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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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刊露我的《无花果》时，一位国民党员向我说了一些干涉的话。而且口吻坚决，使我无名火冒，不客气地给予反击。
“你到底是凭什么身份给予注意的？你那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在向我训示。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不可以写？如果不可以写，政府会给我禁止的命令。我的杂志在你们还没有看的时候就寄到有关当局。负直接监督责任的内政部或治安当局都没有给我任何注意，你们却凭自己的感情，大言不惭地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就是官吏，也得照国家法律行事，不能光凭个人感情来下判断。你们违背了国父，不能算是忠诚的国民党员。吴浊流衷心尊奉国父孙中山先生，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事，用不着你们来多嘴。你们身为国民党员，却是党的叛逆。你说这不是你自己的话？那就请你转告说的人，吴浊流今年七十岁了，为文艺而死是死而无憾。如果真的因此而死，我到另一个世界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老人家一定会握住我的手说：“在台湾，只有一个吴浊流是我的信徒。”你们算什么呢？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必定会被国父先生破口大骂的。”《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55、256页。
许俊雅在《小说／历史／自传——谈《无花果》《台湾连翘》及禁书现象》一文中对吴氏这段话置疑：“在《台湾连翘》提到刊《无花果》时遭国民党员干涉之事，在这里我们看到吴老其时‘口吻坚决，使我无名火冒，不客气地给予反击’。如据廖清秀回忆该书出版遭没收的情况，吴老初时仍不免为之心头一颤的，这一大段义正词严的文字，是否能再现吴老当时情境，不无问题。”许氏在文后的注释中云：“廖清秀《无花果出版与吴浊流老》：‘吴老也许听巫老他们的鼓励，后来在我面前表示‘大无畏精神’，起初有些害怕也是人之常情。’《文学台湾》第12期，1994年秋季号，页21。虽然刊在台湾文艺与林白出版社出版该书，时间不同，似为两件事，但遭干涉情况一致，其反应应可类比。”（“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
然钟肇政在《铁血诗人吴浊流》一文中说，《无花果》在《台湾文艺》分三期刊毕后，某日，“吴老告诉我，有台北林姓国民党员找到他家里，说这种题材怎么可以写，实在不妥当。”钟文在引了上述《台湾连翘》的段落后接着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吴老向我转述这些话时的神态，他是激愤的，说得唾沫四溅，另一面却也可以感觉出把走狗痛骂了一顿的得意与凛然。我记不清楚在吴老告诉我这番话以前或者以后，那位台北林氏恰因勘查古迹之便顺道来舍，告诉我说：‘最近有些杂志常有不妥当的文章出现，这一类不良书刊，钟兄最好还是不要接近为妙。’我当下虽然明白他何所指，可是他毕竟比我年长许多，而且我也无意辩驳，便若无其事地回敬一句：‘我是乡下人，和任何杂志谈不上接近不接近，不过只有《台湾文艺》，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文学杂志，所以稍稍帮一点忙罢了。’这位林先生多半也是颇‘识趣’的人，前此虽与我略有交情，不过从此再也没有来往了。”（“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钟文证实了所谓“国民党员”的存在，对吴氏反驳“国民党员”的话显然也深信不疑。
本书作者按：《无花果》在《台湾文艺》连载，国民党当局无任何动静，吴氏指斥“国民党员”并非不可能。而单行本出版遭禁后吴氏“起初有些害怕”，乃因当局已有动作，故吴氏的反应属“人之常情”。许文所云“遭干涉情况一致”，非也。
“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或族裔社群，不管多么高声抗议，都无法超越联系个人与家庭、社群、（当然也包括）民族的有机关系。”以《东方学》（Orientalism：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一书享誉全球学术界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心情不无沉重地说。他引用了法侬的例子。法侬当年曾对正在反抗法国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进行思考：斗争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还是应考虑到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时，我们要做什么？法侬认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萨义德据此指出，“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即使在被压迫者中也有胜利和失败者，而知识分子的忠诚必须不限于只是加入集体的行列迈进：在这方面，像印度的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或古巴的马蒂（Jose Marti；1853…1895）那样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典范，虽然他们一直是民族主义者，但决不因为民族主义而减低他们的批评。”［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38、39页。吴浊流的言论表明，一个忠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同样是具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同样需要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本民族统治集团奉行的是一种相异的或反动的意识形态时，知识分子自然可能持着一种不合作的甚至是对抗的立场。而当统治集团表面上标榜或实质上也是奉行相同的意识形态时，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仍应是警觉的、反思的和怀疑的立场，而不是无原则的吹捧和歌功颂德。如同萨义德所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且“连接上更宽广的实践”，“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也是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的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4月初版，第4页。“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译本《译者序》（单德兴），同①，第1、2页。吴浊流对已背离了三民主义信仰的国民党当局的批判和谴责，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坚持，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政治人格，而且也是一种对人类自由与正义的守护，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
阿尔文·古尔德纳指出，知识分子和知识匠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共同运用一种谨慎的和批评挑剔的说话方式。他们身处于一种批判式的言论文化中，这种文化又成为专业人士所说的各种技术语言的基础。批判式言论文化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匠共有的意识形态。然而，知识分子的这种“共有的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如果不是已消亡，至少也是极大地弱化了。殷海光曾经沉郁慨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失落。他指出，从清末到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了罕有的热诚和锐气。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舞台上，曾扮演了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很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成了“脱序”（伦理道德秩序崩溃）的人：“脱序的心理状态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连根拔起造成的。脱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标准，他只受一些不相关属的驱力所驱使。他不复有联续感，义务感，及对群体的责任感。”“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了。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dislocation）。……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重负并不能因此种犬儒主义的生活而获得轻松的解脱。因为“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一的气氛中的。”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初版，第551、553、554页。在强权面前，许多知识分子采取了曲意逢迎或明哲保身的逃避态度，而吴浊流却于戒严体制下的台湾挺身而出，批判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这是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诚和锐气的重新接续，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重新继承。这种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无畏追求，对表里如一的人生的勇敢实践，使吴浊流成为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另类，也使他堪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知识分子往往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所有言论都出于理性的思考，或都是真理的洞察。谬误与偏见，隐蔽于意识形态背后的自我利益和目的的表达，也可在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发现。吴浊流确实以自己的高尚人格与对威权体制的批判，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光辉的形象，然而这并不能成为要求我们不对他的批判性言论进行反思的理由。
在上一节关于《黎明前的台湾》的论述中，我们曾指出，由于海峡两岸长期的睽隔状态所造成的视野局限，吴浊流不甚了解当时大陆同胞正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也没能认清罩着“祖国”光环的国民党政权代表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已经动摇。在《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中，作者这种视野与认识的局限依然存在。作者没能认识到，随着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和蔓延，二·二八前夕的国民党腐败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成为一个实质上已被中国人民抛弃的政权。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国民党当局与台湾人民的对立，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决不是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对立。事实上，在二·二八事件中遭镇压的不仅有“本省人”，也有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外省人”。而且这场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民主运动，当时也得到了大陆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但在《无花果》，尤其是在《台湾连翘》中，却存在着某种简单和错误的认识。书中认为二·二八事件是“本省人遭陈仪巨锤一击”；而从重庆归来的“半山”们，“竟也和外省人沆瀣一气，出卖了本省人”；“这次事件成了个界限，前此同心对抗外省的本省人之间的团结开始瓦解而趋分裂”，等等。社会阶级是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社会现实。以省籍来划分人群，模糊或忽视了阶级和阶级利益的界限，因而是不可能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同一省籍的人之间的利益也是分化的，因为同一省籍的人不可能都处于一个社会阶层。在台湾本省人中，就有日据时代的御用绅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半山”们即官僚资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与一般台湾平民大众的利益是不可能一致的。而所谓“半山”们之所以“和外省人沆瀣一气”，正是阶级利益的一致使然。“半山”们在政治上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员；靠着接收而大发光复财，在经济上又很快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成为台湾普通民众的压迫阶级。同样，在光复后赴台的外省人中，有国民党政府官员，但也有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这些外省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是相同的。尽管由于国民党当局最初不敢大胆起用台湾本土人才，造成了表面上的省籍族群矛盾，但究其实质乃是一个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国民党腐败政权不仅在台湾压迫“本省人”，而且在大陆也压迫“外省人”。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是虚幻的，毫无意义的。
中国大陆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反应，也足以证明这一事件不是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之争。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上海的《文汇报》《大公报》《文萃丛刊》、香港的《华商报》（中共领导创办）和《光明报》（中国民盟中央机关刊物）等报刊纷纷发表报道和社论，揭露、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和血腥镇压，声援台湾同胞的反抗行动。1947年3月4日，《华商报》社论《台湾人民的抗争》一文指出，“在独裁内战的政权继续统治之下，我们自不能希望台湾一隅的政治能够改弦更张。因此，六百万的台胞，要获得真正的解放，过平等自由康乐的生活，就必须与内地的争民主和平的运动联系起来，力谋自救。”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260页。3月6日《文汇报》社论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环，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台湾固是不能避免的；但如果是一个比较贤明的地方当局，则危机或许可以和缓一些，现在台湾的统治当局，反变本加厉，要想彻底地贯彻专制统治的政策，要想以屠杀来镇压民众的不满情绪，其结果究竟是如何呢？这次‘二二八’大惨案的教训，应该是他们觉悟的契机吧！”同①，第263页。该报3月16日的社论再次抨击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高压统治，并对台湾同胞表达深深的同情：“台湾同胞正如一个被人虐待了五十年的弃儿，现在含着盈眶的眼泪投向了祖国的拥抱，然而所得的不是抚慰，不是温存，不是爱育，而是打骂、冷待、摧残。其失望、愤恨，实在意中。”同①，第276页。3月6日的《大公报》社论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265页。3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过广播电台发表文告，声援台湾人民的抗争。文告指出，“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