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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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贫困人口大概占全国人口的1/4，到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只占到1/40，农村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城市贫困人口却迅速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因为当时是企业办社会，个别贫困者也多享受着单位福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出现，并迅速增多。这些下岗工人只领到很少的补偿金，远低于他们曾经创造的价值。
在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开始下岗的时候，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却开始涌入城市。“某种程度上，这是农村贫困向城市的转移。”洪大用如是说。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因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农民工成了城市贫民，据有关专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亿。而有关城市贫民的官方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农民工计算在内。洪大用认为，应该把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也列入城市贫民的范畴。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上，“城市贫民”这个概念首次被中国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正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并谋求积极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贫民群体的庞大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一些缺少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开始领低保，加入了城市贫民阶层。
近年来，一些城市正逐渐形成一个个贫民聚居区。在城乡结合部，多是农民工的聚居地，清华附近就有一个据说是最大的贫民聚居区。在城区，则存在差别明显的高档小区和低档住宅，一些老城区像北京的大栅栏成了原著城市贫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户区、深圳的农民房等等也聚居着大量城市贫民。
2006年年初，在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明显加重。城市贫民阶层逐渐浮出水面。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那时中国存在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在逐渐形成的城市贫民阶层中，这些“三无”人员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的城市贫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为自身原因贫困。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劳动能力并乐于工作，但却缺乏工作机会，他们成年累月地寻找工作，却没有地方愿意雇佣他们。
综合开发研究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对东北地区5个城市的贫困群体进行了调查，他对城市贫民的描述中有这样一句话：离开原有在国企或者集体企业的工作后，大部分员工在实现再就业、获得失业和养老保险、参加就业培训、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方面，遭遇了严重的排斥。
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还好一点，但也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工作机会尤其渺茫。在东北，曾经辉煌的一些重工业城市，大量企业破产或减员，因为整体不景气，失业者想做点小买卖，东西很难卖出去，想做家政，市场很小，想当护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三座大山却还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贫民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性贫困，甚至波及后代，出现代际贫困传递，他们的子女长大后成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贫民阶层出现会带来很多问题，极易造成集体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当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城市贫民阶层的时候，黑社会势力逐渐形成了。当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而在此之前的社会稳定，则是小心翼翼维持着的脆弱的平衡。
农民工从事着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或脏或累或有危险性的工作，却始终没能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中被歧视，而且还会遭遇拖欠工资，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几年，农民工和社会的冲突不断上演。城市的失业人员也曾到政府门前静坐。代际贫困则是一颗危险的种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贫穷，却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贫穷。
某种意义上，城市贫民阶层可以说是城市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权力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而义务则过多，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强烈地被剥夺感。表面看上去，他们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满却可能在酝酿，谁也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这无疑是危险的。
进入2006年11月份以来，粮油价格上涨。对此，有调查显示，77。1％的人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使他们“生活压力增大”，84。0％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数据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渐上升。
粮油涨价已经给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压力，城市贫民阶层对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格外敏感，任何一点价格的上涨，都可能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量在贫民边缘游荡的准城市贫民，则可能因为价格的一点变化降为贫民，贫民规模的增大同样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次价格上涨中，国务院温家宝亲自看望了部分困难群众，了解粮油价格上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狭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城市贫困人口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低保覆盖面增大了许多，全国每年为贫困人口支出的经费约200多亿元。同时发展了多种临时救助和专项救助，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了针对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专项救助，北京专门有一个对贫困边缘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农民工也被“正名”，明确提出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业内也在讨论关于最低工资保障和反贫困法的立法问题。但是，不管救助体系多么完善，从长期看，这只能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中最后的一道安全网，是一种亡羊补牢，立法则更多是从技术层面上解决问题，都无法消除造成城市贫民的根源。
目前中国的城市贫民大多不是绝对贫困，而是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剧了这种贫困，我国社会贫富差别还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城市中的贫富差距更是大于整个社会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贫穷者则仅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 1。4％。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能增加社会稳定性的是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作为城市最底层的阶层，城市贫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动。
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和迅速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意味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边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表明作出牺牲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付出的极限。这个时候，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不够通畅，社会矛盾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干。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家庭也存在这个现象，他们手中的钱可能比农民稍多一点，但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
而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存在，也打击了这些家庭负债让孩子上学的勇气。近年来城市中小学对农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学歧视，高额的借读费让大量农民工家庭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很少，大多还属于非法，教学质量差，农民工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加渺茫。在城市，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点中学招收的公费生逐年减少，自费生却逐年增加，巨额的择校费把贫困者挡在了门外，富有者则可以用钱买来机会。教育和通过教育所获取的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当教育变得势利，各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必然狭窄。
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正常的流动秩序，城市贫民阶层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样的社会是让人绝望的，向上流动的通道，是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渠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40
变味的“爱国主义”
魏剑美
近日拜读了一本“爱国主义读物”，受益匪浅，方始明白我泱泱中央大国、炎黄子孙可引而傲天下者居然俯拾皆是：机器人决非西洋佬始创，我国早有动力学权威鲁班大师攻克该项科研项目；诸葛先生的“木牛流马”比起洋人的汽车、火车来更是早了千余年；至于电子计算机，当然更得在我们的算盘面前自称晚辈……总之一句话，凡荒蛮夷人、长毛洋鬼所谓之现代科技，考其起源，都可纳于我国古人的伟大发明创造之后。作者最后大发号召，要求广大学子乃至全体国民为我泱泱大国的伟大文化而骄傲，为我们祖先的“先见”之明而自豪。
爱国，当然是一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起码情感。对青少年加强爱国方义教育也是媒体、作家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许多年以来，我们的“爱国主义”事实上一直在一个误区内转悠，以为爱国就是坚信自己民族的一切都好，就是拒绝承认他国的优秀、先进。于是我们的媒体、书本反复宣扬“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勤劳勇敢”，宣扬长城、故宫、“四大发明”，宣扬中国人如何扬眉吐气难倒“老外”。在这种“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下，于是有了1997年“十强赛”前大连金州某宾馆经理的拍胸脯保证：一定让伊朗队吃不饱、睡不好，浑身不舒服却又说不出不舒服在哪。
于是有了《我所见到的鬼子兵》作者方军对日本“老鬼子”的庄严宣战：“现在再到卢沟桥来打一仗，我们一个营，你们一个师，你们敢吗？”
于是有了中美拳击散打对抗赛后的骄傲结论：通过这一场比赛，中国武术和西洋拳击熟优熟劣已有结论。
于是有小伙子在公交车上抢在外国女士之前占了位子还要放言：“都什么年代了，咱中国人还怕她洋鬼子不行！”
当然，一个饱受凌辱、蹂躏的民族关乎国格、气节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这可以理解，但若一味借辉煌的历史甚或想像的辉煌历史来自我陶醉则未免阿Q气太重，再若一味扬己贬人则更不利于同世界的沟通与交流。时代不同了，屈辱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藏在心中，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学习别人、尊重别人，甚或赞美别人都不是屈膝求欢、卖国媚敌的丑事，相反还会增进与他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以我们的谦虚、友好、勤奋去赢得“老外”的尊敬，去树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
韩国人真诚地羡慕我们：“你们有鲁迅，而我们没有。”我们不认为他丧了国格。相反，他让我们感觉到了韩国人的自省精神和文化品位。勃兰特总统在波兰烈士陵墓前跪下了，全世界都没有认为他丧失了国格。相反，德国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谅解，该国政府检讨历史的勇气赢得了普遍尊敬。与此不同，日本政府是“爱国”的，年年有人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辩护，但明眼人都知道，这种“爱国”事实上是误国。
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明白并告诉青少年的是：爱国不仅仅是热爱祖国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对无知与错误决策的检讨，对苦难与屈辱的缅怀，并且学会对他国和他国文化的尊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6期P32
爱是100∶0
＇美＇桃乐茜。卡斯派
在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女的时候，心目中的爱和婚姻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式的。家政课上，老师让我们设计完美的婚礼和婚庆接待会，包括婚礼最后抛撒大米，新郎新娘乘坐豪华轿车缓缓离去，就像电影中那样俊男靓女终成眷属，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立志成为一名护士。我忘记了婚姻，把它抛在脑后，因为我要救死扶伤，四处游历。然而两年后我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他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过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不能是农民或者奶场工人。可是最终这两点我都违背了，我要嫁的这个人家不仅耕种着大片土地也饲养着大量奶牛。
我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结婚了。那时仅有的消遣就是听收音机或去观看体育比赛。丈夫是个运动迷，曾经是拳击冠军，参加过许多体育活动。然而我是个艺术迷，演讲、戏剧和舞蹈是我的最爱。可是有这类艺术活动的城镇最近的也在四十英里以外，而高速公路在整个冬天都经常是封闭的。
在结婚仅有7个月的时候，我得到了身患癌症的母亲病危的消息。尽管有75头奶牛和1400亩地需要照料，但丈夫一读完电报就对我说：“亲爱的，我去给你订票，你收拾好行李。你应该马上与你父母待在一起。”我走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丈夫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会告诉我农场的情况，并关心和询问我们过得怎么样。丈夫很少流露对新婚妻子的思念。少女时代心目中的情书应该是那种倾诉着绵绵不绝的爱和相思之苦的，而丈夫的信总是用简简单单的话讲诉着生活的现实。四个月后，我为逝世的母亲举行了葬礼，与父亲兄弟一道料理完后事后，我回到爱达荷，我知道丈夫会来机场迎接我。
在见到他的瞬间，他的眼神流露出的喜悦与温情是任何一封完美情书都无法比拟的。在开车回家的路途中，我不停地说这说那，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并不打断我的话。等我说累了，他终于有机会开口的时候，他让我打开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拿出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