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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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表明了吴浊流对台湾女性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而且这是一种超越了男性立场偏见的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理解。作者还看到，女性问题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女性解放不可能脱离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实现。因此，作者安排了月桂南下台中参加文化协会的结局。
这篇作品同样显示了吴浊流小说创作的宏阔视野，即作者不局限于事物表象的细枝末节，而是透过表象背后，将人物描写和故事开展与更宽广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的呈现相勾连，从而赋予人物命运更悠远深长的意义。
发表于1937年的《功狗》，刻画了一个效忠殖民教育政策最终却落得凄惨下场的可怜虫的形象。主人公洪宏东是贫苦人家子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公学校后，被聘为公学校的代用教员。他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为配合在台湾推行农业化政策，日本殖民当局指令教育界加强农业教育。所谓农业教育主要就是农业劳动，一般教员都心存抵触，只是敷衍了事。而头脑单纯的洪宏东却是比任何教员都要卖力地执行。他带领学生建筑堆肥舍，改良学校农场的土壤，种出优质作物。尽管学生荒废了大半学业，但他却得到学校和教育当局的表扬，校长还凭借他的卖力升了官。洪宏东继而又积极充当殖民当局推行“社会教育”亦即日语教育的忠实工具，白天教完学校的课，晚上接着教夜校的课。如此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了二十年，多次受到了当局的赞赏。虽然他精神十足，但付出了损害健康的代价，患上了肺病。病后三个月，他接到了学校一纸免职的命令。如果是正式教师，离职后还有退职金可领，而他只是代用教员，无缘享受这一待遇。小说的结尾，米店、杂货店老板等上门讨债辱骂老母，长子向妻子要书籍费，五岁的幼子问他要买糖果钱，躺在墙上贴满各种各样奖状的房间里的洪宏东，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嚎啕大哭……
《功狗》的主题是抨击殖民制度的不平等。作者对主人公不无讽刺，但更多的是寄予同情。洪宏东所遭遇的不平等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他的悲哀实际上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台湾人民的悲哀。这是《水月》中的现实批判主题的继续延伸。这篇小说是以作者熟悉的教师生活为题材，因而显得内容饱满，细节信手拈来。与前述《水月》和《泥沼中的金鲤鱼》不同，作者在这篇作品中运用的是全知叙述模式，以方便叙述者居高临下地观察和把握主人公的行动，而不为人物的视角所局限。在叙述者全知叙述视角的观照之下，主人公的积极卖力行为显得更其愚蠢，因而使小说在显露批判锋芒的同时，还具有讽刺意味。
如果说《功狗》中的洪宏东只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那么，《陈大人》中的巡查补（台湾人警察）陈英庆，则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这篇小说创作于1944年，此时的吴浊流正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走向末日，因此内心的民族意识开始萌发。《陈大人》于台湾光复后发表，小说对陈英庆的批判，已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巡查补的角色原本是卑微的，但正如小说所言，在日据时期，这巡查补“就是台湾人出身的最高官吏”。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的虚幻特权使得这类角色因极度自我膨胀而最终变态，从民族立场的颠倒而至于人伦的弃置和人性的彻底沦丧。陈英庆借口“在亭仔脚不得劈竹篾”，将正在亭仔脚下劈竹篾的舅舅一脚踹倒。面对舅舅且惊且怒的斥责，他傲然指着头上戴着的巡查补帽子说：“我有了这顶帽子，再不能叫你阿舅。”他的上司支厅长看上了刘举人的祖传古董，他就诬陷刘举人“藏匿军器”，并打刘举人的嘴巴，逼得后者乖乖地献出古董。他带日本警察捉拿了抗日志士钱铁汉。他对权力的滥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遇到没有靠左边走的人，赤膊挑担的人，不去市场设摊而在路上卖菜的人，或是看不中意的人，触犯他的官威的人，都凭陈大人的感情好恶，不论贵贱，老弱男女，都毫不容情，或罚锾，或打嘴巴。吴浊流：《陈大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5、66页。
有一个屠夫没有遂他敲诈勒索的目的，使他受到父亲的一顿教训，他便对屠夫大施淫威：
陈大人回到支厅，就出拘票，不分青红皂白，把屠夫打到半死，任他哀求，任他道歉都不理睬，把屠夫的主人和使用人全部拿来折磨以后，放在拘留所，关了二十九天，还吊销了屠兽基照，才得息事。吴浊流：《陈大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功狗》，（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5页。
陈英庆霸占有夫之妇阿菊后，还诬指阿菊的丈夫老李赌博，将老李拘留五天，判笞刑二十五板。后者被打得“坐不得，站不起，只是像狗一样爬回去”。
小说的结局是，陈英庆因敲榨有钱人老黄，后者买通日本刑事兼特工大岛，将陈英庆检举革职。陈英庆的姘妇阿菊及他与前妻生的女儿当了暗娼。两年后沦落为乞丐的陈英庆来找阿菊，被阿菊当着一群嫖客的面轰出门外……
日据时期的台湾是一个警察社会，警察手握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而绝对权力带来的必是绝对腐败与疯狂。赖和的短篇小说《一杆“称仔”》首先开掘了警察压榨台湾百姓的主题，小说里那个欺负主人公秦得参的巡警与陈英庆这一形象何其相似乃尔。吴浊流在警察横行的殖民统治年代里冒险写下《陈大人》这篇小说，不仅是对赖和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继承，而且也是因为现实处境给予他内心的深刻感受。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台湾连翘》中，他曾叙述自己五六岁时经历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警察大人来到我家。那“大人”并非日本人，而是台湾籍的巡查补。姓廖，是母亲的远亲。照理应该先向母亲问好才是礼貌的，由于他是警察大人的缘故，架子大，母亲先向他问好，他也不过从鼻子里“唔”了一声，根本不加理会。自个儿走进正厅，坐在椅子上，转动着眼珠探看着屋中的情形。……父亲恭恭敬敬地立在他的旁边。廖某态度蛮横地面对父亲，查问着家中的每一个人。不久，喝了一口母亲奉上的茶，才响着佩剑走了。父亲和母亲送他到门楼。“大人”出到外庭，狗便狂吠起来。我家的狗，平时是不会对人吠的，恐怕连狗也感觉到这访客不是正派的，疯狂地吠起来。廖大人愤怒地大声加以喝斥，狗反而更靠近廖大人的身后，廖大人更为愤怒，拔出佩剑想杀掉狗，母亲见状，惊惶地跑过去，想用竹棒把狗赶开，不小心滑了脚，掉到旁边的沟里去，折了手腕，而廖大人反而责骂母亲，这样还不算，父亲又被带去派出所，训了一大堆话之后，又科予五十分钱的罚金。印在我幼小的心灵的廖巡查补的凶蛮的嘴脸，在过了六十多年后的现在，想起来还会不寒而栗。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2、23页。
同时，吴浊流从小受祖父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向往儒家倡扬的理想人格和情操，而为日本殖民者充当走狗和打手的巡查补之类则多是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寡廉鲜耻之徒，使他尤其深恶痛绝：
如果出了一个当巡查补，做日本宪警的走狗的儿子，那是族人的耻辱，都认为倒不如杀给猪吃才好。同①，第17页。
我们台湾人很讨厌守护日本帝国主义的看门狗——警察。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花是苦楝，人是警察。”这是套用“花是樱花，人是武士”的话，用来揶揄警察的横暴。台湾人决不是只恨日本人的警察，对横暴的台湾人警察更为憎恶。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50页。
无所不在的警察网络是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令人窒息的现实。由于吴浊流对这一现实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会，因此《陈大人》虽然采取的是漫画式的描写手法，但具有极强的真实感。这篇小说不是简单地出于拓展题材的需要，而是这一题材涵盖着一个广阔的社会面相，触动着殖民统治的敏感部位，因此引发作者的创作冲动。小说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为台湾文坛提供了又一个描写巡查补的文学文本，为台湾文学的人物画廊又增添了一个角色。它的意义是超出文本之外的，或者说它的文学文本联系着社会政治的“巨文本”。它是作者对殖民地台湾黑暗的警察制度的形象记载和愤怒指控。
短篇小说《糖扦仔》原是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一节。《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出版时，编者认为累赘而删割。然而，作为短篇小说来看，它倒也能独立成篇，后来吴浊流将之收入《疮疤集》出版。主人公糖扦仔言行举止纯属地道的地痞流氓，然而论地位却是镇上的“体面人”，担任协议会员、保正、壮丁团长等要职。小说介绍了“糖扦仔”这一名号的来历：“糖扦仔不是他的真名，是花街柳巷章台艺阁里的雅号。这个雅号是有其事实根据的。糖扦仔本来是检查糖的成色时，检查官所用的工具。长有五寸，检查官用它插入糖袋，取出少许的糖来看。他对新来的女人都要尝尝新，跟那工具一样，所以得来这个雅号。”同①，第84页。糖扦仔“不但在小街，在大街上也是个有势力的人”，因此他敢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看到面店老板娘的女儿月英长得可爱，在公学校读书的成绩又好，便想娶来做姨太太。他跟贪图钱财的月英的双亲约好，由他出学费让月英读女校，毕业后与他成亲。月英从女校毕业后，方知此事，很生气又无可如何，只是誓死不愿嫁给糖扦仔。而糖扦仔一边在等待月英答应亲事，一边在月英家开的面店里嫖妓。月英去同学胡秋云家，认识了秋云之兄胡太明并与之相爱。然而糖扦仔最终与老板娘合谋，将熟睡中的月英强奸。被污辱了的月英悲愤地投潭自杀。这篇小说有女性主义的意涵，表现了台湾知识女性对自由爱情和婚姻的誓死追求，但更大的着眼点仍在于对糖扦仔这一民族败类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批判。
民族败类往往集中出现在历史的重大关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也就是从物质到精神全方位的“去中国化”，企图根本改变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以彻底铲除台湾人民对祖国的信仰，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强烈依恋。在殖民当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软硬兼施手段的压力之下，民族败类应运而生。与《陈大人》一同发表于光复之初的《先生妈》，便是刻画了这样一个民族败类形象。钱新发本是贫苦人家子弟，读书毕业后娶了有钱人小姐为妻。依靠妻家的势力，开了私立医院。他医术平平，但欺骗患者有方，因此医名隆盛，财源滚滚。虚假的名声和巨额的财产，使他成为地方“有力的士绅”，得到殖民当局的信任。当局推行作为“皇民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国语家庭”和改姓名等措施，钱新发积极响应，首先成为“国语家庭”，“全家都禁用台湾话”；“争先恐后，把姓名改为金井新助”；建日式房子；还要全家穿和服，学习体现“日本精神”的洗脸、喝茶、走路、应酬等等，每晚唱日语歌、弹日本琴……他不仅以“皇民化”为荣，而且还想“垄断”，当听说当局又允许别人改日本姓名后，他“愤慨不已”，大骂那些也跟着改姓名的人。而钱新发的母亲则与他相反，坚持不学日本话，不肯过日式生活，将和服用菜刀砍断。先生妈生病临终前，再三嘱咐“不可用日本和尚”。钱新发在她死后并不遵行遗嘱，“葬式不用台湾和尚，依新式举行”。钱新发终于将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数典忘祖的“皇民”。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使台湾人民的希望很快破灭。诗人气质的吴浊流，对这一幻灭的体验更加深刻。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下写出的。这篇作品延续了他的讽刺和批判的风格，然而，其讽刺和批判的对象已不是昔日的殖民统治者及其走狗，而是本民族的腐败政权及其催生的政治和经济暴发户。小说主人公范汉智本是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特务，日本投降后隐瞒身份混入接收人员行列来到台湾。在台湾，他凭着科长的头衔“接收”了很大的日产房子，还获得了憧憬祖国的台湾姑娘玉兰的爱情。范汉智到台不久就露出了利令智昏、贪婪粗俗的原形，与奸商纠结干起走私、贿赂、盗伐森林等等勾当。他计划大发一笔之后便溜往香港。正在如意算盘即将实现之际，他的汉奸罪恶暴露，被当局逮捕归案。小说不仅描写了范汉智这一集汉奸、官吏、流氓、骗子、暴发户于一身的人物，而且表现了台湾光复初期，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成风、全岛掀起抢掠日产的狂潮、台湾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由希望转为失望的社会状况。同时，范汉智固然是混入台湾的汉奸，然而，他成功跻身于接收人员的队伍就已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很多问题。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针对范汉智这一人物，而且指向整个腐败的权力体制。因此，小说安排了这样的结尾：负责缉捕汉奸的搜查队长在火车站抓获了范汉智后，当局的缉烟人员则当着群众的面抢走了烟贩子的烟和钱。队长回到本部闷闷不乐：
忽而看见办公室里的全部职员不要说，甚至工友也同样笑嬉嬉，不论哪一个人的脸都跟过去所检举的汉奸或贪污的脸相像，真使人厌恶。搜查队长竟发生“四万万五千万，怎么会有这么多汉奸和贪官污吏呢”的错觉。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71页。
这篇小说对范汉智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颇为成功，这得益于作者对人物的细节描写。如写范汉智和玉兰到饭馆吃饭：“不一会桌上便摆满了山珍海味，一盘盘一碗碗，都是珍馐异馔，可是她（玉兰）只吃了两三盘的菜就饱了，然而范却狼吞虎咽着，饕餮贪馋使人吃惊。”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同①，（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4页。写玉兰眼里的范汉智在卧室里的举止：“把皮鞋都拿上‘床间’放。不单这样，有时候他竟忘记脱鞋子，像鸡一样走上来，这一切使她觉得他是个完全没有教养的老粗。”同①，第43、44页。这些细节揭示了范汉智的贪婪和粗鄙本色。《波茨坦科长》比起作者以前的小说手法显得更加娴熟，更具有艺术分量，但小说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仍是作者最倾力之所在。
《狡猿》写的是台湾光复后取代日据时期御用绅士而在乡村呼风唤雨的一个“新人”——江大头的形象。江大头光复前以“吹牛角做巫师，借神幌子卖假药，行密医骗钱财”为生，光复后“接收”了日本人的田地、柑园、房子，又弄到了一个中医执照，很快就发了财。他“工于心计，又诡诈，再加上善于活动和玩花样”，因此由光棍而做了里长、乡民代表、业佃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委员。每天神气活现地四处招摇钻营。江大头凭借手中的财力，竞选上了县议员。他与权贵和县长相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