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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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逐渐崩溃，国民党当局决定撤退台湾。为此，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国民党当局将在大陆实行过的白色恐怖移植到台湾，同时大量物资和人员涌入台湾，也为台湾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大同公司因业务紧缩而裁员，吴浊流便于1949年3月改任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专员。第二年，他当了公会的财务组长；第四年起，担任专门委员。
在台湾社会风云变幻之际，吴浊流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951年，他七岁的三子于老家新埔镇巨埔里溺死，年过半百的吴浊流又一次经受了丧子的沉重打击。
第十一节 创办《台湾文艺》与吴浊流文学奖
吴浊流在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呆了十六年之久，一直到1965年退休。他的工作很清闲，每天多半是看报纸过日子。他不清楚公司为什么要聘他当专门委员，他自嘲自己是无专门的专门委员。在公会里他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他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于文学创作。1956年，日本的一二三书房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文艺随笔。
1957年，《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由广场书房再版，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同年，他到日本旅行六个星期。早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5月，他曾写过一篇散文《日本应往何处去》，希望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失败中“能真正地觉醒”。而这次日本之行，他看到因朝鲜战争而发了大财的日本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景象，日本国民能在各自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工作，颇为羡慕。在日本他还见到了老朋友工藤先生，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工藤鼓励他继续写作，吴浊流表示创作已“渐入穷巷”，想寻求突破。工藤要求他朝写人物的方向努力。他悟出这正是自己的小说创作所欠缺的方面。工藤还送给他四部世界文学名著。从日本回台后，他将工藤送给自己的书每部都读了两三遍，这一下读出了兴趣，便接连读了五六十部世界文学名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也是此时读的。他读这些名著时，才理解工藤先生送他书的意思，当是认为他读书太少，需要补课。读了这些书，他还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掌握英文，因此报名上了一个英文讲习班。然而，才就读五天，他突然咯血。于是学英文与对文学名著的系统阅读不得不中止。
那是1959年，他初次出现咯血，但不久即止。翌年，咯血复现，也是很快即止。1961年，他第三次咯血，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他的痰里都带着血丝。台大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但治疗了一年，未有任何效果。至1962年12月，突然出现大咯血，每隔三四个小时，便有大量的血喷出。用了多种止血剂也止不住。两天时间，咯了八次血。吴浊流认为已死劫难逃。他不由得回顾自己的人生，觉得倒也死而无憾了：《亚细亚的孤儿》在台湾和日本都已出版；小说《狡猿》和《三八泪》已完稿；两个女儿尚未出嫁，倒是让人挂念，然她们已长大成人，也没有什么好操心的。他又觉得不能这样束手待毙，还是要想办法把血止住。他开始用心寻思。他想起六岁时，曾被牛顶，牛角刺入侧腹，引起大出血，人也昏迷不醒。身为中医的父亲给他吃了很多高丽参。何不如法一试？他叫妻子去买回两条高丽参，服下后奇迹出现了，咯血明显减少。他便每天服一根高丽参，到第十一天，咯血现象完全消失。受到鼓舞的他精神又坚强起来，每天吟诗，一个月间创作了七绝《芳草梦》（一百二十二首）和一组五绝长诗（二十五首）。他还服了一些中药和西药，一年后恢复了健康。
吴浊流病愈后，着手操办了两个女儿的婚礼，了却了一桩心事。接下来，他又筹划出版作品。他担心小说《狡猿》和《三八泪》在当局的书刊审查制度下被扼杀，心想如能先在报纸副刊发表，就可保安全。他听说小学一年级时的老师林文焕的女儿林海音在《联合报》编副刊，便带了《狡猿》原稿去找她。林海音在北京长大，光复后才回到台湾，因此吴浊流尚未认识她。然而两人见面后很谈得来，林海音爽快地答应发表《狡猿》。不料，不久林海音因编辑发表一首讽刺诗遭当局问罪，被迫辞职，刊登《狡猿》之事亦就不了了之。一首小诗都会惹祸，一部讽刺意味更浓的中篇小说岂不更危险？吴浊流想到了这一层。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它放入小说集《疮疤集》中出版。
1963年11月，《疮疤集》上下册由台北集文书局出版。此前的同年4月份，吴浊流还挑选了所创作的千首汉诗，结集为《浊流千草集》刊印。两书面世后倒也风平浪静。
了却了以上的事，他觉得此生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心头一阵轻松。然而，人生还在继续。余下的岁月如何度过才更有意义，生命的晚霞怎样燃烧才更放光发热？吴浊流在思索。
当时，台湾的文人们聚会时常聊起创办杂志的事，但也仅是口头议论而已。办杂志除了经费是个问题，更麻烦的是责任太重大，谁都不想去承担。大家都看到，在当局实行的这种戒严体制下，即使是国民党元老都不免出事被捕，何况平民百姓。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办杂志就是冒大险。只有具备牺牲精神的觉悟者，才能承担这种风险。吴浊流反思自己：如果最后一次的咯血止不住，自己早已不在人间。自己等于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死都差不多体验过的人，还有什么值得畏惧？如果将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生命贡献给台湾的文化事业，即使牺牲了，也不是白死。于是他决心创办一份文学杂志。
吴浊流选择办文学杂志，也与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亲身经历有关。他三十六七岁才开始写小说，如果没有《台湾新文学》杂志，他也无从迈入文学之门。《台湾新文学》一停刊，他也停止了创作。以后当了记者才又捡起。而离开记者岗位，发表作品又困难了起来，因此文学的热血也逐渐冷却。眼下的台湾虽已光复，但还是像日据时代一样缺少足够的文学园地。自己作为已然成名的作家，发表作品都不容易，何况尚默默无闻的青年作者？抱定主意后，他不顾亲友的反对，开始马不停蹄地投入《台湾文艺》的筹办工作。
办杂志的各种准备工作花去了半年的时间。在有关当局那里办妥了手续后，吴浊流接着召开《台湾文艺》发刊座谈会。首次会议于1964年2月20日假座台湾省工业会召开，出席者是各界知名人士。吴浊流在会上阐述了办杂志的宗旨，与会者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会上有人还不客气地问：办杂志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你老兄有这个准备吗？吴浊流颇为自信地说：手上现在有两三万元，这笔钱足够把杂志办到第四期。“这笔钱赔光了以后，也简单之至，在座诸君都是台湾的名士，出席宴会时，女侍挨近便要五十元，偷偷地握了一把手，便要一百元。只要把这样的钱捐给《台湾文艺》，问题便解决了。”这一番幽默引来众人的哈哈大笑。但事后证明，他这番话说得太过天真了。
3月1日，吴浊流举办第二次座谈会，这次会议邀请的是青年作家。吴浊流在会上除了说明办刊方针，还号召大家给杂志写稿。
1964年4月1日，《台湾文艺》创刊了。吴浊流在创刊号上发表《〈台湾文艺〉杂志的产生》一文，指出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曾经在世界上绽开过灿烂辉煌的花朵。“然至近代，日渐荒芜，竟至被讥为文化沙漠。如此现象，我们有志之士，岂可袖手旁观，视若无睹，任其落后呢？”文中还表示《台湾文艺》就是要“提供青年作家耕耘的园地，以期在文化沙漠中培养新的幼苗，进而使其茁长、绿化”。
刊物问世后，吴浊流的生活立即变得紧张忙碌了。由于经费有限，不可能多雇人手，所以最初他一个人包办了从社长到工友的活，编辑、销售、拉广告、给为数可观的来信写回信、邀稿以及其他杂务，他整天马不停蹄地奔忙着，而手头的事情似乎总是做不完。有时候，忙得糊涂了，连当天是星期几都搞不清楚。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吃了大亏，干了一件大蠢事？因为如果总是挑着这么一副沉重的负担的话，自己就永远找不出时间来写作了。但开弓已无回头箭，何况他已把《台湾文艺》看作是自己晚年的最重要的事业，因此无论困难再大，他也要硬扛下去，义无反顾地继续往前走。
吴浊流在为《台湾文艺》订的稿约中声明，来稿一经采用，刊物只赠送两册样刊，不支付稿费。这固然因为他的办刊初衷就是为给青年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不是为卖文为生者又开辟一处“财源”。但更大的原因是出于经费短缺的无奈。因此他对给刊物写稿的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十分感激。林海音继在创刊号发表一篇作品之后，第二期又应约写了一篇随笔。吴浊流高兴地称她是一位“女英雄”。
吴浊流自己拿出的积蓄只够《台湾文艺》出到第四期。由于坚持“纯文学”的办刊方针，加上经费拮据，样子薄薄、装潢很不起眼的《台湾文艺》完全是赔钱。吴浊流每月把新出的刊物拿到一些书店去寄卖，只有少数几家书店肯把刊物留下来摆上柜台。然而下次送新刊去时，上期的刊物仍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只是多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偶尔卖出几本，也不好收款，因为五元一册的定价，还不够来回车费。有时他为了省钱，去送刊物和收款时来回都是步行。而最气人的，是他将刊物送给一些日据时代的文化名士，但后来见面聊起来时，他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看。吴浊流只好想法拉广告支持。这种“沿门托钵”化缘的滋味，实在很不好受。固然有伸手相援的热心之士，但遭冷遇、白眼和虚应敷衍的尴尬经历似乎更多。他在《台湾文艺》第三期上发表的《意外的意外》一文，就叙述了这样的一次遭遇：
因为有人介绍某银行大稻埕分行杨先生帮忙广告，因此我去找杨先生。听说他的同行经理是客家人，因为我也是客家人，忽生一点乡亲感，所以近前致敬。不料这个经理听杨先生说出“广告”二字，就不分皂白，马上摆出经理的架子发挥了一场很大的下马威，使我很难堪，于是我不得已反驳他：“请问经理先生，我与你初次见面，因为听说你是客家人，我们客家人能做到经理是很不了起的人物，所以我对你致敬意，我未言及广告，不知你有什么理由对我大声说教和发脾气呢。”他无言可对，虽然对我道歉，可是我对对文化热心帮忙的杨先生也意外地无端受累，很觉对他不起。
由此可见，《台湾文艺》对吴浊流是信念的砥励，也是体力的挑战，更是自尊的考验。刊物出到第四期经费告罄，他内心很难受，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偶然抬头看到墙壁上挂着孙中山所书的一幅中堂：“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不觉受到启示，精神为之一振。他感到刊物不能就此罢休，至少要等到有年轻人来接手。他找了几位朋友协商后，决定以退为进，从第五期起将刊物改为季刊，待有条件时再恢复月刊。为了让杂志继续生存，他找了三十二位赞助人。但有些赞助人后来态度逐渐冷淡，不再兑现当初的诺言。吴浊流曾在《台湾文艺》第四期上，发表一首《因资金缺乏改为季刊有感》，表达胸中的酸甜苦辣：
书生真本色，苦斗半年来。发刊才四次，财尽已心灰。填海难寻伴，匡时叹不才。山河虽复旧，文化赖谁栽。徒然称宝岛，宝从何处来。新贵嘻嘻笑，作家遭饿灾。文化无园地，开辟总需财。可怜金世界，无钱做不来。我年今已老，壮志付尘埃。作家不畏苦，投稿积山堆。本刊暂停顿，使我不胜哀。斯文何惨淡，不觉下泪来。国父有遗教，坚忍耐烦哉。
这首诗既是哀叹，也是自励。钟肇政在《铁血诗人吴浊流》（“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一文中说：“每次来舍，他总会开口大骂，骂那些人家诚诚恳恳送去的新刊，连看也不肯多看一下的所谓文化人。他也会骂那些一毛不拔的医生，说当今最赚钱的医生，竟然绝大多数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有一次，他还骂一家大公司。那个大老板是特别赞助人，可是每次去收款，总会给底下的办事人员挡驾住，不是说老板不在，便说在开会。‘欺负台湾人的，都是台湾人！’这话他不知向我提了多少次。”
《台湾文艺》改为季刊坚持下来后，吴浊流松了一口气。1965年秋季的一天，吴浊流所服务的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监会联席会议通过了退休办法时，吴浊流猛然觉得自己也应该退休了。他于是申请退休，得到了公会的同意。回首在机器公会近十七年的时光，虽然在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林理事长、历任理监事和同事们都很关照他，因此还是很愉快的。自己出版小说集《疮疤集》上下册、诗集《浊流千草集》，在日本出版《亚细亚的孤儿》，创办《台湾文艺》杂志等等，都是在机器公会期间做的。他想，这也是自己做这个无专门的专门委员的好处。如果真有专门的话，以上这些事恐怕就做不成了。
吴浊流向机器公会申请退休后两天，即漫游香港和日本，一共四十五天。在日本期间，他去参观上智大学的校庆大会。会上，有男女学生朗诵了中国的唐诗。吴浊流也被要求吟诵一首。于是他吟咏了李白的《清平调》。又一天，他出席一个日本青年的结婚派对，见到一位女士在派对上吟诵起中国的古诗，一位男士表演剑舞。汉诗如此深入日本国民的生活中，这一发现使吴浊流大吃一惊。想到在台湾，汉诗久已不受重视，被很多人弃之如敝屣，实在可悲可叹。此次出游回台后，他写了《再东游吟草》一百二十首及以汉诗为中心的游记《东游杂感》。
吴浊流不仅决心坚持将刊物办下去，还异想天开，酝酿举办文学奖，激励青年作家。他认为，当时的台湾文坛停滞不前，原因之一是老一辈的作家将自己的作品视如奇珍，拼命宣传，互相吹捧，不许年轻人插足，以争当“鸡栖王”为荣。而当局也没有出台妥当的政策扶持青年作家，虽然也设有文艺奖，但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以致文学新人不敢做获奖的梦。有感于此，他不顾财困力薄，决定设立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学奖”，奖励在《台湾文艺》上发表的佳作。1966年1月，第一届台湾文学奖揭晓。
1968年4月，吴浊流的自传体小说《无花果》开始在《台湾文艺》连载，分三期载完。
这一年的8月26日至11月15日，吴浊流参加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组织的世界旅行团作环球旅行，游览了亚、欧、美洲二十个国家，到过四十一个地方。在旅行中他记下了很多见闻和感想，还吟了一百五十多首诗，结集为《谈西说东》，先于《台湾文艺》上连载，并于翌年出版单行本（其中还收入了《东游杂感》）。
台湾文学奖共颁发了四届。由于每次颁奖的奖金都是辛辛苦苦募捐而来，如果不足，吴浊流还要自掏腰包，因此他考虑成立一个基金会，自己捐出十万元，再加上公开募捐，也许靠利息可以发奖金，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