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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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e）正是据此提出了“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这一命题。［意］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高恒译），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第400页。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美学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认为，历史的思维也是一种想象的活动。但历史学家作品的想象与小说家作品的想象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只有单纯的一项任务，即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历史学家则有双重的任务，他不仅必须做到小说家的这一任务，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这种更进一步的必要性就迫使他要服从三种方法规则，而小说家或艺术家一般说来却不受它们的约束。这三种方法的规则是：首先历史学家的画面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其次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历史学家或任何其他人所能借以判断其真理的惟一方式，就是要靠考虑这种关系；我们问一项历史陈述是否真实，实际上就是指它能否诉诸证据来加以证明。而证据不仅必须是历史学家此时此地可以知觉到的东西，而且他必须在心中带着正确的问题与它进行接触。“如果我们没有历史知识，我们就什么也学不到。只是到有人历史地思索它时，证据才成为证据。否则它就仅仅是被知觉到的事实而已，而在历史上却是沉默无言的。”柯林武德还指出，正如在一切严肃的问题上一样，在历史学的任何成就都不是最终的。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给定问题的证据，都是随着历史方法的变化和历史学家的能力的变动而改变。用以解释这种证据的原则也在变化着，因为对证据进行解释乃是一个人必须运用他所知道的全部事物的一项工作，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还有各种心理惯性和累积，而这些因素没有一样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有这些永不停止的变化，“所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位新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对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就必须修改这些问题本身；而且——既然历史的思想是一条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去的河流，——甚至于一位从事一般特定时期的一个单独题目的历史学家，在其试图重新考虑一个老问题时，也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改变了。”［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第279—281页。柯林武德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拥护历史怀疑论的论证，而是对历史思维的第二维，即历史学的历史的揭示。
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转引自高哲、温元著、贾建梅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第248页。我们认为，如同真理一样，历史最终是可以认识的。但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亦即只有遵循历史的规律，我们才能认识和把握历史；同时我们所认识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细枝末节，而是反映历史本质的东西。因受到认识主体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历史认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主体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每一时代都会产生对历史认识的新的冲动，都会产生对历史的新的阐释。历史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辩证发展中才能逼近和抵达历史真相。这也正是不断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著作问世，而且对事件真相的叙述和解释也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原因。比如，事件中的死伤人数迄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二二八事件，本省人惨遭杀戮，其死伤人数，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谓一二千人，有谓一二万人，台独人士则称有十余万人；无可讳言，官方报告则似欲减缓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怨仇，其数据较为保守，台独分子则似借此刺激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仇恨，以诱导并凝聚分离意识，而惟恐台人死伤不多。”
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92页。
诚然，一个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角色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吴浊流当然也可以写出历史著作，在历史学领域作出成就。但《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自传体小说的文体表明，这种角色转换并不存在。虽然两部作品也采用了历史著作的某些方法，如史料的引证等，但这些方法的运用只是局部性的，它们并未对整部作品文体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凸现了吴浊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批判意识，是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社会的理性反思。
“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1929年至1935年监狱期间写的《狱中札记》中指出，如果以是否具有一定智能来区分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他将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职能者分为两类：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乡村型知识分子（教士、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葛兰西认为，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观念还必须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一个人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译本（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第4、5页。
英国当代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则说，“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当时的“知识分子”一词是用来指称一个由不同的职业人士所构建的集合体，其中包括小说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公众人物，这些公众人物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并将此看作他们的道德责任和共同权利。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外延并没有划定一个客观的边界，这个词语意味着一种召唤、邀请、被招募和自我应征。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诚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使得专家们和艺术家们，从某一领域的权威成为知识者团体的政治、道德和审美的集体权威，“知识分子”范畴通过这种努力创造着它的所指。“‘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中译本（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初版，第1、2页。美国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也认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和技术知识匠（technical intelligentsia）两者是不同的，技术知识匠的兴趣基本上是在“技术”方面；知识分子的兴趣基本上是在批评、解放、解释因而也就经常是在政治方面。但两者共同组成了一个“新阶级”。［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中译本（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初版。美国学者萨义德则指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16、17页。
综合以上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大约可归纳出几点：一，知识分子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群体；二，知识分子有不同的专业工作；三，知识分子必须进入公共领域，向公众和代表公众发表负责任的、正义的意见。最后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不证自明的，不是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从事专业性的工作，一个人就自动地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否确立，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一个人是否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吴浊流的写作生涯，尤其是《黎明前的台湾》《无花果》《台湾连翘》等的问世和创办《台湾文艺》杂志、设立吴浊流文学奖等，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自我承担，展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呵护文化、挑战强权和揭露政治黑暗的知识分子的凛然风姿。
《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直接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而这一题材在当时的台湾，是无人敢碰的敏感题材。吴浊流则因这两部作品而成为台湾岛内敢于触碰此一禁区的第一人。吴浊流的胆识和勇气首先来自他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认识与自觉。《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两书的书名及其寓意可以从《亚细亚的孤儿》中的几段话来理解：
某日，太明正伫立在庭前遐想，突然发现无花果已经结了果实，那些疏疏落落的丰硕的果实，隐蔽在大叶的背后，不留神便不容易发现。他摘了一个剖开来看看，那熟得通红的果实，果肉已长得非常丰满。他一面凝视着果实，一面心里发生无限的感慨。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两种生活方式：例如佛桑花虽然美丽，但花谢以后却不结果；又如无花果虽无悦目的花朵，却能在人们不知不觉间，悄悄地结起果实。这对于现时的太明，不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启示，他对无花果的生活方式，不禁感慨系之。
他一面赏玩着无花果，一面漫步踱到篱边，那儿的“台湾连翘”修剪得非常整齐，初生的嫩叶筑成一道青葱的花墙，他向树根边看看，粗壮的树枝正穿过篱笆的缝隙，舒畅地伸展在外面。他不禁用惊奇的目光，呆呆地望着那树枝，心想：那些向上或向旁边伸展的树枝都已经被剪去，惟独这一枝能避免被剪的厄运，而依照她自己的意志发展她的生命。他触景生情，不觉深为感动。
“连草木也知道应该不违背自己的个性去求生存！”他这样想着，对于大自然的奥秘，顿感耳目为之一新，但返顾自己，却连“台湾连翘”都不如。
“是的，我应该坚强起来，像‘台湾连翘’一样……”他下了这样的决心，他的意思是要把自己从以前那种消极的人生观中解脱出来，在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积极的生活，他已经进一步踏入现实的生活中了。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274、275页。
正是以无花果的朴实无华与台湾连翘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自励，吴浊流“进一步踏入现实的生活”，写出了《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和《台湾连翘》等作品。《亚细亚的孤儿》是对异族侵略者的抵抗，《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是对本民族专制政权的批判。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反抗，然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反抗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却可能是一样的。正如与吴浊流共同活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殷海光所指出：“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初版，第544页。应该说，无论在日据时代还是在光复后，吴浊流都不是一个以激进姿态登场的知识分子（《亚细亚的孤儿》并不准备在日本战败前发表，《台湾连翘》作者遗言交待十年或二十年后发表），他所做的工作，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文学创作与创办文学杂志），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试图以文化为着力点，对社会现实进行潜移默化的变革和改造。这正是无花果与台湾连翘般的精神。同时，他又是坚持“业余”的边缘立场，先是辞去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科员的职务，转到民营公司当教员；从公司退休后，专心办《台湾文艺》，设立文学奖，同时从事一系列文学创作。体制外的业余立场，为吴浊流对台湾社会政治的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同萨义德所说，“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71页。吴浊流正是从业余者的立场出发，质疑和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他虽然不具有左翼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和行动，但他所采取的抗争方式，却也如同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一般，体现着异常的勇毅、坚忍和韧性。而在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下，这样的抗争方式仍可能会给知识分子招来灭顶之灾。无疑地，吴浊流的无花果和台湾连翘般的抗争和奋斗精神，同样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无比高贵的品质与精神。
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社会的反思，也有其政治信念的因素。政治上，吴浊流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黎明前的台湾》和《无花果》中，他一再呼吁台湾人民和青年共同努力，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在他发表于1965年10月《台湾文艺》上的《我最景仰的伟人》一文中说：“将国父的学说再加研究使其普遍化，像孔子死后，有曾子、子思、孟子等，作大学、中庸，来强化他的学说，我想，国父的学说也应该像孔门弟子一样来强化才对。”国民党当局之所以令吴浊流失望，是因为他认为当局的所作所为已一步步与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