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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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公学校后，吴浊流即发现所在的班里学生情况相差悬殊。同学们大都读过私塾。其中堂兄读过四年，同组的级长读过九年，副级长读过十一年。同学中甚至有二十多岁已为人父者。与这些已有相当基础的同学在一起，未进过学堂的吴浊流倍感压力，只有拼命读书。级任老师林文焕，即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父亲，对吴浊流十分疼爱。林老师毕业于“国语”（日语）学校，当时新埔一带没有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兼之林老师为人慷慨豪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所以很受人尊敬。他住在公庙里，吴浊流和胞兄中午也在庙中煮饭。饭后林老师时常给人写书法，总是叫吴浊流磨墨拉纸。林老师常自己出钱买奖品奖励学生，吴浊流亦得过不少奖。有一天，林老师在吴浊流的习字帖上写下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吴浊流将习字帖拿回家，祖父看了称赞不已，将王勃稚龄作《滕王阁序》的故事讲述给吴浊流听。　
　　一年级的课程大部分由林老师担任。林老师的教育方法宽和开明，根据少年的心理特点，循循善诱。在他的教导下，吴浊流很喜欢读书。一年后，林老师调离新埔公学校，学生们依依不舍，教室里一片啜泣声，林老师也感动得流泪了。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同化教育”，在公学校中，日语、修身、读书等日式教育课时占总课时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而汉文教育则受到严格限制。在新埔公学校中，汉文一周只有两堂课。吴浊流入学时，全校汉文课由一位姓范的老师教。范老师一个学期后因病逝世，汉文教学由当过塾师的詹秀才接任。詹秀才沿用私塾的教法，对学生非常严格，一边手执教鞭一边叫学生背诵课文，如果背诵不来，无论大小他都要鞭打。詹秀才自己也很勤勉敬业，除了规定的汉文读本之外，他还加教朱子家训、昔时贤文和指南尺牍等。詹秀才在吴浊流念完四年级时退休。临退休前，他大考背书，让学生将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汉文读本全部背诵一遍，背得好的有奖。吴浊流是得奖者之一。吴浊流的汉学基础，主要是从詹秀才那里来的。吴浊流：《一束回想》，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5页。　
　　一年级读完时，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吴浊流的成绩排在第三名。由于许多同学已读过多年私塾，因此吴浊流对自己的这一成绩非常得意。　
　　小时候的吴浊流性格懦弱。即使无来由地被人打，也没有抵抗的勇气。因此比他岁数小的小孩也敢打他。他的两个哥哥也时常欺负他。他挨了打也不会埋怨，更不会告诉父母，只是默默地在床上淌着泪水入睡。但他也有勇敢的一面。一年级的时候，曾在正月十五晚上和堂兄一起到新埔镇上看花灯。看完后堂兄在别人家里留宿，吴浊流则坚持一个人回家。从镇上到家的路程有四公里，途中有墓地和黑暗的地方，还可能会碰上毒蛇。在经过墓地时，吴浊流感到毛骨悚然，泪水涌上了眼睛。他心里甚至做了“结果不过一死”的最坏打算！半夜安然到家时，祖父大吃一惊。　
　　吴浊流上了公学校，祖父便教他打算盘。因此，吴浊流在一年级时学会了珠算。祖父还教他“含口算”（心算）、“斤求两”、“作大两算法”等方法。祖父还出种种谜语训练吴浊流的思维。他还常常到学校看吴浊流读书。二年级时，吴浊流给吸食鸦片的祖父买鸦片，在途中不慎将鸦片失落了。祖父为鸦片瘾所苦，但也不责怪吴浊流，以后照样信任他。吴浊流上三年级时，祖父病逝，终年七十三岁。吴浊流心中感到巨大的悲痛。祖父是给了他人生最初启蒙的亲人和恩师。祖父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以及陶渊明式的诗酒自娱，不重金钱和中庸的处世方式，给吴浊流的思想和人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吴浊流四五年级时，台湾发生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两大事件。一是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一是余清芳领导的台南西来庵事件。两个事件都是还在密谋阶段就败露了。苗栗事件中有四百一十二人遭逮捕，六人被判处死刑。西来庵事件被逮捕者有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八百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新埔地方的父老们经常谈论这两个事件，还说西来庵事件使得当地十四岁以上的男子尽数被杀。听了这样的传闻，还是孩童的吴浊流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可怕。　
　　就读公学校期间，学校发生的几件事也极大地刺激了吴浊流。五年级的级任教师是日本人，名字叫滨野，是个代用教员。他是独身，常常邀学生去他的宿舍玩，所以大家起初以为他很和善。学生陈胜芳有一天晚上到滨野的宿舍玩，凑巧滨野不在，但门开着。陈胜芳因无聊，把放在桌上的一只怀表拿起来看，不小心将表掉地上摔坏了。他急忙送到表店修理。滨野却报警失窃，诬指陈胜芳是贼。表在表店查获了，陈胜芳被囚禁了四个月。由于他始终不承认是盗窃，所以被警察打得很惨，出狱不久就死掉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转眼间从人世消失。陈胜芳同学的悲惨命运，强烈地震撼着吴浊流的内心。“生性懦弱的我，因为这件事的缘故，对日本人盲目地害怕起来，并且认定日本人，不论是哪一个，都是无血无泪的民族。这种观念很久不曾褪去。”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9页。　
　　有一天，滨野带学生远足。回校时路过后街，有人说阿送家快到了。阿送是滨野的表妹，风传两人有不正当关系。或许是出于对滨野的反感，有几个学生恶作剧地小声说：“老师是不是要去阿送家呢？”吴浊流凑热闹说：“要大声一点，老师才听得到。”有人反问他：“你为何不敢大声说呢？”吴浊流不作思索即大声叫起来。滨野听到，立刻回过头追问：“谁说的？”查出来后，他将吴浊流拖出队伍叱责了一个钟头。吴浊流任他叱骂，不肯认错和道歉。事后回想起来，吴浊流深感自己过于莽撞：“像这样的冲动性行为，是我的性格缺陷之一，处事时，往往不加深思，常招来失败。”吴浊流：《无花果》，同①，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26页。　
　　六年级时，有一天上体操课，同学胡君立正姿势不对，被日本体育教师龟井暴打了一顿。胡君平时身体很弱，被打后当场晕倒了。同年级的学生都很同情挨打的胡君，聚集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商量对策，最后决议罢课，大家喊了三声万岁便各自回家。胡君的父亲是一位地方上有名望的中医。此事经过交涉，龟井先是不再教体操，然后被调离到别校。在校长的动员下，罢课的学生次日即回校复课。　
　　日本殖民者的暴行，在吴浊流幼小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对日本人深怀戒惧。“常在‘杯弓蛇影’中战栗着长大的我，不喜欢和日本人接近。在乡间也没有和日本人接近的机会。进学校读书以后，低年级时是由台湾人的老师担任的。到高年级才接受日本人老师的教导，这也不过只是在教室中的事，正课之外，一同说话的事，是几乎没有的。即使有，也是因什么事，到办公室问问老师而已。我对日本人的老师是敬而远之的。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日本人的老师，也就认为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有怪癖的孩子吧。但是，和同班同学一样，对老师说的，不论什么，都是唯唯诺诺。因为没有想亲近的心理，所以没有给老师疼过的记忆。长大之后，也没有拜访过日本人的老师。”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32页。　
　　新埔公学校以前的升学率很低，学校自成立以来，还没有毕业生考入过医学校；进入国语学校师范部的，一年只有一人；高校生才有两人。升学率如此之低，首先与日本殖民当局实施的歧视教育政策，台湾人受教育机会被剥夺有关。据史料统计，到1919年，当时供三百五十三万八千本岛人（台湾人）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学的学校仅有十一所，其中师范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尚兼收日籍学生（且中学校与职业学校的修业年限及程度均在日校之下）。而专供仅约十五万三千“内地人”（日本人）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学的学校却有十所（尚不包括兼收日籍学生的师范学校及医学专门学校）。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39页。然而，面对如此罪恶的殖民统治，个人，甚至殖民体制内的机构也是无能为力的。新埔公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挽回学校名誉，只能勉为其难地开升学补习班。学校每天补习到天黑。六年级即将毕业的吴浊流也参加了，有的前一两年的毕业生也回来上补习班。　
　　吴浊流的数学很好，对升学多少有些自信。临近升学考试时，校长劝他考医学校。但上医学校要自费，吴浊流的父亲不同意他报考，只允许他考公费的国语学校师范部。　
　　吴浊流从新埔公学校毕业这一年，全校报考国语学校的应届和前两届毕业生共二十八人。其中报考国语部（自费）四人，其余二十四人都是考师范部。考完后不久放榜，从新埔公学校去考师范部的二十四个人，考上的只有吴浊流一人。考国语部的四个人也只有一人考上。邻近的关西、六家、湖口三个地方，这一年都没有考上师范部的，四街庄合起来只有吴浊流一人考上了师范部。不过吴浊流并不感到特别得意，因为他此前期待的毕业成绩至少在前三名之内，结果只得了第五名，他的“自大心”并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但能够进入国语学校继续求学，对一个台湾人子弟来说也是十分幸运的了。　
　　吴浊流考上师范部，这在中学和大专学校很少、台湾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当时，的确是地方和家庭的一件大事。消息传出后，从各个地方来的贺客络绎不绝，有人还将此事和清朝时考中秀才一般看待。本来就爱夸耀的吴浊流的父亲，为此十分得意。　
第三节　师范生　　
　　1916年4月，吴浊流进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　
　　入学的前一天，吴浊流和考上国语部的同学陈君一起离开故乡前往台北。当天住宿在大瀛馆。大瀛馆是台北惟一的广东人经营的旅馆，对不会讲闽南话的吴浊流来说，在这里住很方便。当晚，正在国语学校就读的三位新埔公学校的前几届同学来带吴浊流去参观市区。这是吴浊流第一次到台北，自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第二天，吴浊流和陈君自己找到学校，参加了入学典礼。　
　　一年级新生分班，吴浊流被分在第二班。同班同学有四十三人，其中客家人十名，其余都是闽南人，比起别的班来，吴浊流所在的班是客家人最多的。离开父母家人，处身陌生的台北，吴浊真切地感到“客家人”的身份对他的意味：“台湾的客家人，是属于‘少数民族’，有乡下佬的土气，不轻易与人妥协。‘我是客家人，从某某地方来的。’只要这样一说，彼此便产生信赖感。这种感情是本能地、自然地发生的，没有理由。我虽不愿意隐藏在这样狭小的世界观中，却也无法从中自拔出来，不过，我虽怀抱着这样的感情，却不曾和闽南人吵过架。”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33、34页。　
　　吴浊流入读国语学校时，正值日本占领台湾二十周年。殖民当局举行“劝业共进会”等种种活动大肆庆祝。日本内地的皇族、名流一拨拨地来台观光。每一拨人到达台北时，当局都要让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到火车站去迎接，吴浊流因此有机会目睹了殖民者在台湾耀武扬威的盛大场面，同时感受着亡国奴的耻辱。北白川宫妃来台时的欢迎排场令他记忆尤其深刻。北白川宫妃的专车从基隆一到台北，欢迎礼炮便隆隆鸣放。军乐队打头，接着是军服灿然的陆军将官威风凛凛地骑马过去，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以齐整的队伍跟随，接下来是身着陆军大将服的台湾总督骑马担任坐在二匹马车里的宫妃的先导。马蹄得得地经过，学生们被迫向马车恭恭敬敬地行最敬礼。跟在马车后面的是戴着圈着五条金边的帽子的警视总长、三条边的敕任官、二条边的高等官。最后是台湾地方有势力的人士坐着人力车尾随。当一个坐在车轮特别大、前后各有一名车夫的人力车上的绅士经过时，排在吴浊流身后的高年级同学嘘嘘地发出鄙夷之声，有的则喊“大国民”、“辜狗”。吴浊流起初不知怎么回事，归来后问人，得知“大国民”的意思是：当时公学校的“唱歌”（音乐本）中有一首《大国民之歌》，歌词的主题是“及早成为日本人”。“大国民”便转为隐语，暗喻“御用走狗”。“辜狗”则指日军来台时，台湾人辜显荣主动去迎接，提供情报并引导日军进入台北。事后获授樟脑、鸦片、烟叶和食盐专卖权，以及广大的土地。人们因此将做走狗者骂为“辜狗”。　
　　师范部学生食住一概官费（公费），每月还可以领到一元五角的助学金。从师范部毕业后有做五年公学校教员的义务。吴浊流就学时的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是台湾的最高学府，教员也称为教授、助教授，薪水待遇也和大学一样，因此师资很雄厚。但教科书的内容很浅，比日本内地的中学课程还低。　
　　入学不到一个月，新生第一组的刘君突然被勒令退学，让吴浊流惊诧莫名。刘君被退学的原因是跳越寝室的窗户。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不幸的是被日本人舍监头儿至宝田看见了。传说至宝田读高等师范时曾留过级，人虽不聪明，但很有当学校警察的手腕。每年新生入学，他都先看照片把每个人的名字记熟，路上碰到学生，他会突然叫一声该生的名字，使被叫者大吃一惊。全校六百多名学生，他几乎都记住了每个人的相貌和名字，以至吴浊流每次见到他时，心里都在想：他是不是日夜只研究这种事？至宝田还有很卑鄙的一点，就是用有色眼镜看人。他专挑穷人家的子弟欺负，对有势力者或御用绅士的子弟，则予以关照。对成功了的毕业生，他甚至会阿谀奉承。至宝田对校长和其他地位高于他的人，极尽媚态；对同僚则很是轻蔑。知道至宝田的厉害，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他，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则静静地瞪着人家，而不予以回礼。学生们背后都骂至宝田是阴阳人。　
　　吴浊流读师范部一年级期间，学校里还发生了另一和至宝田有关的事件。有一天，国语学校的四五个学生在台北万华的新起町的旧书店里找书看。一个学生不注意撞到了书架，架上掉下了几本书。书店的日本店员骂道：“清国奴！”学生们听了怒不可遏，要店员道歉。但店员不但不道歉，反而更蛮横地连骂了多声“清国奴”。这时，经过店前的十几个国语学校的学生也听到了，一齐涌进书店抗议。学生们要店员一起到学校老师面前分清是非。店员认为学校也是日本人的天下，因此也毫不示弱地跟着学生们到了学校。　
　　学校舍监对此事的处理是：对骂人的店员不仅不加责备，还将碰落书本的学生痛骂一顿。舍监办公室在膳厅前面，当时正是晚饭后的时间，学生们围在舍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