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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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前的台湾》以其建设新中国的主题而汇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西方学者发现，文学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构造。大陆学者近几年来也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民族国家的话语成为中国现代的核心话语，关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成为中国现代最主要的叙事，“民族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主题贯彻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始终，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规范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表述”。旷新年：《民族国家的文学》；转引自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71页。“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于是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中国现代文学所隐含的一个最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历史——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梦想。”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杂志，2003年第1期。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刘锷《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蔡元培《新年梦》等晚清小说不仅包含了对于“新中国”的梦想，而且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构造和突出了“中国”这一现代时空体。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和《七子之歌》、何其芳《解释自己》《新中国的梦想》、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和穆旦《赞美》等诗篇，或聚焦了对“新中国”的想象，或抒发了对民族苦难的忧愤与对中国的热爱。确实，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追求相一致，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新中国的想象之热切、激情之澎湃是空前的。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出现了如《少年中国》《新中国》这样命名的刊物，而且现代作家们对新中国的焦灼渴望感人肺腑，令人热血沸腾。梁启超的散文《少年中国说》即借老年人与少年人的对比，抒发了自己对新中国的美好想象与热烈向往：“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中国现代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的形象，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西方先进科学所反衬的古老国度的积贫积弱，惊醒了国人天朝大国的旧梦，残酷的现实与西方先进科技所带来的印刷媒体的发达，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救亡与启蒙意识，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共时性想象”。而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即“新中国”，是民族救亡的最终目标，也是民族启蒙的必由之路。　
　　《黎明前的台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在台湾新文学中的延续，这部随笔所洋溢的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表现了作者吴浊流将自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奋斗与追求之中的自觉，也再次印证了吴浊流鲜明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立场。　
　　然而，《黎明前的台湾》中的一些论点也不无可商榷之处。比如作者批评台湾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政治热忱，是患了“大头病”、“政治家病”、“政治缺乏症”，是“阿狗阿猫都争着想做政治家”。他呼吁学者教授应埋头于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青年学生应立志为建设新中国读书和学习本领，而不是从事政治活动，“放弃钻石而换取玻璃”。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中，这些批评和呼吁的合理性无庸置疑。然而，作者写作这本随笔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却突显出这些批评和呼吁的不合时宜与迂腐。　
　　1947年的中国，国共两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正在展开决定中国命运的生死大搏斗，大陆战场炮火隆隆，硝烟弥漫。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使其民心丧尽，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正一步步走向最后的崩溃。历史也注定了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无法摆脱其腐败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代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许多棘手的政治和经济难题。国民党当局所面对的是他们所陌生的经过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新来的官员们对于台湾民众受到日本影响的观念和习性感到格格不入，简单地斥之为“奴化”的表现，他们往往以胜利者、统治者的骄慢姿态出现。在政治上当局不敢或无意启用台湾本地的人才，仅依赖从大陆调来的官员和少数从大陆回台的“半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一种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由于统治人手不足，又不敢放手使用本地人，却留用了七千多名日本官吏和警察。在接收和处理日产方面，日本垄断企业被国民党政府体制下的“国家资本”所接收，成为官僚资本。这些资产几乎垄断了台湾产业、金融、贸易、交通等各个领域。官方拥有的公有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当局还成立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的权利。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台湾银行采取超额放款的对策。随着增发纸币、官营企业率先抬高物价、军费开支，以及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和汇兑的开展、大陆外逃资金的流入台湾，全国的通货膨胀扩及台湾，终于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工厂大部分破产，农村大量农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米价腾涨。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物价平均涨了一百倍。垄断性的经济统制政策，使工商业者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贪污大案层出不穷，政治腐败日益加剧，并且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1947年1月，台北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1万多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实现和平。陈孔立编著：《简明台湾史》，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第204—207页。二·二八事件由偶然的事情引起，实则体现了一种逻辑和历史的必然。对国民党当局将接收变成劫收以及种种不合理施政措施早已心怀不满的台湾民众、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奋起反抗当局的专制暴政，争取当家作主的自由民主权利，乃是时代大势所趋，是进步与正义的行动。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长期的睽隔状态所造成的视野局限，吴浊流不甚了解当时大陆同胞正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更主要的是，代表中国收复台湾主权的国民党当局头上罩着“祖国”的光环，使得有着亡国奴之苦的深刻记忆和怀着一腔民族血、爱国情的吴浊流，对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仍抱有过多的期待。《黎明前的台湾》的作者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关于新中国的想象与建设新中国的激情，使得他没能认清此时的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动摇，蒋家王朝的大厦将倾。中国人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历史工程将由另一支正迅速发展壮大的政治力量来主导。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理性反思　　
　　《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是吴浊流晚年的两部重要作品。　
　　《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文体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两部作品一般被视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中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姓古，《台湾连翘》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则采用作者姓名。两书所叙述的主人公的经历与作者的生平大抵相吻合，因此也有人将这两部作品等同于吴浊流的自传。见本书第4页注①。（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7月初版的《无花果》扉页《〈无花果〉纪事》亦称该书为“吴浊流的前半生自传”。《无花果》与《台湾连翘》的虚构性或真实性程度如何，也许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尽管与作者的生平基本一致，但如果将其与作者传记等量齐观，也会产生诸多困扰。其实自传体小说已是一种常见文体，吴浊流以此文体写作，或许出于不得已（如躲避文字狱），但读者只有以自传体长篇小说视之，方可不致陷入阐释的困境之中。　
　　然而，作为自传体小说，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艺术成就。迄今为止对这两部作品研究的着重点，大都不是在于其“能指”（纯粹的文学形式，即它们如何说），而是在于其“所指”（意义内容，即它们说了什么）。尽管如此，因为《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是以小说形式为载体，我们仍有必要先就两部作品的艺术得失进行简略的论析。　
　　《无花果》第一章《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如此开头：“‘光阴似箭’，这话不知是谁说的，年岁益增，就越有深切的感受。不知不觉间我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回顾过去自己走过的人生的路程，感其失败之多，实不胜惊异。……”《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页。这是一种倒叙结构。《台湾连翘》第一章的开头为：“我是一千九百年，系19世纪出生的，而不是生于20世纪的人，只差了一年，却感觉似乎落后了一个世纪。……”《台湾连翘》，同①，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页。这一开头虽然是自然时序即顺序结构，但又插入了“现在”时间（“而不是生于20世纪的人……”），因而实际上是一种如法国叙述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所指出的“时间倒错”（故事时序和叙事时序之间不协调的形式）。时间倒错在《台湾连翘》中成为一种典型的结构，如第一章在叙述主人公小时候的见闻时，作者不时中断故事的讲述，跳到“现在”发议论或插入“现在”的内容：“光复以后已二十六年，做一个国民，非讲不可的时候，是应当勇敢发表的。可是……”“今年元旦，中国时报的社论《开国六十年元旦献词》中有这样的话……”同②，第21页。过去与现在时空的穿插交错在书中颇为自由而且自然。时间倒错带来的叙事的灵活，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避免了传记尤其是自传通常会产生的沉闷之感，而得现代小说无拘无束之叙事之长，始终以一种鲜活的感受召唤着读者。　
　　然而，两部作品艺术上的缺陷同样也很明显。首先仍然是语言问题。两部作品都是先以日文写成，再翻译成中文。钟肇政谈到《无花果》与《台湾连翘》的翻译时说：“如今我已想不起这本书是全由我迻译的，或者请吴氏分摊一些给别的同仁，不过至少可以说，一大部分是由我译出来。”“……问题是这翻译（《台湾连翘》）的工作，实在叫人头痛。因此我只好硬着头皮，请他把文稿分散，多叫几个人帮忙。我不知道他另外找了谁，我熟悉的朋友当中，林钟隆、郑清文、江上等人都是翻译好手，很可能都被央请参与了这件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个时候他交出来的稿子，大约只占全书的一半而已。至于我承担的是哪一段，如今也无从查考了。”《台湾连翘》最后的第九章至第十四章，才是由钟肇政单独译出。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一部作品如此问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我们除了对作者深表同情之外，对作品进行语言形式分析的愿望，恐怕已大打折扣了。　
　　如果借用西方当代叙述学关于“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概念，《无花果》的故事时间自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台湾起至1947年5月，作者的叙事时间则止于1967年12月。《台湾连翘》的故事时间自1900年起至1974年12月即该书的完稿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终点相一致。表面看来，《台湾连翘》的故事时间似乎比《无花果》延长了27年，但前者叙述的重心与后者仍是大同小异，即集中于后者的故事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两部源于同一作者的自传体小说出现这种情况，注定了其题材和主题的惊人的重叠或相似。相对于《无花果》而言，《台湾连翘》是一个作家的自我重复（而且不仅是风格上的），从艺术的创新品格而论后者很难被视为一部成功之作。诚然，由于《台湾连翘》完成于七年之后，它比《无花果》素材更丰繁，观察更细微，思考更深入。　
　　现在我们来看《无花果》和《台湾连翘》说了什么。其实，两部作品的“故事”，已大都见于本书的第一章。前文已提到，对两本书所反映的作者生平经历的真实性，吴浊流的研究者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当然，这是就大体而言，一些细节有出入，我们只能以小说笔法视之。目前为止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重点都是放在作者的写作动机及与动机有关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认同等问题方面。我们认为这的确是《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研究的关键所在。　
　　吴浊流连续写出这两部内容大致雷同的作品，其动机乃是欲留下一份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个人记录。《无花果》第一章在叙述主人公经历之前即作了这样的交待：　
　　　
　　回顾我走过的人生路程虽然平凡，但也逢上了几个历史上的大事件。第一次大战，台湾中部大地震，第二次大战，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等便是。前四事已有很多文献与记录，我想用不着我再费心了。然而，其中，对于二二八事件，却不能不有所反省。　
　　最近痛切地感到的是，当时的新闻记者，一年比一年减少了。即使尚在人间的，不是转业就是隐居，几乎都已和笔绝缘。视野比较广阔的新闻记者如果不执笔，将来这个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　
　　在二二八事件已过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却的固然不少，也有无论如何不能忘怀的，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想追忆着这些不能忘怀的心影，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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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无论如何，非探求其远因不可。没有了解它的远因而要捕捉事件的根本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根本，就有检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的必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2页。　
　　　
　　从以上引文中可看出，在《无花果》与《台湾连翘》作者的意识中，二·二八事件与其所认为的“远因”是分不开的。没有这“远因”，就不会发生二·二八事件；认识不到这一“远因”，也就不可能认识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因此，评价这两部作品，既应看到其从个人目击的角度记录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证言意义，也应顾及作者对事件“远因”的分析与对事件真相的理解所蕴藏的内涵。吴浊流执著地在七年间写出内容大同小异的两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述说生平，而是试图通过对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再回忆、剖析和反省，来“检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来探求和解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