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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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从幻想中抬头四顾，台湾农村的贫困景况使他不敢再想入非非。一个星期天，他去拜访一个两天没来上课了的学生的家。学生原来患了疟疾躺倒床上。告辞的时候，学生的父母极力挽留他吃午饭。饭端上来了，吴浊流看到盛得满满的碗里米粒历历可数，几乎全是番薯签。番薯签又黑又硬，难以下咽，勉强吞下，仍有在喉的感觉。又一个雨天，他上门去劝一个缺课的学生来上学，下坡的地段还好，上坡时鞋子滑得无法上去，只好脱鞋，用四肢往上爬。又如同事谢君的家，就在山腰上，每天喝水要到山谷底下去挑上来。严酷的现实使他再一次认识到，台湾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
在四湖的第二个学期，吴浊流被选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训导讲习会，结业后，便可从丙种训导升为乙种训导。讲习地点是他的母校台北师范学校。讲师大半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也有两三个生面孔。其中新来的日本教师本山是东京帝大毕业，言行颇使吴浊流感兴趣。本山说话率直大胆，他在课堂上说：在台湾，一个乡村文化人是不容易过日子的。我是为了恩俸而来的，并不是来播植日本文化的。在这里忍耐七年便可领到恩俸，台湾对日本人来说的确是值得感谢的地方。本山的这些话使吴浊流很惊异，他想，像本山这样毕业于东京帝大的人，也把现实当第一理想，自己这样“半桶水”的人，却时常远离现实来想东想西，实在是错误。他继而下定决心：
被安置在叫殖民地的命运之星下，还想和日本人对抗的想法，无论怎样想，都只是会招来不幸吧。倒不如乖乖地干十五年教员，便可得到恩俸。领到恩俸，经济上没有忧虑之后，再来想别的事似乎也不迟。当然，政治运动是大为必要的，同样的，教育也是马虎不得的。考虑的结果，我终于决定做一个教育家。有了决心之后，怎样偏僻的地方，也都无所谓了。用教育来提高台湾人的教育水准吧！总有一天，受教者中会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吧。做一个幕后的无名英雄，献出自己的力量，也是必要的。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69、70页。
第六节 包办的婚姻
在到台北参加训导讲习会之前，一天，吴浊流忽然接到一封女性字迹的来信，他霎时激动得心跳起来。拆开一看，原来是两年前给他写过情书的那位女学生。此时她已毕业当了教师。她在信里问候他并介绍了她的近况。吴浊流立即写了回信寄出。从此两人又有了书信来往。两人的书信并不是像如今的情书，所写的都是“至为正经的”的内容。即便如此，她的信也给孤寂的吴浊流带来很大的安慰。有时候，他等她的回信，几乎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
然而，吴浊流并无跟这位女教师结婚的念头。他当时还存有或许有朝一日回乡务农的念头。他认为，如果是做官，便应娶适合身份的妻子；如果是农夫，则娶乡下姑娘为好。而像自己这样的性格，要长久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是不容易的，自己早晚要离开教育界。退职之后，自己是要回家乡务农的，而娶女教师这样脆弱的女人是不行的。自己的家是有二十七八口人的大家庭，吃的蔬菜要靠女人种，一日三餐轮流做。除了煮饭，还要喂猪，有时还得下田挖甘薯。不是相当健康强壮的女人，是承担不了这种重负的。由于抱着这种消极想法，吴浊流在台北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训导讲习会期间，没有把地址告诉女教师，因此两人的书信来往再次中断。
利用训导讲习会的休假，吴浊流回家探亲。父亲一见到他就说已给他找好了对象，而且很理想。他要吴浊流跟他一起到邻村去看那个姑娘。吴浊流虽觉突然，但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跟着父亲到了姑娘所在的村子。在媒人的安排下，姑娘在吴浊流面前十公尺的地方缓缓走过，有些不知所措的吴浊流仅瞥了姑娘一眼而已。姑娘长得如何，他并没看清楚，因此也说不出有何想法。
看过姑娘后，父亲不再征求吴浊流的意见，自己与媒人和姑娘家人进行交涉。寒假，吴浊流又回家时，父亲要他立刻正式相亲，并且说已把相亲的日子定下来了。吴浊流纵有不愿，事情到了这一步，父亲的主张、对方的面子非得考虑不可；加上那个姑娘的人缘很好，亲戚朋友都怂恿他答应这门亲事，尤其是吴浊流的堂姊就住在姑娘家附近，堂姊的女儿就与她是同学，堂姊对那个姑娘也是大为赞赏。吴浊流无奈了，只好听从父母和大家的意见，决定先相亲再说。
当时，在吴浊流故乡这个地方，正式的相亲差不多就是订婚。相过亲之后，除非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否则没有理由不成亲。吴浊流明知有这种习俗，却还去相亲，是因为他“似乎有所主张，其实又像没有主张”。而以前曾有过的娶一个强壮的女人做妻子的念头，到了真正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他又不加考虑了。也许这与他在训导讲习会期间刚下定决心一生献身教育事业有关。
相亲那天，吴浊流和父亲、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行六人一起到姑娘家去。姑娘在媒人的陪伴下，依长幼尊卑顺序敬茶敬烟，照惯例做了三次。姑娘最后到吴浊流跟前给他敬茶烟时，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张大双眼凝视他。吴浊流此刻才看清了姑娘的长相。他看到的是一双非常纯净、明亮的眼睛，卵型的面孔，白皙的肤色，中等的身材。
姑娘敬完茶烟后，吴浊流的父亲招呼大家到另一个房间商议。父亲大表赞成，母亲也没有意见，两个哥哥和姐姐也都说姑娘长得非常漂亮，适合做“先生娘”（教师夫人），吴浊流自己则没有分明的主张，只有听凭大家的意思。在回家的路上，吴浊流想起了曾通信的女教师，觉得今天这个姑娘比她要漂亮些。他还记起了嫂嫂给他介绍过的一个姑娘，当时那个姑娘和嫂嫂一边走着一边说笑，他觉得那个姑娘的嘴巴特别大，因而不喜欢。他想，看来自己的婚事就这样定了。
吴浊流从训导讲习会回校的第二年，又被从四湖公学校调到五湖分教场。这一次调动也是让他莫名其妙。过后他才知道，原来是貌似温和的日人校长对他心存芥蒂。吴浊流已经逐渐适应了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受到摆布的命运，因此不再有太大的怒火。而且，五湖分教场比四湖的本校更闲散，所有的同事包括主任都是台湾人，互相之间不必有所顾忌，所以日子过得比较逍遥自在。只是寂寞依旧，下了课教师们就回家，主任去钓鱼，连一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第一学期一结束，吴浊流就回家乡度暑假。
回到家的第二天，他偶然在街上又碰到曾跟他通信的那位女教师。由于是在街上，她没说一句话，只是交给他一件好像早就准备好的东西，然后迅速地离开。吴浊流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件丝织品。信上说恭喜您快要结婚了，丝织品是专门为了恭贺而亲手织的。这是一只怀表袋和印章袋。散发着光泽的丝织品上还绣着漂亮的英文字母。
吴浊流很想在婚前和女教师再见一面，好好地谈一下，然而又顾忌重重，连约她见面的信都不敢写，更没有勇气跑上门去找她。
不只对女教师是如此，对自己的未婚妻，吴浊流也是拘泥于旧习惯，没有胆量去见她。其实在当时，受过现代知识薰陶的人，打破旧传统，婚前就找未婚妻约会的并非没有。但他总怕别人说三道四，始终走不出这一步。
在这个暑假期间，吴浊流的同学钟壬寿从南部来看他。当天天气很热，他到新埔镇上去接，并领着客人看了看本地的名胜古迹，在参观学校时，两人还打了一场网球。第二天，吴浊流即发烧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四十天，吃了很多药，高烧仍然不退，有几天还相当危险。一次他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到大哥二哥在悄悄交谈：“不知能不能挨过今晚？”
吴浊流听了这话，以为自己要死了，但也不觉得悲哀。脑子里掠过未婚妻和通过信的女教师的影子，但也是一瞬间而已。只是觉得胸口很闷，呼吸困难。
所幸高烧最终还是退了。吴浊流能下病床时，暑假已经过去。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学校。
父母担心大病初愈的吴浊流远离家乡和亲人，自己不会照顾自己，于是不等他完全恢复健康，选中9月20日这一吉日，为吴浊流完婚。时值1924年，吴浊流二十四岁，妻林先妹十九岁。
完了婚，吴浊流携妻回到学校。妻子林先妹只读过四年小学。虽是农家女，却不怎么做田事，只在家里做女红，皮肤很白，手指纤巧。这样弱如细柳的妻，莫说农田粗活，就是做大家庭的饭都难以胜任。婚后的吴浊流继续服务教育界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娶了这样的妻子，改行经商或务农这种退路算是断绝了。
“思来想去，我对人生最重要的婚姻，也忘了原有的主张，一切听凭命运。这也是我的软弱的性格的弱点之一吧！”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63页。不过，吴浊流对与林先妹结婚，也有积极的感受：“陌生人与陌生人结婚，也有一点趣味可言，大家都不熟识，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凡事互相商量，不敢生气，不敢粗鲁，真正‘相敬如宾’。”吴浊流：《一束回想》，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1页。
第七节 辞职抗议
婚后没多久，吴浊流即碰到一件令他很愤怒的事情。
寒假来临，他带妻子回乡，路过新竹市时，两人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照了结婚纪念照。当时，乡下没有照相馆，所以结婚时他们没办法照相。
过完寒假，他和妻子返回学校，途中顺便去取照片。吴浊流在柜台前将照片仔细看了一遍，看到照片上有皱纹似的痕迹，不禁自言自语：“并不怎么好。”
付了钱，走出照相馆，他听到里面老板问其女儿说：“那清国奴，刚才说了什么？”
一股热血直往吴浊流的头上涌。他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想转身回照相馆。妻子被他的表情吓坏了，拉着他的袖子，柔声说：“车子要开了，不快去会赶不上的。”
吴浊流忍下了这口气。但上火车后，还是愈想愈气。他一次又一次地自责：为何不勇敢地回去理论。不理解丈夫心情的妻子把照片拿出来欣赏，说：“我的脸照得还好呢！”说完把照片递给吴浊流看。正在气头上的吴浊流把照片拿过来一把撕掉了。妻子吓坏了，把剩下的两张照片紧抱在胸口，然后偎在他的身上哭泣起来。
吴浊流觉得对不起妻子。他想，不懂“清国奴”意思的妻，是不会感到侮辱的吧。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无知日子反而好过的又一个例子。民主、民族自决、“六三法”问题，再次在他心中起伏。想专心于教育的决心又动摇了。随即他又想到台湾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北埔事件、苗栗事件、西来庵事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抵抗只有破灭。而且现在自己不是一个人了，没有生活能力、只知依赖丈夫的妻，自己是不能丢下她去冒险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境略为平静了一些。
正当吴浊流的生活稳定下来时，一天他忽然又发起烧来，而且咳嗽不停，胸口剧痛。医生诊断说是急性肺炎。当时没有肺炎的特效药，患此病者十之八九会死。西医给他在胸口疼痛处涂上消炎镇痛的涂剂，然而一点不起作用。眼看死神就要光顾，分教场的主任急忙写信告知他父亲。父亲立刻赶来，给他服下“白虎汤”和“大八宝散”。这两种药奏效了，一夜之间退了烧，疼痛也消失了。父亲告诉他，“白虎汤”是烈药，如果无效，那就完蛋了。
吴浊流在烧退后，坐轿回到故乡静养。一个月过去，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不能请假太久，他又携妻子返回学校。
学校在4月间又增加了一班，变成有六个班级的分教场。代用教员辞去一个，来了两位训导，其中一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邱兰妹。邱兰妹年轻漂亮，常到吴浊流借住的保甲事务所值班室的宿舍来聊天，因此与吴浊流的妻子很要好。有时太晚了就住在吴浊流家。由于房子太小，只有一张床，三个人就像兄妹一样睡在同一帐子里。闲暇时，吴浊流就带着两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到野外去摘龙眼或番石榴。村中的青年有时碰到他们，都为两个女人的美貌而惊呆。这一段时期是吴浊流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然而，这样美好的日子并未能维持多久。第二年（1926年）10月，吴浊流被调回四湖本校。这是由于他曾在新竹州主办的教育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会话教授的研究》的演讲，引起刚到任不久的校长颖川的注意。恰在这时，四湖本校的本岛教师之间闹纠纷，颖川寄希望于他；而且四湖的父老也积极运动他回本校任教。
吴浊流于是从五湖分教场回到四湖本校担任教员主席。经他调解，本岛教师之间的积怨得以消解。在早稻田读过两年书的颖川学养较为深厚，与吴浊流很谈得来。两人也有私人来往，颖川有好多事都和他商量。然而，毕竟颖川是日本人，吴浊流与他的关系也有一些复杂的因素。
一次，颖川的独子忽然发烧，颖川来找吴浊流商量对策。吴浊流想来想去，认为在乡下既然没有西医，就只有采取中医的办法。他建议让小孩试服犀角，颖川采纳了。小孩的烧当天即退了。但次日温度又升上来了。颖川太太问吴浊流是不是因服了犀角才再发烧。吴浊流瞠目结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想，原以为与他们一家感情很融洽，谁料番仔到底是番仔，跟我们还是不同的。如果是本岛人，决不会有怀疑服了犀角会发烧的傻瓜。这正是民族与民族间的距离。尽管彼此有一二年的交情，但在这种殖民体制下，毕竟无法完全沟通和了解。他突然又想到万一颖川的孩子病情恶化，可就糟糕了，于是动员他们赶紧送小孩去住院。颖川的小孩住进了苗栗的医院后，化解了劝服犀角的责任，吴浊流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对与日本人的关系抱天真的想法了。
不过，颖川调走后，吴浊流又见识了一位不同类型的日人校长。新校长思田束年是国语学校甲科出身，由狮潭调过来。狮潭是新竹州交通最不便、邻近台湾少数民族的地方。因此，这位思田束年也是一个被左迁的人。思田性格很怪，一张长脸上满是络腮胡子，因而得了“天智天皇”的绰号。思田对当局的决定总是唱反调。如当局强调的农业教育，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重视，学则上不予记载。对当局号召的社会教育（即所谓国语讲习会），他认为这是庄役场（乡公所）的事，不应以学校为中心。他也不理会村中父老办补习教育的要求。因此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