,妹妹期待地说,下雨了你们就不出工了吧。我说是的,不过我们一向利用下雨的时间开会。妹妹气急败坏地说,我来了你还开会啊!我训导她说这是在村里不是在家里,你应该懂事。妹妹悲哀地说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看你呢。
下午,我们十几个知青集中起来开始在食堂里开会,我心乱如麻。我多么希望这会快点结束,好让我有空陪陪我妹妹,可乡村里的会议都是漫长而缺少实效的。会开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开始读报。这时我发现妹妹站在门口。她挑衅似地冲着我们全体、也冲着我说,要我陪她出去玩儿。她这种不管不顾的态度使我有点下不来台,我跑到门口把她领出门去,我说开不完会我就不能和你玩。妹妹说你开完会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并不重视她的气话,只一心想着怎样保护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啊。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人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
会终于散了,我回到宿舍发现妹妹不见了。这时我才真的害怕起来:天下着雨,她能到哪儿去呢我披上雨衣就跑出门外,同院知青也随后帮我去寻人。
我们找遍村子又找出村子,最后在旷野上,我看见一个朦胧的小红点在跳动,那就是我的妹妹,她正向县城的方向跑着。我大声叫着妹妹,她在雨中跑得更快了。当我就要追上她时,她又钻进了一片玉米地。我也钻了进去,一边拨开茂密而又刺人的玉米叶,一边央求她跟我回村,并答应从现在开始就和她玩儿。她的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淋湿了,却头也不回地跑着,边跑边报复似地大声说:“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要揭发你八次退票的事!”我追赶着妹妹,心想我是多么应该被揭发啊,玉米叶划破了我的手脸,我想它们也正刺伤着妹妹的皮肤。我哭起来,妹妹就在这时停住了脚,是我的眼泪使她妥协了。我把雨衣披在她身上,拉着她出了玉米地。我的知青战友们也赶到了,素英听说我丢了妹妹也骑车从家里赶了来。她不由分说把我妹妹放在车子大粱上带着她就走,她说她回家要给我妹妹烙白面饼煎腊肉。
这晚妹妹在素英家领受了贵宾的礼遇:素英一家将她围在炕上,给她说笑话解闷儿,她喝了姜糖水祛寒,吃了平时农家很少动用的白面烙饼卷腊肉。不幸的是吃喝完毕她便发起高烧说开了胡话,万幸的是素英急中生智从隔壁请来一位会扎针灸的老汉。这老汉上得炕来,先照着我妹妹的脑门吐了一口唾沫,然后从怀中一个脏污的布包里抽出一根粗长的大针。照着那唾沫处猛然就扎,这一切是如此地迅雷不及掩耳,让你来不及怀疑、恐惧和哭。可是奇迹发生了,妹妹渐渐安静下来、安睡过去,第二天清晨她居然退了烧,又是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了。
我骑着自行车把妹妹送到县长途汽车站,送上回家的车,她上车时正是头天素英带她进村的时间,整整24个小时。这乱糟糟的24小时让我心里很难过,却不知该对我妹妹说些什么。她倒很豁达,隔着车窗对我挥挥手说:“放心吧,我什么也不会告诉爸妈!”
22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成人,她也去了美国。我从来没有为那年秋天的24小时向妹妹说过“对不起”,我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用在亲人身上是多么没有分量。
今天是5月28日,是妹妹的生日。她从美国打来电话,我问她还记得那位乡村老汉给她扎针吗,她在电话里大笑着说:“我一直觉着他那口唾沫到今天还在我脑门上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08
高尚的出口在心里
李艾
三年前,我放弃了一份IT企业的工作,到一家公益机构做专职志愿者。
从那时起,我成了一个“穷人”。
一个月的收入不到800元钱,基本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很滑稽的是,我还在刷卡消费,以往工作时办的信用卡被我用上了,我在里面透支,以补急需之用,然后用12个月来分期付款。
朋友也逐渐减少,因为我不再“交际”,最后缩减到两个女孩,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吃饭,当然我花钱的次数很少,她们给我台阶下,说:花不多的钱,感受高尚。
开始的时候我也拒绝,后来就接受了,因为我也需要朋友,需要了解我理解我的朋友,需要能鼓励我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坚持自我的朋友,而朋友见面都在下班后,那时必须吃饭,如果不吃饭就没有朋友,这点我是深深体会到了。
有一次,她们又请我吃饭,并且还神神秘秘地说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去了,在饭桌上不论我怎么问,她们都不说,后来我就相信她们就是给我改善伙食的。
吃完饭,我们嘻嘻哈哈往外走,她们说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跟着两人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店铺前,一个女孩说:“到了。”
我一看,立刻明白了,抬腿往外走,被她们硬拽了进去。
那是一家眼镜店,而我的眼镜有一条腿儿已经折了,我用细绳和胶带固定着,她们是来给我修眼镜的,当然,她们不让我出钱。按照她们的说法,找个机会为高尚者做点事。
那一天,我心里不太好受,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穷了,我何尝不想在一个饭店请她们吃饭,何尝不想在天气好的时候约她们一起出去玩,但是,那就必须改变我的生活。
我不想改变。
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谈恋爱,而是“谈论”恋爱,或者说,谈论恋爱的前提——我应该怎样做志愿者。她的观点是我可以有一份正式的稳定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做志愿者,这样,她就可以和我交往,或者说,她的父母就同意她和我交往。我的观点是:我的价值不在那个工作上,为什么不能把全部价值都放在我喜欢的还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她接受不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不交往。
我们的讨论很激烈,后来两个女孩也加入了,而她们几乎瞬间就“变节”了,认为我应该接受女友的观点,三个女孩说服我一个,她们失败了,当然,我也失败了,我失去了爱情。
我承认自己有点倔,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也许听着不那么纯粹,或者说,让我的志愿行为变得有点“俗”,但它很真实。我曾经深深爱过一个女孩,后来……失去了她,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我无法自拔,后来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当你有一件让你觉得幸福的事情时,一定用尽全力珍惜它,克服一切困难,摒弃一切诱惑地珍惜它。我太知道一点,生活中一旦有一件幸福的事情,它有可能很快地消失,再也不来。
两年内,再让我觉得幸福的事情就是现在的志愿服务,我为什么要放弃?
我不知道这种穷日子还要过多久,确切地说,也不太想这个问题。一个人,心灵已经在幸福中,所想的东西就会很少,这是我的真切体会。
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有不少(我们机构里就有许多)。我也就相信,物质时代里,只要你自己觉得好,高尚总会找到出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16
下一站:缘分
王丽萍
一个男子到了30岁,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他连女朋友都没有,那……问题就来了,家长急得上蹿下跳,还不好当儿子的面说,很多父母是怕孩子的呀!于是托热心人频频介绍,不断安排相亲,甚至干脆横下心到婚介所去挂号……男子烦啦,叫:“缘分没有到么!”
还真有“缘分”一说?总觉得那是明星拿来搪塞小报记者的挡箭牌:“要看缘分啦……”或者,老大不小的人,挑朋友花了眼睛,就给自己撑腰:“唉呀,没有缘分呀!”要不就是那些老找不到对象的人用来自我安慰的底线:“下一站:缘分……”
有一天,男子过马路,迎面过来一个女孩子,两个人都想让对方,向左,向右,女孩子干脆站住不动,在跟她擦肩而过的一刹那,男子想:我要跟着她。
于是,跟着女孩子走,七拐八绕的,在小区的楼下,女孩子回头喝他:“你想干什么?”男子张大嘴巴,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慢慢地,男子伸出手来指指:“我也住这里啊!”
电梯里,心狂跳,女孩子按了5楼,男子按了6楼……原来原来呀,住楼上楼下呦!
结婚的那天,听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所有的来宾都感叹不已——缘分就是这样的啊,在你不经意间,悄悄地十面埋伏,当你发现时,原来就在身边呀!
那天我乘出租车,一路上,司机好心情地唱着歌,我纳闷:“什么事这样开心啊!”他得意洋洋地说:“我要讨老婆啦!老婆就是我的客人。认识她的时候,她在路边拦车子,别人的车都不停,因为她带着坐轮椅的妈妈去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