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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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挥动布帽子答谢人群时，欢呼声掩没了麦克风中播音员的声音。唯一忧虑来自美国人，他们担心，为皮埃特利的庆祝会毁掉冠军海斯的成绩。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冠军海斯早被美国以外的国家的人们遗忘了。他为参加了奥运会进行了很多训练。他在他工作的纽约布鲁明得尔百货店楼顶的川煤渣铺成的跑道上练习跑步。赛后，他被提升为体育用品店的经理。与此同时，皮埃特利，一个勇敢的失败者，成为体育界的名人。奥运会后一个月　；　他返回杜林时，受到了特殊的欢迎。《锡锅巷》的词作者爱兹。巴莱恩，为他写了一首名为《道多兰多》的歌曲。改名为爱英。柏林的这位同作者也越来越出名。　l908年奥运会对这两个人来说都不错。

　　从马拉松赛退役后，皮埃特利经营着一家咖啡店，他也开出租租车。l924年奥运会100米冠车，英国人哈罗德。亚伯拉罕在《世界体育》这本杂志上，把他描写为“现代奥运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反思皮埃特利的成名经过，亚伯拉罕总结道：“所有快步伐出发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冠军海斯直到全程的3/4才跑到前面，如果皮埃特利在跑慢些，他会成为l908年奥运会马拉松赛的冠军，但那就可能没人听说过他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0

“专任教授”的骄傲
陈平原

　　３６年前，夏秋之际，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走进一个１６岁的插队知青。作为民办教师，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山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头一回被拘在教室里，坐那么长时间，很不适应。不一会儿，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你刚给他解释，上课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那边又有人哭起来了，问为什么，说是尿裤子了。本以为初入道，从一年级教起比较保险，没想到当“孩子王”还真不容易。可抱怨归抱怨，这个知青，却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名知青走出大山，念完了大学，再念研究生，最后落户在未名湖畔。有了早年教书的经验，深知上课时不能让听众有急于上厕所的感觉，二十几年来，这位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大学博士班的教师，认真面对每一堂课。大概是天道酬勤吧，这位昔日的知青，居然被评为２００６年的北大十佳教师，真让人感慨系之。

　　你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去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６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这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课讲得好不好，这在业绩表上远不及科研成果显眼；但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这“传道授业解惑”。

　　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２００６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６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９７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４９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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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飞特族”——我打工，故我在
浩富

　　“爱做就做，爱玩就玩，自由自在，不用老是要看老板脸色”，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那该多惬意。　甭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近年来在北京、　广州、南京等地就出现了这样一批边玩边干活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很洋的名字——“飞特族”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是：年龄在l5岁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它是当前非常风行的工作方式，根据统计，日本15岁34岁的“飞特族”，从1990　年的l83万人，至200l年已增至417万人，可见，在这个年龄层，每9位就有一位是“飞特族”　。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哈日成风，约有5l％的大学毕业生成为“飞特族”　。

　　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　，或关门旅游，或在家赋闲。

　　在中关村某IT企业做项目主管的Landy　就是典型的“飞特族”，今年刚刚31岁的他至今已经换过5次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离开了那家公司。　“我在这个公司做得算长了，两年，也攒了近20万，现在我打算休息半年，拿出一半的钱去旅游，先去跑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几个国家转一转。

　　享受“飞特”生活的徐岚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花800块钱租下了十字街上的二室一厅，装修布置没有花太多的钱，灯罩请学国画的朋友手绘，饰品由她自己编织，再托朋友从尼泊尔和韩国以低价代理些首饰，一问颇有格调的精品店就开张了。小店是自己的，便没有关门的压力，徐岚坚持每天睡到自然醒，慢条斯理地绕江散步，然后懒懒地打开门做生意。每隔两个月，徐岚总会“关门大吉”　坐上列车硬座，到宁静的小城隐居，比如西塘，比如长岛。只要食可果腹，徐岚就绝不为生计奔波，或游山玩水，或无为度日。

　　从不担心“丢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找工作追求的是职位稳定，环境相对轻松，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君不见，公务员待遇不错，职位稳定，工作环境轻松，所以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激增，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找工作是目前社会令人关注的问题，一且有了工作，人们常常不敢得罪领导，千方百计要保住，唯恐失去。可对于“飞特族”来说，这样的情况却不存在。

　　“飞特族”多数也是大公司或比较有规模的企业或单位的一员，正常工作的时候，和普通的全职上班族状态相间，甚至工作时更加卖力。所不同的是，他们从不担心“丢工作”。往往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主动提出离开，甚至为了享受一个“悠长的假期”，不惜得罪老板，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每次找工作都不费劲支撑这种“自由”的本钱是实力，也就是说有真才实学作为保障。

　　管小姐毕业于沪上名牌大学，刚毕业，没费周折就被一家大型的外资企业看中，成为正式员工。虽然工作的环境和待遇都不错，但管小姐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少了些什么。难道这样11月九晚五的职场生活就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她的自身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她，这样的生活让她厌倦。于是，在工作满5年后，凭着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各方而的积累，她选择了辞职做起了自由自在的“飞特族”。接下来的这段日子，管小姐对自己的职业有了一番全新的体验：通过一些朋友介绍，她成为某些报刊的专栏写手，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含金量，她不断地找机会充电，每周保持在三次以上。她希望自己能不断地补充养分，尽量快地吸收最新的信息，及时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

　　自由，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