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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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鹊取Ｆ渲刑ū毕丶目谷沼⑿劾钣寻盍斓嫉奶ㄍ逡逵露雍吞ㄍ迳倌晖攀翘ò目谷瘴渥埃谢褡宓慕夥攀乱到⒘俗恐墓ρ０踩唬骸短ㄍ迕裰诳谷帐贰罚ê３霭嫔�2003年9月初版，第319—334页。《亚细亚的孤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赴祖国大陆参战的台湾抗日志士树碑立传。
《亚细亚的孤儿》不仅是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文本，而且小说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用利笔做刀剑，和日本压迫者做面对面的战斗”。陈映真：《试评〈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著、张良泽编：《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3月初版，第61页。吴浊流曾经谈到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当时笔者所住的房子，前面是台北警察署的官舍，一连排着十数间，其中也有熟悉的特高两三人。在这环境下，要写这篇小说的第四篇、第五篇是不大方便的，因之有点儿畏缩感。可是，谚云‘灯台下照不到亮光’，出其不意，反而安全，这样想着就没有迁居了。但也不能不防万一，于是写好就藏在厨房的炭笼下面，有了一些数目就疏开到乡下的故乡去。……如果被发现的话，不问事属好坏，马上被认为叛逆或是反战者来论罪，命必休也。”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日文版）自序》，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79页。只有联系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事业，只有联系中国人民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奋斗，才能对《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小说进行完整的解读和释义。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亚细亚的孤儿》又是表现殖民地经验的一个文本，从而成为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半个世纪的沦亡经历，使得这种“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创伤有着某种一致性。
然而，《亚细亚的孤儿》的抵抗主题固然是奠定其在台湾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的要素，它另一表现台湾知识分子寻找自我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主题，其重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作者吴浊流的一部“心灵自传”。在某种程度上，它比作者另外两部自传体小说《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更真实地映现了吴浊流的内心历程。
认同（Identity，又译“同一性”）理论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所谓认同，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回答和解决诸如“我是谁？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人们认为我是谁？”等一系列问题。亦即说，认同是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的定位。埃里克森认为：“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美］埃里克·Ｈ·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转引自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第75页。因此，每个生命个体一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切实的生存感。埃克里森将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八个阶段。埃里克森对人的生命周期划分的八个阶段及对每个阶段认同问题的研究是：1。
婴儿期与互相确认；2。 儿童早期与表现自主的意志；3。 儿童期与角色预期；4。 学龄期与任务的自居作用；5。 青年期；6。 成年初期；7。
成年期；8。 成熟期。其中他将第六至第八阶段统一称为“超出同一性”时期：“‘超出同一性’指的是青年期以后的生命和同一性的应用，以及同一性的某些形式在生命的后面几个阶段中的回复。”转引自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同①，第77页。他认为，在每个人不同的生命阶段，同一感呈现着明显的差异。而青年时期是一个最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心理状态是“认同／认同混乱”，生命个体的“认同危机”往往在此时出现。因为青年是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基本成熟的时期，青年人为了体验整体性，必须在他设想自己要成为什么人与他认为别人把自己看成并希望变成什么人之间，显示出一种不断前进的连续性。因此青年时期是一个必要的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发展必须向一方或另一方前进，安排生长、恢复和进一步分化的各种资源。而一种“坚实的内在的同一性”即具有稳定性的认同的确立，有赖于青年人从那些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这些社会集体即是他所从属的阶级、民族和文化。埃里克森指出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对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影响。身份认同的时间性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生命的发展阶段，一是历史的时期。身份认同往往产生于“自己的惟一生命周期与人类历史某一时刻片断的巧合之中”；另一方面，社会也可以通过承认并肯定它的年轻成员的身份，从而对他们的正在发展的同一性发挥一定的作用。而意识形态在个体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意识形态为青年人的同一性萌芽提供作为框架的一种地理——历史意象，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信奉，青少年必将经受着价值混乱的痛苦。［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转引自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75—78页。
埃克里森的认同理论指出了身份认同与人的生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就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自身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比埃克里森的理论所阐述的更为复杂、艰难与坎坷。《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的形象，就是历经了这种复杂、艰难与坎坷途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残酷压迫之外，殖民者还千方百计改变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母语遭到压制乃至禁废，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国语”，民族文化日趋式微沦亡，而殖民者的离间政策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了深深的鸿沟与误解……历史的巨变使台湾人民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而对出生于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尤其深重。青年时期之前的胡太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文化“都是灭亡的命运”，相反，只有“会说日本话”，才有“新时代的感觉”；比起传授四书五经的书院，公学校更“朝气蓬勃”，更“宽敞和明亮”，“一切都显得很新奇”。其身份认同是混乱和模糊的。青年时期到来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他的认同需求更加强烈。而日本殖民者并不把台湾人视为自己的同类，大陆人则对自己的同胞抱着成见和误解，这一切加重了胡太明的认同危机。夹缝中生存的尴尬，认同的迷惘，使胡太明在日本、中国大陆乃至在台湾本岛，都体会到一种流亡的感觉。因为无法求得身份认同，即使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家乡，也形同悲惨的孤儿……胡太明身上发生的这种认同危机，并不仅存在于青年时期，而是延伸到青年之后的生命时期。对于台湾知识分子而言，认同更是受到历史的巨大牵制与影响。殖民统治对思想的箝制，“皇民化”对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正是殖民者企图以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作为框架的一种地理——历史意象”，从而改变台湾人民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殖民者的这些毒辣措施，的确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迷失和错乱。胡太明最后之所以告别了孤儿的悲情，结束了在自己的祖国的流亡感，以发狂的方式题写反诗，在众人面前高声叫骂殖民者及其“走狗”、“皇民子孙”、“模范青年”、“模范保正”，最后潜逃大陆，加入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重建了身份认同，是因为像蓝、詹和曾这样的台湾革命者的榜样和精神的鼓舞，也是因为像年轻的游击队长这样的祖国大陆抗日战士的英雄气概的感染和启迪。胡太明的这一寻找认同的曲折历程，犹如法侬所指出的殖民地作家其实也是其他殖民地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三个追求阶段：
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与宗主国的对应作品非常吻合。……这是无区别吸收的时期。
第二阶段，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
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他不再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人民昏睡的一个光荣场所，而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
可是，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的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当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残酷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或政治斗争之时，传统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所有在过去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技巧都遭到强烈的谴责。［法］弗朗兹·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之《论民族文化》（马海良、吴成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初版，第282—284页。
法侬还指出，诗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应当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代替义无返顾地拿起武器与人民站在一起”。“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这场冲突之后，不仅殖民主义消失了，殖民化的人也消失了。”同①，第285、286、294页。胡太明正是法侬所呼唤和描绘的这样一个最终抛弃了所有的“消极抵抗的技巧”，为“民族的解放而战”的殖民地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亚细亚的孤儿》也因此被赋予了民族文学的战斗的品格。作为民族文学战斗精神的载体的《亚细亚的孤儿》，铸造着民族的意识，“使民族意识有模有样”（法侬语），为民族意识打开无限的新视野。它担承起控诉殖民者罪恶、表现民族苦难和拯救民族命运的责任，是用时空形式表达的民族自由与人类自由意志。而最终选择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胡太明，作为一个克服了孤儿意识和认同危机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从自己的身上剥除了殖民化与奴化的新人形象，辉耀着台湾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而作者吴浊流，也通过《亚细亚的孤儿》的写作，最终告别了殖民时代的认同迷惘，而成为一个坚定和坚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第三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
一、语言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对语言的关注，却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论转向。语言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等西方当代批评方法中，都占有中心的地位。语言问题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语言蕴含着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所触及与揭示的意义远为丰富和深刻。分析吴浊流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以日文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艺术，不仅无法避开语言问题，而且其中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吴浊流是在日据时代接受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从最初的压制中文到卢沟桥事变后全面禁止中文的政策，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他掌握中文的困难。台湾光复后，吴浊流刻苦学习中文，但因年龄及健康原因，除了汉诗外，他的中文水平仅能达到写一些短文及若干短篇小说的程度，篇幅较长的作品，都是以日文创作。在日据时期，他直接以日文发表；光复后，他则先以日文写出，然后再请人译成中文发表。钟肇政在《风雨忆故人》一文中说：“浊流先生许多年以来已可以用中文写作，若干后期短篇小说都是用中文写下的。不过长篇作品，浊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字数较多，需费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年纪也着实不小了，常常说长篇写起来太吃力，还是用日文起草省力些，较可能支撑下去，这就是他仍用日文来写的缘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6卷本，（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在《铁血诗人吴浊流》一文中又云：“当初，吴氏（指吴浊流——引者按）说要写此书（指《无花果》——引者按）时就告诉我，长篇作品还是非用日文写不可。因为中文他毕竟还不太习惯，长期支持，恐有困难。前此，他用中文写过短文及若干短篇，但数量不多，中篇《路迢迢》就是我帮他翻译过来的。……如今我已想不起这本书（指《无花果》——引者按）是全由我迻译的，或者请吴氏分摊一些给别的同仁，不过至少可以说，一大部分是由我译出来的。”（“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
《亚细亚的孤儿》也是以日文创作并发表的。作者起草这部小说时取名《胡太明》，最初于1946年9月开始出版时改为《胡志明》，分四篇单独出版。前三篇和第四篇分别由台北国华书局和《民报》总社出版发行。1956年，这部日文长篇小说由日本的一二三书房出版，因《胡志明》这一书名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名字巧合，为避免误会，作者将其易名为《亚细亚的孤儿》。1957年，《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由广场书房再版，再次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直至1959年6月才在台湾问世。该书由高雄黄河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孤帆》，中文译者为杨召憩。1962年6月，由傅恩荣译、黄渭南校的《亚细亚的孤儿》由台北南华出版社出版。对这两个中文译本，作者都不甚满意。1964年10月14日，吴浊流在致钟肇政的信中说：“我很赞成出版《台湾光复二十周年纪念专辑》。若要放进我的作品，我想排进《亚细亚的孤儿》。因为，老实说，傅恩荣先生所翻译的《亚细亚的孤儿》，以小说的文章而说，是非常拙劣的。《孤帆》的文章不错，但是有许多掉落的地方。在日本出版时，也曾被删除掉一部分。因此，参照两者之后，以《孤帆》为主来补足就可以。在发行《台湾文艺》之前，我曾做了一些修改，不过以后就放弃了。如果你能把这件事加入计划中，或许能完成。因为人老就失去热忱，行事都免不了被动性的，等于不得已在做。而且，身体又不如意，若能依你的计划，照我的意思翻成中文小说，那就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所以，要请你帮忙。”10月19日，在另一封信中，吴浊流又感慨“为要整理《亚细亚的孤儿》也想靠别人”。钱鸿钧编：《吴浊流致钟肇政书简》（黄玉燕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初版，第112、114页。1966年台北广鸿文出版社出版《吴浊流选集》小说卷，收入《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亲自作了修订。但从他此前的谈论可知，由于中文水平的不足，这种修订必定是有限的。1977年台北远行出版社出版《吴浊流作品集》（张良泽编）6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