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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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权的误解。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绝望吊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终于覆灭。同年4月30日，李自成退出北京。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入关的满清政权确立了对中国的统治，继承了明朝的中国代表权。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并不能据此而否认它在法理上代表中国。历史上的中国皇朝，并非都是汉族人建立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它们是中国政权。也许，一些前朝遗民不承认它们，但这并不能影响既定事实。清朝之对于台湾亦是如此。
而且，类似“台湾是台湾人所开拓的，并没有借用清朝的力量”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即采取种种措施发展台湾经济。据台湾学者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一书记载：清朝派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施琅统一台湾后，“首任知府蒋毓英（锦州人）与各县知县乃大力招集流亡开垦。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台三县招集流亡三千五百余人（时全台汉人约共三万余人）。二十九年（1690年）抵任的诸罗县知县张尹亦继续招民垦辟，多方抚绥，流民归者如市。”“清初统一台湾后，将明郑时期的官佃田园及文武官田一律改为民田，其赋额如依原先部臣苏拜等所议数目，则与明郑所报之额相近，但施琅认为明郑当日自称一国，自为一国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饷赋，未免加重，今其人民既归天朝，均属赤子，故乞康熙以格外之泽，减以应需之赋。康熙可其奏，乃减旧有额赋十分之四，故清初台地赋税仅为明郑官方直接向农民征税官田税率的一半。”“清廷一面大幅降低明郑田赋，一面积极招垦，大批对岸闽粤人民前往台湾开垦，从而加速台湾的农业开发。十年间，不但恢复许多原已荒芜的田园，并新增田园百分之四十三点四。”“台湾的历史，除进入由闽广汉移民为主的农业开发时代，其对外贸易也从国际时代转入祖国沿海贸易圈的时代。”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36、37、40页。大陆学者陈孔立编著的《简明台湾史》亦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台湾的汉人人口约为七万人，从1685年至1811年，台湾人口大约增加一百八十万，这是由于大量移民的缘故。人口增加为台湾社会提供了大批劳动者，也为台湾的开发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力。”“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九年（1685—1710年），报垦升科的田园面积共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余甲，而从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11—1735年）增垦升科田园达两万两千七百五十五甲。后二十多年约为前二十多年的一倍。当时普遍存在业户将成熟田园以多报少的情况，有许多隐田，如果隐田占实垦数的二分之一，那么康雍间增垦田园就达到六万八千八百多甲，也就是说，雍正时期台湾的耕地面积等于郑氏时期的二倍多。”清代在台湾兴建了不少重要水利设施；樟脑业则在雍正、乾隆年间兴起；鹿港、艋牛吞ㄍ甯浅晌匾头比俚纳桃抵行摹３驴琢⒈嘀骸都蛎魈ㄍ迨贰罚胖尥际槌霭嫔�1998年1月初版，第65—72页。我们在前文曾指出，《无花果》不是历史，作者也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作品涉及到台湾历史时，难免出现偏颇和错讹。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也许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无花果》中的主人公不完全等于作者，稍后我们将论及）。但如果研究者对作品所涉及的历史问题毫无明察，则是无法让人谅解的，而其结论之悖谬也就是必然的了。
彭瑞金接下来将“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解为“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意识中的汉人魂，不过是意识的存在，它既不是清人之国，亦不是清人统治下的土地”。这又是割裂上下文对作品进行武断的解释。《无花果》的主人公不承认满清政权，却不等于不认同“清人统治下的土地”。主人公的故乡——广东省镇平县兴福乡就在那片土地，从人类对故乡的天然情感来说，主人公不可能不认同那片土地。土地上的政权会改朝换代，而土地却是无辜和永恒的。这个道理并不深奥。《无花果》主人公的完整表述实际上不仅表达了对故土的情感认同，而且这一情感还升华为民族认同与祖国认同。彭氏或许是过于着急达到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因而竟没有注意到所引的“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这一段叙述里就存在着否定其结论的明显词句：
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决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人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人觉悟到，用武力无法与日本对抗，才改变形式，利用文化运动，提高民族意识。这时，清朝已亡，民国兴起，台湾人对祖国的思慕又深了一层。《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7、8页。
彭氏还无视《无花果》的作者在写下上述这些话语之后，在作品后面章节里关于祖国的诸多表述，如“我”在上海的见闻：
只不过三四天的见闻就使我深感做一个中国人的悲惨。洪水般的野鸡，乞丐的奔流，都是为求生存的人们的可怜影子。相反地，外国人都是暴君，横蛮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脸。
祖国啊！多么可悲可怜，我在心中紧洒愤恨的泪水。
“我”对中国与美英结成二战同盟的欣慰：
中国终于加盟美英阵容，再不是孤立的了。就算输了，也有伙伴。抗战必会转向有利局面，我为之热血沸腾，筋肉跃动。
关于台湾光复等待祖国接收的情景：
岛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儿迎接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这时候的岛民的心理，是一种对日本人的示威，意思是说：瞧吧，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
…………
现在，完全解脱而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不是殖民而是真正的祖国的人民了。于是六百万岛民都能自觉，把心团结一致起来，建设三民主义的理想国家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原来，所谓的国家爱这个观念，往往成为亡国人民之后，才会炽烈起来，也就是由于失去祖国而更加令人憧憬向往。
关于在光复后台湾人的理想：
人们的心里惟一的希望就是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比日本更理想的国家，这种热情，实在可以说是太伟大了。
我私自下个愿望：从今以后，一定要建设成比日据时代还要美好的台湾，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理想，也是全台湾民众，六百万岛民的热望。《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96、112、136、137、138、149页。
如果台湾人的汉人意识即民族意识“已不实际存有”，不再认同那片“清人统治下的土地”，那么，写下以上这些话语的吴浊流岂非一个神经错乱的狂人，又何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台湾主义者”？而且，即使“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是意识中的汉人魂，不过是意识的存在”，这种“意识”也并非无关紧要。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吴浊流作品中所表现的台湾人的“汉人意识”、“汉人魂”，是台湾人民对祖国的一种共同想象，而这种想象正是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的共同想象的基础和起点。
至于《台湾连翘》到底如何表现了所谓的“台湾意识”，《吴浊流与〈台湾连翘〉》和《为吴浊流〈台湾连翘〉出版而写》两文的作者不是语焉不详地以“使用曲笔的手法、隐晦的技巧”一笔带过，就是干脆命令读者“好好虚心捧读这本书”，或指责别人“疏懒得不愿翻阅他的全部作品，来肯定吴老的台湾意识”，“善于借用吴老的文字，来为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辩护，就偏偏不肯站在吴老的时代来理解吴老的心情”。
“《台湾连翘》较之《无花果》还要鲜明显著”地表现了吴浊流的“台湾意识”吗？由于其实是陈芳明自己“疏懒得不愿”提供具体证据和进行学术论证，来证明“吴老的台湾意识”或“吴老的心情”，我们无法就此展开辩难，因而只能引证《台湾连翘》的有关文字得出自己相反的结论。一段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台日军有人阴谋策动御用绅士搞“台独”，作者吴浊流的同名主人公“我”听说后十分气愤：
来到编译部，一位老同事偷偷地告诉我：日军参谋正在策动台湾人御用绅士许、辜、林等三人，计划台湾独立。安藤总督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并用广播告诫他们不可轻举妄动，静候善后的指令。我虽然极为愤慨，但是日本的残存权力依然存在，非隐忍不可，便把怒气压抑下去。
另几段是， 二·二八事件之后，“我”的内心想法：
光复之初是同胞一体，以心互许的，如今演变成这个样子，相信每个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对政治再也不闻、不视、不语的态度，再也不去关心了。
我自己倒还不致如此悲观，为了挽救这种颓废，写了一本随笔《黎明前的台湾》印行，呼吁本省人不要光走“政”、“军”二路，应该为工业建国而努力。
在社会处，我也开始写没有出版希望的小说《波茨坦科长》。物价刻刻飞涨，出版物根本就追不上通货膨胀的快速步代。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屈不挠，用言论来批评，冀求三民主义的实现。
还有几段是，大同公司的社长前来聘请“我”到大同工业职业学校任教，“我”欣然应聘，并为学校写了校歌：
我曾认为建设中国必需培养技术人材，写下了《黎明前的台湾》一书，向青年阶层呼吁，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在我来说，真是梦寐以求的职业。
我还应校方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苦心惨淡写了校歌如下：
（一）
现代文明汗与铁大同健儿有气节满腔热血气豪雄开发资源树大功四百余州秀山河天然宝藏盖世多工业至上集中力量志已决心如铁青年志气不可缺为民建设为国建设
（二）
现代文明汗与铁大同健儿有气节黄帝子孙智谋多追究真理共切磋二千年前筑长城隋造运河令人惊技术至上发挥力量志已决心如铁青年志气不可缺尽心建设尽力建设《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50、223、227、229、230页。
写下以上文字的吴浊流，如果真是具有“台湾意识”的话，那也是“中国的台湾意识”。
认为吴浊流的民族认同是一个伪命题，换言之，认为在吴浊流的身上并未发生“中国意识”向“台湾意识”的转换，并非否定文化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实际上存在的变化的可能性。埃里克森认为，在一个人不同的生命周期中，身份认同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为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自婴儿期起不断发生的心理事件。由于心理的不成熟，导致了个体自婴儿期至青年期阶段的认同的多变特征。但到了青年时期，个体面临着关键的转折点和决定性的时刻，即对于自己性别上的、种族上的、职业上的和类型上的选择，被迫作出断然决定。只有作出了这样的断然决定和选择，确立了坚定的认同之后，个体才能结束他的青年期，真正走向成熟。埃里克森还指出，认同是心理事件，又不仅仅是心理事件。个体所处的阶级、民族、文化等社会身份序列和意识形态语境都对其认同的塑形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青年期的认同更多地“有赖于年轻个人从那些与他有密切关系的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这些社会集体是：他的阶级、他的民族、他的文化”。而在这些“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下形成的“坚实的内在同一性”即认同，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转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第75—78页。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表明，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认同既是变化的，又是可能相当稳定的——尤其是对于成年人而言。因此，要证明吴浊流的民族认同是否发生了改变，不是进行理论的想象，而是须从实际来考察。
我们已经表明，吴浊流的民族认同并不是一个需要刻意证明的命题。因为吴浊流的一生已经明明白白地给出了答案。因此，我们要做的，只是将吴浊流的生平和作品简单地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其实本书的各章已经如此做了。这里只是再作几点提示：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吴浊流的民族认同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在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解决。吴浊流成为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经历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吴浊流出生时，台湾已经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人已被迫成为日本国籍。虽然从祖父那里他受到了一些民族意识启蒙，但也接受了安于眼前现实、“不可轻举妄动”的训诫。《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少年时认为读四书五经、钻研汉学是一种“灭亡的命运”，而香皂、公学校、日语等等与日本沾边的事物才是“文明”、“新奇”和“新时代”的标志。这未尝不是吴浊流青少年时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已经成为“国家”，日语已经成为“国语”的现实中，作为一个台湾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求得个人的事业和人生的发展，已几无选择的余地。台湾学者王幼华在分析日治时期台湾诗社的许多诗人都写过“应时诗”即“皇民诗”这一现象时说：“做为日本国民的一员，中日战争爆发，台湾民众响应国策，‘一气打灭西方英美帝国主义’，协助日本打败蒋介石领导的腐败的中国，拥护满洲国及汪精卫政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当时最正确的政治思想。诗人中此类作品不少，很忠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策风潮。”对吴浊流应栗社征诗所写的《祝皇军南京入城》，王幼华如此批评：“（吴浊流）做为一位亟想摆脱贫困，想出人头地的乡下知识分子，他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彼时他是日本的臣民，时局极为紧迫，他的表态所显示的是一种忠忱，一种对国家的支持吧。”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台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99、155页。此番评语堪为求实之论。正如吴浊流自己在论及《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形象时所说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胡太明不能清理中产阶级个性的矛盾，一生都在苦恼中苦闷不已。这大概可以代表日人统治下台湾知识阶级的八成。”事实上，后来成为坚决的反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士中，先前写过“皇民诗”的，并不仅吴浊流一人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