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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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在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太明想回大陆的强烈念头，以及对他“再到大陆去寻求没有矛盾的生活”、“不能袖手旁观”、“觉得留在台湾都是索然无味”、“宛如一只狐猿，正在暗中不断地窥伺敌人的虚隙”、“想念仆仆于抗战旅途中的女儿”、“想起祖国的青年，为抗日而牺牲，慷慨就义的态度”等等这些心理活动的刻画和相似的语言表达，与结尾《疯狂》一章关于太明潜逃到大陆的“传说”一起，合成了一种“前景化”的手法。这一“前景化”的手法对太明最终逃归祖国大陆投入抗日洪流，对小说的抵抗和认同主题，起着加强暗示和递进烘托的作用。“前景化”的语言叙述所形成的语境，制约和规定着《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构思和叙述。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艺术也具有一种什克洛夫斯基所倡的“陌生化”效果。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旨在使人感知事物，艺术技巧在于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从而延长并加强感知过程。感知过程是美学的目的所在，所指物并不重要。转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66页。诚然，在吴浊流的文学思想中，内容（所指）比形式（能指）更重要，而且由于语言障碍，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主要是在内容而不在于表达能力。他应不会认同什氏所谓“所指物并不重要”这种主张。但是，吴浊流作为作家和诗人，不可能对艺术形式掉以轻心。《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就运用了“以复杂的形式增加感知的困难”这一“陌生化”手段。“陌生化”避免直接指称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使事物变得新奇陌生，从而使读者（接受者）产生对事物的清新感受。“陌生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效果。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也切合着中国古典文论所推崇的“含蓄”风格，是这一风格的表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指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第334、335页。刘勰认为，杰出的文章，有的警策，有的含蓄。含蓄是意在言外，微响从侧面传送，文采隐伏而发光，如同爻象变化为互卦，河流蕴藏珠玉。互卦变爻，化成四象；珠玉潜藏水中，使水面产生或方或圆的波纹。深沉含蓄的作品，曲折地包含着无穷的韵味。由语义而产生言外的深意，犹如变爻而成为互卦这一道理。宋代诗评家严羽《沧浪诗话》也极力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指出：“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转引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1989年8月初版，第2卷第482、483页。宋代的诗人梅尧臣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转引自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24页。宋代词人姜夔云：“语贵含蓄。”同③。清代诗评家吴乔《围炉诗话》亦云：“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5月第2版，第335页。大陆当代学者钱锺书将含蓄解为：“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里行间，即‘含蓄’也。”他还辨析了含蓄与寄托的区别：“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亦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含蓄比于形之与神，寄托则类形之与影。”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初版，第108、109页。钱锺书认为含蓄是意义已蕴藏于作品的语言之中，只要顺着作品利导推敲就可以明白作者的意思；而寄托则需要到作品之外寻求。含蓄风格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已经常出现。钱锺书上述的见解即是针对《诗经·郑风·狡童》的创作技巧而阐发。“意竭则神枯，语实则味短，惟含蓄不尽，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焉，斯为上乘矣。”（清）高步瀛编：《唐宋诗举要·序》；转引自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26页。吴浊流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造诣使其深谙此理，他的不少汉诗作品即颇得含蓄之妙。在《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构思中，他也力避“语实味短”，而求“含蓄不尽”，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小说的审美价值。　
　　《亚细亚的孤儿》还隐含着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主体间性的揭示。主体间性是胡塞尔先提出，之后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的角度上建立了主体间性理论。与主体性理论将存在视为主客体之间关系不同，主体间性理论将存在看作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文学创作的主体间性实践并非自胡塞尔、海德格尔哲学理论出现之后才存在，而是之前一种尚未获得理论发现与总结的创作现象。巴赫金就曾指出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和多声部小说的创造者，是为生活提供基本准则的对话小说的作者。因为他的小说体现了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乃至自我与自我的对话。而自我与他人同为存在的主体，自我是“自己眼中之我”，他人则是另一个“我”，是他人之“我”。“‘我’从本质上就不可能是孤独的、单个的‘我’。必须是（身份平等的）两个和许多个‘我’，两个和许多个无穷性相互映照和相互确证。”［俄］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1961年》（潘月琴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346页。对话的方法能将客体（实质上是物化了的人）转化为另一个主体，另一个能展示自己的“我”。巴赫金还提出了作者与主人公这一对概念。他认为，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应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间的关系。但作者的意识是涵盖了主人公意识及其世界的意识，作者在主人公面前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外位的立场。作者在创作中具有一种超视。正是依靠这种超视，作者才能创造作品这一整体并最终完成整体。中国大陆学者近几年来也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间性问题，讨论主体分裂成为不同的自我这一文学现象，认识到作家可以通过几个不同的自我之间的对话、审视、反思来探究自我、把握自我，揭示自我的深层结构。刘再复、杨春时：《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南方文坛》杂志2002年第6期。台湾学者吕正惠在谈到《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局时认为：“胡太明并不等于吴浊流，而吴浊流对胡太明的人物造型，又必须考虑到曾君这个人的互补作用，也必须考虑到吴浊流所完全缺乏、而胡太明却被刻意安排的‘广东之行’。”吕正惠：《被历史命运播弄的人们——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陈义芝主编：《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页。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主体间性问题。小说里的曾在中国大陆找到了自己坚定的民族认同，他鼓励胡太明要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要具有滔滔扬子江般的宽阔胸怀，要克服自怜自艾和怨天尤人的“庶子”意识，而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为建设中国而牺牲的热情”。曾自己最后也毅然地步入了抗日阵线。而胡太明的广东之行，则是见证了少年游击队长等抗日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壮举。　
　　在《亚细亚的孤儿》中，除了曾和少年游击队长以及蓝、詹，小说设计的外交部参事张这一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主体间性。太明是在南京当日语学校教员时与张结识的。对两人的交往和谈话，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凡是有利敌行为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汉奸’，不过‘汉奸’的种类却不相同。据我看，历史上的‘汉奸’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无识之徒，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间犯了和‘汉奸’同样的罪行；第二种是利欲熏心之流，他们为了利之所在，便争先恐后地去攫取，这些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他们似乎有点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毫无思想和节操的机会主义者；第三种人的知识和能力都非常高强，但他们却忘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时机一到，他们便积极地去协助敌人，这种人就是所谓卖国贼。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人，都没有资格称为‘汉奸’，真正够得上称为‘汉奸’的，就只有第三种人。”　
　　太明在不知不觉间，对张这番愤慨的理论竟听得非常入神。　
　　“只有青年的热血和真情才能救中国。”张又接着说：“这是由最近的事实可以证明的，复旦大学生为了不满当时的外交政策，当外交部长乘火车去执行外交任务的时候，学生们竟睡在火车头前面，阻止列车前进，他们准备把鲜血洒在铁轨上，来阻遏这种外交交涉——只有这种拼死的热情，才能产生拯救中国的力量……”张由于感情冲动，最后的语句竟有些模糊不清了。　
　　太明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禁深为感动，对于自己以前那样时常为私事所烦恼，或想逃避到古人天地中去的意念，曾深深地作了一次反省。　
　　以后，张时常和太明见面，渐渐地，他给予太明很大的影响，太明不知从几时开始，竟为他这种倔强的思想所同化了。他认为自己目下所能做到的，只有凭藉教育的力量，去激发学生爱国的热情。《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86、187页。　
　　　
　　在《亚细亚的孤儿》的尾声里，胡太明的“反诗”和“诵、唱、骂”所包含的他人话语的回声中，同样也可依稀听到张的上述慷慨陈词。我们不妨将曾、游击队长、蓝、詹和张视作主人公胡太明自我的分裂，作品通过这些人物对主人公的包围、影响与互相争辩，不断地形成、补充和推动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人物之中，曾、蓝、詹是台湾人，游击队长和张是大陆人，他们虽然身份职业各异，但他们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思想与对祖国的认同和爱恋，却是一致的。这里暗含着一个思想：在海峡两岸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之间，他们的民族正气与民族认同是相通相连的，在他们的身上并不存在对侵略者的奴颜婢膝，也不存在认同的障碍。正是在这些“其他自我”的包围、影响之中，在与这些其他自我的争辩、质疑和驳难之中，主人公自我逐渐蜕变和丰满，直至最后逃回大陆参加抗战，最终完成主人公自我形象的“凤凰涅槃”。我们已于前文指出，胡太明这一人物与作者吴浊流的生平经历有一些吻合之处，但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主人公，而是在创作中对主人公保持着如巴赫金所说的“外位”立场，作品在主人公之外设置了曾、游击队长、蓝、詹和张等这些人物形象，以这些其他自我作为主人公自我的参照和坐标，指示和规约着主人公自我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些其他自我保证了作者的外位性，使他得以将主人公的矛盾、犹豫性格和最终的克服这一曲折过程进行富有美学意味的展示，圆满地完成了主人公自我的形象塑造。　
　　有的台湾论者以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日文版自序和小说之前的《本书概略》甚至书名作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结尾问题的论点和论据。我们先来看看吴浊流的有关原文：　
　　　
　　历史常是反复的，历史反复之前，我们要究明正确的史实，来讲究逃避由被弄歪曲的历史所造成的运命的方法。所以，我们必须征诸过去的史实来寻求教训。　
　　…………　
　　原来胡太明的一生，是这种被弄歪曲的历史的牺牲者。他追求精神上的寄托，远离故乡，游学日本，飘泊于大陆。但，毕竟都没有找到他安息的乐园，因此，他一生闷闷不乐，感到没有光明的忧郁，不时憧憬理想，但却反被理想踢了一脚，更又遭遇到战争残酷现实的打击，他脆弱的心灵破碎了。　
　　“唉！胡太明终于发疯了！　
　　果是个有心人，又怎能不发疯呢？”　
　　（《日文版自序》）《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Ⅳ、Ⅴ页。　
　　　
　　《亚细亚的孤儿》这篇，是透过他（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台人、中国（大陆）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　
　　（《本书概略》）《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10页。　
　　　
　　引上述文字作为论点和论据者说：“吴浊流在其日文版的自序和中文版所附的《本篇概要》已经很清楚的将其个人的创作动机，胡太明的形象及其生命历程和全书的主题都作了交代。”“综合上述两段文字，作者的意思很明显：《亚细亚的孤儿》是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胡太明是被殖民的台湾岛上被歪曲的历史的牺牲者，他为了寻求寄托，憧憬理想而在台湾、日本和大陆之间飘泊，结果其所追求和憧憬的对象都反过来打击他，再加上战争的残酷，逼得他不能不发疯。而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自序所说的要‘讲究逃避’的方法，以免被弄歪曲的历史再反复加害于人。”“吴浊流以上引文虽然没有用‘孤儿意识’一词，对胡太明此一情结的描述已相当清楚。”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版，第141页。然而，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讲究逃避”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是所谓“下落不明”、“投向更惶惑、更凄绝的茫然”里？还是逃到大陆参加抗战？二是，上述两段文字，乃至整篇《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是否作者对《亚细亚的孤儿》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完整阐述？从以上引述的台湾论者的几段话里我们找不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论者倒是给出了现成的，即《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已经很清楚的将其个人的创作动机，胡太明的形象及其生命历程和全书的主题都作了交代”。对第一个问题，因申论者语焉不详，故我们无法讨论。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说的是，《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不是作者对《亚细亚的孤儿》主题和胡太明形象的完整阐述。“讲究逃避”论者仅注意了吴浊流的《日文版自序》和《本书概略》，却没有留意吴浊流的其他文本所表现的作者风骨、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及有关《亚细亚的孤儿》的解释。如在《我最景仰的伟人》《罗福星的诗与人》《北埔事件抗日烈士蔡清琳》等随笔中，吴浊流就表达了对祖国大陆、台湾革命志士和抗日英雄的景仰之情。他为之树碑立传的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