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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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日文学来代替”，而应是“要自主自立的”，“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以“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的新作品”，“织成合时代的我们中国诗”。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56页。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现代中国文学”才能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并驾齐驱”。显然，是一种弘扬国粹的急切愿望使吴浊流呼吁革新传统，因为只有“汉诗现代化”、“固有文学现代化”，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才能重新焕发光彩和魅力，中国的民族文学才能因其表现出的优越性而与各国文学对话，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样恢弘的理论眼界和远大的奋斗目标，要求的不是一种“盲目模仿”和“全盘西化”的文学现代化，而是立足于民族传统基础上的自主的文学现代性建构，这一现代性建构体现的是一种民族性的意向和维度。吴浊流因之提出建立“中国文化风格”和“中国文化格律”的主张，并认为这就是当代台湾文学的迫切使命。
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并肩竞秀”、“并驾齐驱”，使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古老文化以焕然一新的现代面貌出现在世界的面前，是同时“信仰儒家思想”叶石涛语，见本书115页注①。的吴浊流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他以这一梦想来吁求台湾文学的现代性走向，也是从这一梦想出发来考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由于历史所造成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长期睽隔，致使台湾文学在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具有中国文学的普遍共性的同时，也具有其明显的特殊个性。这特殊个性是因“台湾固有台湾特殊的气候、风土、生产、经济、民情、风俗、历史等”张深切：《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转引自安兴本：《冲突的台湾》，华文出版社2001年9月初版，第52页。而产生。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文学是直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文学；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戒严体制和与祖国大陆继续分裂的政治状态，也使得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另一种面貌呈现，“具有另一种特殊性质”。吴浊流因此才指出，“现在我们在台湾特殊环境下挣扎，其文学也在这样环境下苦闷，若是不承认这样特殊环境，也无法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其作品一切变为虚空或是虚伪的，怎么也谈不起文学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学须要认清楚台湾的特殊环境，才有实在性，根据实在的特殊性，才能产生优秀作品”。但吴浊流还认为，认识到台湾的特殊环境，使在这一环境中创作的作品具有台湾的“实在的特殊性”，并不是台湾作家的最终的根本目的。台湾文学要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价值，必须将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文学的普遍性相统一；而也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能使作品具有民族的整体特征，将此民族特征与“世界的普遍性”即人类的共性相结合，作品才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吴浊流的这一思想，无疑贯穿着民族文学发展的辩证法，即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所说的“越是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普遍，而越是普遍的作品就越是民族性的、独创的”。［俄］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第二篇》；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2月初版，第596页。
通过对吴浊流文学观念中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表述的梳理，我们大抵可以结论，他的中国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的文学主张，是一种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他者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以化解全盘西化思潮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危机的企图。其开放性与合理性，应该说是20世纪20年代拒绝放弃文言文的国粹派们所不具备的。
第二节 小说：介入的写作与讽刺的艺术
一
吴浊流生前以诗人自许，钟肇政说：“吴氏如此一再印行旧体诗，并且死后曾发现留有一纸条，要我在他的墓碑上题‘诗人吴浊流之墓’，可见吴氏终其一生很以‘诗人’自许。而他对诗的方面，偏爱汉诗也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然而观其一生的创作，当是小说的成就最引人注目。
吴浊流的小说计有短篇《水月》《笔尖的水滴》《泥沼中的金鲤鱼》《归兮自然》《功狗》《五百钱之蕃薯》《陈大人》《先生妈》《糖扦仔》《友爱》《铜臭》《闲愁》《三八泪》《老姜更辣》《幕后的支配者》《矛盾》《牛都流泪了》，中篇《波茨坦科长》《狡猿》《路迢迢》，长篇《亚细亚的孤儿》《泥泞》，自传体长篇《无花果》《台湾连翘》。
吴浊流的小说，是他的介入文学观念的具体体现。它继承了中国文学直面现实、关怀人生的以文载道的传统，连接着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和血脉。他的小说在空间上表现的是作者身处的台湾的社会生活，在时间上则可划分为两段：日据时期、台湾光复至20世纪70年代。祖国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台湾乡土的深沉的爱，使他的小说大多自觉地成为对现实人生的真实书写，带有很强的记录历史与干预现实的愿望和色彩；加上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尤其是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氛围的影响，这一切使现实主义的方法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选择。
现实主义要求客观和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文学往往着力于对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关系、历史处境进行生动的揭示。吴浊流所生活的时代，历经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统治由盛而衰最终崩溃、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实行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体制，社会生活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张和压抑的状态。吴浊流的小说首先自觉而如实地描绘了台湾社会的这种沉重现实。同时，其介入文学观又使得他并非无动于衷地对现实进行照相式的机械的复写，并非“零写作”，而是在作品中灌注了强烈的情感，赋予作品一种批判的基调，以图干预和影响现实。
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水月》发表于1936年。尽管这是受到五湖公学校的日本同事袖川小姐的言语刺激而写，带有偶发的因素，然而，这篇作品的主题却是十分严肃的。小说的主人公仁吉中学毕业，他虽无深博的学问，但在学校时也是个高才生，“执起笔来也可以一挥而就，说起话来亦口若悬河滔滔雄辩”，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差别教育”政策，本岛人民享受不到应有的受教育权利的台湾，仁吉已经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了。仁吉也自许颇高，以为前途无限，自信蛟龙终非池中物，总有一天自己要留学日本，将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大实业家和学者等等。对于因家境贫寒不得已进农场当雇员，他只当是暂时之计。直至跟一个农场女工结婚成家之后，他也未坠青云之志，仍常常在心里安慰妻子也安慰自己：“太太，你不用愁，忍耐一时我就可以出头。”他以太太的理想丈夫自居，幻想“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至少也要雇一两个仆妇来伺候她”。然而，十五年过去，仁吉的景况毫无变化，甚至更显悲惨：五个孩子呱呱落地，年复一年的艰苦的劳作，永远无法摆脱的贫困的生活，使仁吉未老先衰，太太更是满脸憔悴焦黄。那留学的念头只是梦幻泡影；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万丈豪情，终如境花水月，原是一场空……这篇小说可谓是对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控诉。作者不仅描述了仁吉一家的贫苦无望的生活，而且还将笔触伸向人物的社会政治背景。作者笔下的仁吉，之所以堕入如此惨苦的境地，不是因为他缺少知识和才华，也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农场付出勤劳和奉献，而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实行差别待遇的政策：
这十五年间他虽然对“会社”有过不少的贡献，但“会社”对他却从来也没有改善过他的待遇……现在一旦看到现实的无情，再和那自己共事的日本人来比较，同是中学毕业，在“会社”的年资又不如自己，却没有一个不是已升为课长或主任的，仅剩他一个人到了不惑之年，仍然是个雇员。日本人的薪水不但比台湾人高，而且又加上六成的津贴，他们又有宿舍，所以生活安定，都有余钱可供贮蓄。现在的制糖会社虽然每年很赚钱，只是对台湾人这样刻薄，……吴浊流：《水月》，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页。
作者在指出主人公处于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的可悲定位后，还通过仁吉的内心活动发出反抗的声音：“（仁吉）想到这里，禁不住怒火冲天，这样的环境，岂是大丈夫可以忍受的呢？”诚然，在殖民主义者高压和严酷的统治下，作者所安排的仁吉的反抗只能是一个书生徒劳而不断破灭的梦：“一瞬之间他的凌云斗志，猛然复起，禁不住热血奔流，竟毫不顾忌的，就向太太大声嚷：‘兰英，兰英我要去东京！’”然而，《水月》这样的描写已构成了对不平等、不人道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批判和抗议。这篇小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
《水月》的叙事技巧对批判与抗议主题的烘托和暗示产生了有力的作用。小说的故事情节性较淡，它主要以细节的描写达到对主题的步步逼近。小说通过仁吉的视角写出主人公家境的困苦、妻子疲惫老相的面容和初生婴儿饥饿的啼哭，营造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悲情的氛围：
被煤烟熏得黑黑的六叠塌塌米的房里，太太抱着吃奶的婴孩，仍在酣睡着打鼾。旁边像西瓜大的头，一颗一颗排着好几个，仁吉瞪着眼睛看妻子的睡相，干枯的头发蓬松地下垂着，面上汗毛长长的，想必很久没有修容了吧。仁吉借着窗棂透进来的暗澹的阳光，看到老婆的脸，不觉着了一惊。瘦削的脸孔，颧骨高耸，脸色青黄，眼珠塌入很深，眼角的皱纹重重，仁吉愈看愈怕，未经打扮的脸孔，全无血色。衰弱的脸孔就像镀锌的白锌皮一样，锌已剥落，露出了生铁，满面像是生锈一样地，愈看愈觉其老。可是她才三十岁呢！但看脸容却像四十岁以上。还不止哪，像五十岁了。为什么老得这样快？……（她）每朝四点就起来烧饭，照顾孩子，喂猪，饲鸡，喂鸭，然后带了便当下田去做工，所以，白天和仁吉很少见面。在农场里，她叫七岁的女儿照料婴儿，可是这个婴儿时常会发脾气，肚子饿想吃奶的时候，就放声大哭。那饥饿的呼声悲哀地断断续续灌入她的耳朵，但不等到休息时间，是不能独自抽身去看顾他的。……仁吉的太太若是停一下手，那个看似斯文的监工，就很野蛮地的破口大骂。所以她只好默默地举起锄头继续工作。可是她，人虽然在田里，她的心，总是牵挂着家中，五岁的阿清和三岁的阿木，不知会不会和邻家的坏家伙打架，……
…………
她的不安的心情从在学校的长男愁起，到树下休息的婴儿。直到握着锄头的手，渐渐无力支持，冷汗满身，连心脏的鼓动似乎也能听到，最后连气都要喘不过来，才挨到休息时间。于是她才拖着重重的双脚，去树下照料婴儿，那哭得眼睛浮肿的婴儿见到母亲，更哭号得凄惨了。吴浊流：《水月》，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3页。
《水月》虽然是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但显露了不凡的叙事技巧。作品篇幅简短，蕴含却颇为丰富。它所呈示的物质时间是主人公仁吉在拂晓时分的一番内心活动的短暂片刻。然而，通过仁吉的思维，又展现了更长远的心理时间。仁吉从中学毕业到农场当雇员的十五年的经历，在心理时间中获得了提纲挈领的勾画。同时，在仁吉的视角所展开的心理时间中，叙述者以白描的手法表现沉重的生活对仁吉妻子的容貌的无情摧残，毫无人道的殖民者农场对儿童幼小稚嫩的生命的漠视。作者不是运用传统的全知视角而是选择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即仁吉的视角），缩短了小说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增加了作品叙事的逼真性和自然感，加重了作品的情感分量，更容易调动读者阅读和阐释的积极性，关于不同叙述视角的分类、性质及功能，西方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大陆学者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和讨论。作者在比较全知叙述的优劣时指出其有两大特点：“在叙事手法上所享有的极大自由度；上帝般的叙述中介破坏了作品的逼真性和自然感。”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222页。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并激发对小说批判和抗议主题的共鸣，从而起到了一种促使读者认识殖民统治制度不平等和无人性的真实面目的启蒙作用。
吴浊流开篇小说即展现出的对社会问题强烈关注和现实批判的特征，预示了其小说创作日后的发展方向。
与《水月》同年发表的《泥沼中的金鲤鱼》，则是表现女性问题。主人公月桂容貌美丽，而且毕业于女学校，因此成为男人们争相求婚的对象。但月桂向往的是真正的爱情，她心中所幻想的“一生的伴侣，值得自己贡献一切的人”，是“明朗、纯情、柔和、文雅、英俊、意志坚强、有学问、重感情”的人。为了等待这样的伴侣出现，她宁肯二十四五岁了还待字闺中。而有钱人在她的眼里则是“魔鬼化身”。因为“事实上只要有钱就可以拥有三妻五妾。而且社会风气又以姨太太表示身份，华丽的社交界也以姨太太的多少来竞相骄傲”。但她的叔叔在她父亲逝世后，却把她许给一有钱人做姨太太以换取六千元聘金。愤怒的月桂逃出家门，到一家果物输出公司应聘。由于公司的社长是她上学时经常碰见的人，彼此都有好感，所以立即被录用。然而幸运却是厄运的开始。社长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引诱并奸污了她。月桂内心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可是经过反复思考，她对自己的不幸产生了新的认识：像社长这样的道德败坏之徒“千千万万比比皆是”，因为“整个社会像泥沼一样，污波浊浪滚滚不息”。要复仇就不应仅报这样的私仇，而且要将泥沼似的整个社会“全部浚渫清净”才算报复得痛快。因此，她决心“献身为被人欺负，被人污辱，被人歧视的妇女们”提倡的女权运动：
她就决心参加文化协会，和先觉女士共同奋斗。于是她就急忙地准备南下台中，等到曙光射入室内的时候，天也晴了，她就意气飞扬地，为搭南下的第一班车而向车站奔去。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7页。
小说表明了吴浊流对台湾女性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而且这是一种超越了男性立场偏见的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理解。作者还看到，女性问题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女性解放不可能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