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2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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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庙前面树荫底下，你又能阻止谁来看热闹教书先生出来了，军队里兵卒拉着马过来了，几个女人娇羞地手拉着手，也扭着来站在一边了，小孩子争着挤，看我们照相，拉皮尺量平面，教书先生帮我们拓碑文。说起来这个那个庙，都是年代久远了，什么时候盖的，谁也说不清了！说话之人来得太多，我们工作实在发生困难了，可是我们大家都顶高兴的，小孩子一边抱着饭碗吃饭，一边睁着大眼看，一点也不松懈。
我们走时总是一村子的人来送的，儿媳妇指着说给老婆婆听，小孩们跑着还要跟上一段路。开栅镇、小相村、大相村，哪一处不是一样的热闹，看到北齐天保三年造像碑，我们不小心，漏出一个惊异的叫喊，他们乡里弯着背的、老点儿的人，就也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知道他们村里的宝贝，居然吓着这古怪的来客了。“年代多了吧。”他们骄傲地问。“多了多了，”我们高兴地回答，“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了。”“呀，一千四百年！”我们便一起骄傲起来。
我们看看这里金元重修的，那里明季重修的殿宇，讨论那式样做法的特异处，塑像神气，手续，天就渐渐黑下来，嘴里觉到渴，肚里觉到饿，才记起一天的日子圆圆整整地就快结束了。回来躺在床上，绮丽鲜明的印象仍然挂在眼睛前边，引导着种种适意的梦，同时晚饭上所吃的菜蔬果子，便给养充实着我们明天的精力，直到一大颗太阳，红红地照在我们的脸上。
（张妍摘自《中外书摘》2007年第10期，原载于四川文艺出版社《林徽因美文》一书）
眼睛
◎郭枫
我曾注视着一个孩子的眼睛，很久很久……
一天早晨，我经过一个地方，突然，看见路旁一双乌黑的小眼睛。我停下来走到他的面前，对于我的这个举动。他并没有退缩。他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稚气的模样令人无限怜爱。噢，多美丽的一双小眼睛！我望着他，不禁心生赞美。如果说世界有神圣、美丽的东西，哪里能够找到比孩子眼睛里蕴舍的更多的呢我凝望着。凝望着。忽然有一些惶悚的感觉！怕我的面孔在他眸子中照出来。
在这充满憧憬的眼睛里，找不到丝毫阴影，就像他没有忧郁的小心灵一样。我仿佛窥见他的灵魂在空中翔舞，是自由而明朗的。
离开了这个孩子。但，他明亮的眼睛，依然闪耀在我的脑际。以后，每一次看到这孩子，总爱凝视他可爱的眼睛。我更相信：“从眼睛里。可以探悉到一颗心灵。”
从此，我惯以冷峻的逼视，去探索人们的眼睛。怀着一分奢望，想在茫茫人海，寻获一些可贵的心灵。别怪我说得太颓丧，我是失望！在可笑的人群中，我从未发现像孩子一样的眼睛。我看见过英勇的、高傲的、睿智的、恋爱的、仁慈的眼睛……我也看见过淫荡的、充血的、谄媚的、贪婪的、哀怨的眼睛……我看见过发光的或失神的眼睛、高尚的或卑鄙的眼睛，然而从没有看过像那孩子如秋夜莹星一样清澈、明亮，洋溢着生命希望的眼睛。也许仍是有的，也许隐藏在晦暗的角隅，我想。一次，我走在薄暮的旷野中，斜阳昏黄的光线，笼罩了山峦水影，苍茫的气氛迷漫在天地间，空中充满了凄迷的情调。我孤寂地走着，一条又阔又直的黄土大路，一直伸展开去，没有尽头似的隐没在遥远的暮色里。我的心灵为这一片暮色所震撼了……
前面，有一个行路的人影，我加快脚步赶上。是一位龙钟的老人，拄着杖缓慢地走着。很衰老了，可是步履仍很矫健，一步一步，迟缓，却很有力。
从后面赶上，我问：“老先生，前面不远就到宿店了吧”
听到了我的声音，老人似乎有些惊讶，有些犹疑，但他终于回答了我：“青年人啊，你的眼睛看得清楚，为什么要问我呢不过，要到宿店，路还是很远的。”
朗朗的声调铿锵动人，我才注意到老人双目已经失明了。
“你走得快还是先走吧，我独自走惯了。黑夜和白天，都是一样。我总是摸索着走。”
我走得快吗我心中重复着这句话。也许此时我的脚步比老人快，可是，谁知道老人的脚下走过多少路了真想伴他走一程。但看老人走路的姿态，知道他是善于行路的，我终于先行了。
这件事情已过去很久了，可是它在我脑子里并不能轻轻抹去。像那次我突然间发现了孩子眼里的光亮一样，留下了深刻的痕印。我忘不了老人的那种强傲的姿态，常常咀嚼着老人和我的那段对话。不错，人生是漫长的，而且很难到达宿
店？哪里是宿店呢哪里又可以停下脚步呢路是没有尽头的，走啊！走啊！当生命之光熄灭了的时候，也许正是生命之光点亮了的时候。是的，路是没有尽头的。从孩子洋溢着生命希望的眼神，我懂得应该怀一分真情去开创未来的道路。从老人双目已盲的行进中。我领悟到奋力前进的意义。选定自己的方向，踏实地走。也许。这就是人生应该做的。我得换上孩子般真挚而充满希望的眼睛。
（经纬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郭枫散文选》一书）
雪 夜
◎＇日＇星新一 ○海明珠 译
雪花像无数白色的小精灵，悠悠然从夜空中飞落到地球的脊背上，整个大地很快铺上了一条银色的地毯。在远离热闹街道的一幢旧房子里，冬夜的静谧和淡淡的温馨笼罩着这一片小小的空间。火盆中燃烧的木炭偶尔发出的响动，更增浓了这种气氛。
“啊！外面下雪了。”坐在火盆边烤火的房间主人自言自语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难怪这么静呢！”老伴儿靠他身边坐着，将一双干枯的手伸到火盆上。
“这样安静的夜晚，我们的儿子——定能多学一些东西。”房主人说着，向楼上望了一眼。
“孩子大概累了，我上楼给他送杯热茶去。整天闷在屋里学习，我真担心他把身体搞坏了。”
“算了，算了，别去打搅他了。他要是累了，或想喝点什么，自己会下楼来的。你就别操心了。父母的过分关心，往往容易使孩子负担过重，反而不好。”
“也许你说得对。可我每时每刻都在想，这毕业考试不是件轻松事。我真盼望孩子能顺利地通过这一关。”老伴儿含糊不清地嘟哝着，往火盆里加了几块木炭。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寂静的气氛。
两人同时抬起头来，相互望着。
’
“有人来。”
房主人慢吞吞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随着开门声，一股寒风带着雪花挤了进来。
“谁啊”
“别问是谁。老实点，不许出声！”
门外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手里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声音低沉，却掷地有声。
“你要干什么”
“少哕唆，快老老实实地进去！不然……”陌生人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房主人只好转身向屋子里走去。
老伴儿迎了上来： “谁呀是找我儿子……”她周身一颤，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对不起，我是来取钱的。如果识相的话，我也不难为你们。”陌生人手中的匕首在炭火的映照下，更加寒光闪闪。
“啊，啊，我和老伴儿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中用了。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吧。但请您千万不要到楼上去。”房主人哆哆嗦嗦地说。
“噢楼上是不是有更贵重的东西”陌生人眼睛顿时一亮，露出贪婪的神色。
“不，不，是我儿子在上面学习呢。”房主人慌忙解释。
“如此说来，我更得小心点。动手之前，必须先把他捆起来。”
“别，别这样。恳求您别伤害我们的儿子。”
“滚开！”
陌生人三步并作两步，蹿上楼梯。陈旧的楼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两位老人无可奈何，呆呆地站在那里。
突然，咔嚓一声，随着一声惨叫，一个沉重的物体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房主人从呆愣中醒了过来，慌忙对老伴儿说： “一定是我们的儿子把这家伙打倒的。快给警察打电话……”
很快，警察们赶来了。在楼梯口，警察发现了摔伤了腿躺在那里的陌生人。
“哪有这样的人，学习也不点灯，害得我一脚踩空。真晦气。”陌生人一副懊丧的样子。
上楼搜查的警察很快下来了。
“警长，整个楼上全搜遍了，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可房主人明明在电话中说是他儿子打倒的强盗，是不是房主人神经不正常”“不是的。他们唯一在上学的儿子早在数年前的一个冬天就死了。可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说，儿子在楼上学习呢。”
谁也没有再说话。屋里很静，屋外也很静。那白色的小精灵依然悠悠然地飞落下来……
（梁 裕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外国微型小说选》一书）
尊重自己的尺度（外一篇）
◎徐百柯
吴组缃（1908—1994）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有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人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询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娟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说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让他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20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排开数十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词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一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很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达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