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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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所谓“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境遇”，其实包含了对台湾人的性格特征和内心状态等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和揭示。在吴浊流的笔下，台湾人民大都是汉民族的移民，许多是在明清时代或是逃亡、或是在大陆志不得酬而来台，因而最富于反抗精神。《无花果》第一章以《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为标题，决非偶然。作者从日本占领台湾初期所遇到的顽强武装抵抗来论证台湾人民对侵略者的抗争意志。这种抗争意志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民爷”精神，一是对祖国的爱。“义民爷”是现在奉祀在义民庙的神灵，是为保卫村庄而战死的英雄。由于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典，“义民爷”的精神不知不觉地流灌进台湾人的血液中。“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吴浊流这样分析自己和台湾人心中的祖国观念：
这祖国爱，因为是抽象的，观念型的感情，用言语是不能说明的。现在就把我的生平做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它吧！我在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日本领有台湾后第五年出生，完全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没机会接触过祖国的文化，似乎不会有祖国的观念，但是，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凭理论来解释。
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恋的心情爱慕着，而自以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过温暖的生活。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7、8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笔下，“乡土爱”即对台湾的爱，是与“祖国爱”密不可分的。台湾人之所以反抗日本侵略者，是因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之所以渴望祖国，是因为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祖国应该来收复台湾，祖国的军队应该来解救台湾。应该说，这些话语更多地体现的是民族意识觉醒后的作者的认识。因为对包括作者在内的一部分台湾人来说，日本殖民当局强制灌输的“皇民化”思想也曾使他们一度产生了认同困惑。作者在《无花果》中也这样承认，武装抵抗的失败，台湾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分成了三派：绝对派、超越派和妥协派。绝对派主张培养台湾人的反抗思想。超越派对反抗产生了绝望，也不与殖民者合作，只去追求个人的逍遥幸福。妥协派则分成积极与消极两种，积极者力求接近殖民政权，以谋取自己的利益，如御用绅士即属于此类；消极者只是不出来反对殖民者的政策，但也不做走狗，一般的大众属于这种情形。反抗的无望，亡国奴的不甘，殖民统治的现实，这些因素的交织扭曲了台湾人的性格和心理。但《无花果》也描述了台湾人在分化为三派的复杂境地中，仍普遍存在一种微妙心理，即在一般人的心中，仍埋着仇恨和反抗的种子，祖国仍是人们心头的一个希望。作者通过书中主人公亦即自己的经历，揭示了台湾人的这种内心状态：“只要是日人所作所为，不论好坏都一律视为不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理，有如婆媳之间的不正常。”《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71页。任公学校教员的主人公不堪视学的凌辱，毅然辞职，前往大陆另觅前程。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祖国大陆仍然是日本人的天下，在上海，“只不过三四天的见闻就使我深感做一个中国人的悲惨。洪水般的野鸡，乞丐的奔流，都是为求生存的人们的可怜影子。相反地，外国人都是暴君，横蛮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脸。祖国啊！多么可悲可怜，我在心中紧洒愤恨的泪水。”同①，第97页。在大陆，他还感受了台湾人被怀疑为日本间谍的尴尬处境。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日本殖民统治下饱受亡国奴之屈辱的体验，也出于对祖国的美好期待和对祖国爱恋与忠诚的急切表白，台湾同胞对日本战败和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欣喜若狂。作者极力写出了光复时台湾民众欢呼沸腾的情景。“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六百万岛民都能自觉，把心团结一致起来，建设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尝过这种种痛苦经验的岛民，如今已从日本人手里解脱出来，而取回自由的关系，自动地想对祖国服务。”光复之初的那阵日子，“台北每天都像祭神那样热闹异常”……台湾同胞的这些经历、心理，这些磨难、屈辱、天真和希望，就是作者所认为的二·二八事件的“远因”。
《无花果》在陈述了台湾沦为殖民地至光复之初的“远因”后，即进入对光复后的台湾社会的反思。作者首先写到，在光复之初的政治真空状态之际，很多大陆“商人、投机主义者、亡命客”等，先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来到台湾。而不知情的台湾人或日本人，把从大陆来的“比较有知识者”，都误认为接收官员而欢迎。而这些骗子则“任意地侵入日本人的屋子里”，狐假虎威进行种种诈骗。而在随后到台的国民党接收官员里，既有“颇为能干之士，但也有不少程度极低的人物。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也有民主主义的进步分子，相反的也有不少封建主义的顽固分子。从整个看来，拥有现代知识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风者多”。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敢起用台湾本土人才，在接收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那些大陆来的“商人、投机主义者、亡命客”及台湾本地的“机会主义者和欺诈分子”则乘隙加入接收阵容。由大批品质窳劣者组成的接收阵容“跳着胜利的华尔兹舞，做着太平的美梦，从缩衣节食生活中突然向奢侈享乐的世界进军了。这种享乐思潮以可怕的势力向各方面扩展开来。等到果真要接收了，眼中就没有所谓国家的利益了，于是就为了私利私欲而合污，拼命所谓‘发国难财’了，他们所注目的乃是名叫‘五子’的东西：第一金子、第二房子、第三女子、第四车子、第五面子。”国民党军队同样丑态百出：“陶醉在胜利的军人，把台湾错觉为战地的延续，于是向人借了东西就不还。占领了寺庙、公共物品，甚至也有侵入老百姓家里，白白地把鸡抓去的也有。还有看戏或看电影也不买票，进入饮食店也不付钱。前者叫‘看白戏’，后者叫‘白吃’，他们以这种横蛮的行动冒充英雄，而且在得意地夸耀着。”《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51、152、161页。接收变成“劫收”。怀着一腔热烈爱国情绪的台湾民众看到这种情景，心中的失望和愤怒可想而知。当局接收之后，继而采取的仍是排挤台湾本土人才的政策，高级的职位大都由大陆籍人士占据，台湾的知识分子以为光复后会比日据时代有发展，结果却是大多数人不获录用，少数“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这种“对工作、环境详细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谙工作的外省人却悉数居于上位”的情况，造成了紧张的省籍矛盾，以致政令无法顺利推行。由于缺少知识和素质低下，一些接收人员“第一次坐火车而高兴，对一按开关就会亮的电灯感到很珍奇”，看到“自来水从壁上跑出来而吓了一跳”，去接收工厂“听到试转的机械声吓得跳起来”……不仅如此，大陆来台人员（包括返台的“半山”）的薪水比台湾籍人员也普遍要高，这更让台湾同胞想起殖民时期饱受不平等待遇的屈辱。《无花果》的主人公感慨：“在日据时代，尝过那种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怜的差别待遇的记者，光复后又同样要接受这种命运，那当然要比日据时代感到更痛苦了。”《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54页。之所以比在日据时代感到更痛苦，是因为现在的差别待遇竟是拜“祖国”的政府所赐！陈仪当局对陈炘等台湾知名人士莫明其妙地逮捕又莫明其妙地释放，也很不得人心：“台湾人在异族的铁蹄之下喘息了五十年，现在好不容易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大陆同胞一块儿过一家团圆，共叙天伦之乐的生活之际，不但没有安慰，反而击来一记铁锤，于是动摇了人心，不由得令人想到好像恐怖政策的前奏似的。”同①，第155页。书中还认为，如果陈仪当局把一部分的日产工厂、工业生产机关交给本省人所希望的大公企业公司经营，工厂或工业就得以早日复兴而促进生产。如此不仅能救济众多的台湾失业青年，一定还可以给台湾知识分子一个出路，从而化解他们的不平不满，减轻省籍矛盾。然而，当局的种种错误政策，加上经济困难、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失望和愤怒的交织，终于使富于斗争精神的台湾民众忍无可忍，二·二八事件由是爆发。
《无花果》描写了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经过。作者对事件的叙述与反思力图保持客观和公允的立场。作品通过主人公老古的叙事眼光，指出在台湾历经了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这一背景下，国民党当局荒腔走板的施政措施埋下了事件的祸根；而事件发生后当局采取武力镇压的白色恐怖手段，导致了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当时陈仪长官的部属中，如果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许可以不致闹到这般严重的地步。”“没有一个有为的政治家也好，只要有仁慈的人在而能够同情被害者，拿出几万元的抚恤金来慰问，民众的愤怒也一定会立刻消除才对。这实在太可惜了，由于坚持一个蠢念做到底，所以造成很多本省外省的死伤人数，这不是可怕的属于封建的官僚社会残渣作风，把一个人当做一只蚂蚁的错觉而发生的吗？”另一方面，作品也批评了台湾民众的做法，指出台湾青年收缴执法人员的武器，“想自动地维持治安”，“这种天真烂漫的行动中，道出了台湾人的稚气的一面，而另一面确是从政治上的无知而来的。”老古不愿参加事件处理委员会，他表示自己“没有政治知识”。他认为，“人有各自不同的专长。但是光复后的本省人，几乎完全得意忘形地连理发师也好，补鞋匠也好，都想当政治家，这实在是很糟的一件事。至于处理委员会完全是光复的缩影，由学者、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起，其他各界代表，甚至连政治家的政字都不知道的爱出风头者以及虚伪的投机分子也很多混入在里面。”《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209、200页。通过主人公的眼光，作者重复了《黎明前的台湾》的观点，只不过在此处点出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台湾连翘》几乎是《无花果》中所叙写的主人公老古经历的完全再现。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吴浊流；细节更丰富；引用了更多的文献资料；作者还接着写了自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至《台湾连翘》写作完成的1974年12月间主人公的生活历程。更主要的区别是，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趋向激烈，尤其是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半山”们的罪恶。
在《台湾连翘》中，作者再次抨击陈仪当局蓄意将单纯的偶发事件诱导演变为政治事件，为出动军队镇压提供借口，给了曾满怀爱国热情欢呼光复的台湾民众一记猛击；而且还通过一位P先生之口，披露一份列有两百多名台湾各界知名人士的逮捕黑名单，是由“半山”们拟具的。书中反复谴责“曾经被视为民族英雄，崇敬有加的返自重庆的半山们”，出卖了台湾本土人士，以迎合当局的恐怖统治，并借此达到排除异己、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卑鄙目的。这些取得了代表台湾人地位的“半山”们，与当局相勾结，形成了新的贪污官僚集团。在作品主人公的眼里，“二·二八事件”也使台湾人分裂成超越派、妥协派、理想派和抵抗派。超越派对政治已绝望，不再关心时事；妥协派则改弦易辙，对当局不惜摇尾乞怜，沦为御用；理想派仍一心想挽回颓势，始终努力于批判性的诚实生活，以正直的言论追求自由和三民主义的实现；抵抗派则潜入地下，因无法活动，最后逃离台湾。“只因实施这样的恐怖政策，民心益发离去，遂造成同床异梦，本省人是本省人、外省人是外省人的心理隔阂，一如日本时代本岛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23页。
《台湾连翘》还叙述陈仪去职后，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晃了一下民主政治，还是脆弱地下台”。继任的陈诚集台湾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和“币制改革”使“本省人几乎个个被剥个精光”。更残酷的是，他大肆检举共产党人，提出“错百不能漏一”的恐怖口号。“出问题的家里只要被搜去名片，名片上的人便被检举，有合照的相片，也成了逮捕的证据。在‘错百不能漏一’的口号下，只要稍稍被疑，便被抓走。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37页。作者在书中将陈诚当局指为“军阀官僚独裁王的法西斯政府”，其所频施的铁血政策，乃“不亚于日本时代的苛酷政治”。书中尚写了“《自由中国》事件”，指出该杂志社社长雷震被捕之后，“宣扬自由民主的笔阵好像被阉割去势，从此偃旗息鼓了”。
《无花果》与《台湾连翘》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其传记性和历史学价值。因为自传体小说这一文体决定了它不是严谨的个人传记（如书中并未涉及作者在30年代曾写过“皇民诗”的事实，在素材的取舍和人物的刻画上，颇见小说笔法），也决定了它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历史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具有严格的学术规范，需要对素材进行严格的考据、求证、筛选、过滤等等。尽管吴浊流也是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但如果将《无花果》与《台湾连翘》作为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学著作来理解，这将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阅读。当然，我们并非说吴浊流书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描写一定就是杜撰虚构，但它们只是一个作家对事件的了解与理解，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一个更全面、更高或更深层次地介入了这一事件的当事者的描述。况且，即使历史学家或当事人也无法再现历史的原貌。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事件，它已随一去不返的时间而消逝。历史学的描述只能是对历史的接近或对历史本质的把握，而不可能复原历史的面貌。同时人们对历史的描述总是在现在进行，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现实的印记。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正是据此提出了“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这一命题。［意］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高恒译），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