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Ｋ鸪跽业揭环菰滦饺嗽拇媒淘钡墓ぷ鳎獾阈剿薹ㄑ母龊⒆印Ｃ娑允捞琢梗娑陨畹募枘眩牍陨薄Ｎ怂母龊⒆拥奈蠢矗钪栈故羌缙鹆松畹闹馗骸Ｋ栌醚５姆烊一诳沼嗍奔浒锶朔觳挂路雇钡Ｈ瘟肆饺鋈思业募彝ソ淌ΑＨ甑某钥喾芏访挥邪追眩母龊⒆又腥龃笱П弦担挥欣隙谀辰从统Чぷ魇保捎诎静蛔⊙峡岬南质担姹鹆巳耸馈！�
吴浊流过后想，袖川是生于台湾，吃台湾米长大的。如果当时她能按自己的意愿而和台湾人结婚的话，说不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民族歧视的现实使她束手无策，结果成为殖民统治的牺牲品。殖民当局所谓一视同仁、内（日）台融合、内台结婚，口号倒蛮像回事，其实当权者无时不怀着民族偏见，殖民统治者从来都是认为大和民族的血比汉民族的更优秀，因而暗地里是阻止内台融合的。
1937年，吴浊流调迁关西公学校。关西公学校是新竹郡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校本部二十五个班，分校六个班级，农业补习学校两个班级。而吴浊流在关西公学校任主席训导（教务主任），这是一种荣升。他认为或许是自己在教育界已服务有年，再过半年就可领到“恩俸”，因此在个人言行上已成为一个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者，致使当局稍微修正了对他的看法吧。
吴浊流在这个时期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妻子自生下长子后，又生下一男二女。不幸的是，次子未满月即夭折，长女生下仅两个月即又匆匆离开人间。调到关西任教的第一年，他的父亲又逝世了，终年六十九岁。生命无常，亲人的死亡，给吴浊流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哀痛。
关西公学校的日籍教员和台湾教员人数相当。吴浊流刚到任时，对学校的日台差别之分明大吃一惊。校长室里，教职员名牌的排列顺序是日籍教员都排在上段。学校的好宿舍都是日本人住着，台湾教员大都住在庙宇或租用的民房里，条件十分简陋。吴浊流的宿舍是街道上一家旧戏院改造的，比日籍教员中住得最次的女教员还差得很远。学校的日籍教员抱成一团，对台湾教员采取轻视的态度。日籍校长虽口口声声“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其实却是凡事都袒护日本教员，对台湾教员实行差别待遇。每有日籍教员到任，便在校长宿舍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欢迎会。而且日籍教员比台湾教员多领六成的薪水。那时正是“七·七事变”前夕，中日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台湾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日籍教员更加飞扬跋扈，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教职员的晨会或夕会上。如果学生犯规做了坏事，台湾教员就会受到日籍教员的攻击责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近卫内阁于8月决定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台湾殖民当局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推出了“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就是要把台湾人民改造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在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台湾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作出更大牺牲。因此，去除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便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皇民化的具体措施，首先是强制普及日语。禁止使用汉语和地方方言，废止报刊汉文版，中止台语广播。在各地设置了众多日语讲习所，并且奖励“国语家庭”。其次，是生活方式日本化。在全岛推行神社崇拜，信仰天照大神，奉祀神宫大麻，烧毁民间供奉的神像、神主牌位；改换日式姓名；禁穿中国式服装，禁过传统的节日如中元节、春节等；家庭中还要设置日式风吕（澡盆）、榻榻米、木履等。再次是强制进行皇民思想教育。在学校，强迫进行日本国民训练，丑化中国，除灭学生的故国观念，要求学生忠于天皇，树立为天皇而死的信念。在社会上，则进行兵役预备训练和国民精神训练。在文学艺术领域，禁演台湾戏剧（如布袋戏、歌仔戏），推行“皇民文学”与“皇民剧”。殖民当局还成立“皇民奉公会”等组织，在全岛展开所谓金报国、储蓄报国运动，发行公债，分派军事费等等，千方百计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
七七事变是在吴浊流到关西公学校任教三个月后爆发的。事变发生后，随着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学校的台湾教员被要求过日本的生活方式。新竹郡当局还下令全郡台湾教员及家属穿上和服，往新竹神社参拜并祈祷“武运长久”。吴浊流的宿舍也放置了日本当局配给的神龛，奉祀大麻。然而他和家人谁也没有礼拜过。有无礼拜别人不会知道，不过插在神龛前的“”（杨桐）却有些麻烦。如果不更换，枯了别人会看得出来。吴浊流最初感到伤脑筋，后来想出一个敷衍的对策，决定不更换。他吩咐妻子，万一皇民奉公会的人来的话，就告诉他们正准备更换。不仅在学校，连家庭生活也被卷入皇民化运动，吴浊流内心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怒：“七七事变后，实施所谓国民总动员，因此步入纯粹战争的时局里，（日本）全国上下揭起‘暴支应惩’的标语，但事实上是日本人侵略台湾人的祖国，表面上高举正义的旗帜，欺骗台湾人，展开皇民化运动，把‘内台一致’、‘灭私奉公’、‘献身报国’向异民族的我们强制执行。在各部落里，把家长及主妇召集起来，开了‘暴支应惩’的演讲会，讲师则动员警官、保甲役员、役场吏员、学校教师等人。我们台湾籍教员，尝到无法说出口的痛苦，遭受了内心被针刺一般的经验。在殖民地下的台湾人没有叫祖国的自由，完全像奴隶一样，而且又被置身于不能不向祖国的敌人忠诚的地位。面临此种难局，内心唯有想到如何逃避才能安然度过日子而已。”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93—94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日本国内一片狂热喧腾。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也大肆庆贺，台湾岛内一时“到处恭祝战胜，灯光闪闪，爆竹声喧”。见1937年旧历8月第94回栗社社告。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54页。栗社为了配合形势，于同年12月24日出题《祝皇军南京入城》，举行了一次“新祝击钵联吟”活动。由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迷惑，或许还因上述这种“逃避”灾祸、“安然度过日子”的想法，作为社员的吴浊流参加了此次活动，作诗一首。
中日战局越来越趋于激烈。殖民当局一方面把台湾人推向战场，一方面将公学校毕业生全部纳入青年团组织加以训练。在关西公学校，动员了四百余名毕业生回到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毕业生组成一个联队，联队辖三个中队，一个中队辖三个小队。中队长以上的干部皆由日籍教员担任。台湾教员则当小队长，听从日籍教员指挥。这种训练每周进行一天，上午以军事训练为主，配以训话，讲的都是“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这一套；下午则从事劳动。这种训练跟军队一样，天天殴打喝斥，教员室简直成了刑事审问室。而且这种情形不久便影响到了在校生的教育。野蛮杀伐的做法也应用到天真可爱的少儿们身上，学校教育体罚成风。
吴浊流看到孩子们遭殃，忧心如焚。他暗地里联合学校里的台湾教员，请大家思想扭转局面的办法。经过数次讨论，大家决定以纯教育的名义来与校方理论。每当校长及其他日籍教员虐待学生时，大家都团结一致加以反对。因此每天晨会中都要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学生遭毒打或被罚跪的情景仍经常可以看到。
在此期间学校还发生了一件冤枉学生的事情。学校有一对日本教员夫妇，两人不在家时被贼入室偷了东西。这对夫妇认为经常给他们打水的一个学生是嫌疑犯。平时发生类似的小事件都是由学校自己处理，只是由于嫌犯是台湾学生，这对教员夫妇和学校当局便将学生交给警方。然而无论警察如何严刑拷问，学生都不承认。学生被拘囚两个星期后，再度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才证明了学生是冤枉的。学生出狱后，将在警察局里遭审问和毒打的情形讲给吴浊流听。吴浊流听了很愤慨，但当时只是对学生同情地安慰了一番。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他对没有向校长和那对日籍教员夫妇提出抗议，深感悔恨。他想，自己作为主席训导，应该站在本岛人一边，发动家长会，对学校的不正当的处置提出抗议。然而，当时自己竟然一点没有想到要这么做。他自我剖析认为，自己确实是在性格上有奴性，在意识中承认日本人的行为，仿佛“去势”了的人一样，被捏造成了方便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了。
沉默总有爆发的时候。吴浊流终于与校长发生了冲突。一次，在青年团植树时，吴浊流所带的小队完成了任务。正想离开时，一平时蔑视台湾人的日籍代用教员用近乎命令式的口气让吴浊流的小队帮他的小队干活。吴浊流讽刺说：“这样的时候才是应该发挥日本精神的。”对方立即翻脸，瞪着眼向他逼近。吴浊流的队员迅速护上来，对方悻悻而退。第二天，校长把吴浊流叫去，狠狠地诘问他昨天是否侮辱了日本教员。吴浊流据实以告。校长面呈不悦，然而一时找不出话来。吴浊流长久以来郁积的怨愤和不平这时禁不住喷发了出来：“校长常说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可是事实好像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请看这教员名牌张挂的情形。这不是差别吗？日本人就挂在上段，这用得着吗？青年团训练，大队长和中队长都由日本人当，同样是师范毕业的，本岛人的前辈当小队长，后辈的日本人当中队长，这岂不是天大的矛盾吗？”校长对他吼叫：“你要攻击校长吗？”吴浊流冷静地说：“文官服务规定第二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部下得向上司陈述意见。’”圆滑的校长以一句“原来如此”暂时收场。
与校长这番冲突的后果是，下一学期，吴浊流即被左迁马武督分教场当主任。马武督是疟疾猖獗、一半辖地为原住民地界的山区。吴浊流任教已近二十年，一直是从乡下到乡下，左迁复左迁，好不容易调到交通较方便的关西，不料仅呆了两年半，便又被贬回偏僻的小山村。
不过，远离城镇的马武督在战时可说是最好的避风港。这里没有日本人，只是卫生条件不好，除了疟疾盛行，还多蚋。吴浊流去年刚生下的三女儿被蚋叮得化脓，老治不好，妻子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吴浊流身边只留下刚读小学一年级的长子。
马武督分教场有六个班，外加国语讲习所三个班，教员九个，都是台湾人。由于学校创设不久，条件很差。吴浊流说服家长和热心人士捐出一笔款，设置儿童文库，添购教具，还建了校门和运动场。校园里种上很多樱花、杜鹃花和枫树。他希望这里春天樱花和杜鹃烂漫，秋天枫叶鲜红。因为学校还没有毕业生，所以不必搞军事训练，他可以专心经营学校和教育儿童。这期间，为了支撑日本侵华战争，1940年4月台湾总督下令台湾全岛捐出一百万石米。当局层层发动，在马武督也召开了保甲会议布置落实。吴浊流被迫和保正跟着派出所的警察到各村和部落去督促捐米。因马武督一半辖区是原住民部落，所以当局分配的劝募量比别的地区相对要少，不必搜查即可完成任务。
吴浊流本以为自己能够远离战争在马武督长期呆下去。岂料，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才到马武督任教一年的他辞去教职。这一年秋天，郡运动会在新埔举行，郡内各校师生都参加。轮到女教员组一百米赛跑项目时，郡视学来催促女教员上场。视学一边嘻嘻哈哈笑着一边叫女教员出场，吴浊流觉得视学的态度不庄重严肃，便大声揶揄说：“边笑边叫不会出来的！”这句话引发众人哈哈大笑。视学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哪一个？”接着扑到观众席前，边问“是你吧？”边伸手打被问到的教员的头。被打的都是台湾教员，吴浊流也挨了打。这种公然的侮辱令吴浊流义愤填膺，“心的痛楚比头上的要激烈几千倍”。
吴浊流一方面为自己的出言不慎给台湾教师同仁们带来的这场无妄之灾感到歉疚，一方面后悔自己当时为何不反抗：“这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养成了对暴力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习性才这样的吧！然而我决不能这样就甘休的，我在心中疯狂叫着：回马武督！整晚我都没有能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好，只有听凭热泪迸涌而下，我既提不起劲儿和朋友商量，但觉天地都忽然变暗了，迷失了路途一般。如果被打伤，那就可以对簿公庭，争回一口气了。我越想越气愤不过，自尊心都整个地崩溃了。最后我觉得不解决，就活不下去了，我想到决斗，但那未免不智，或者由被害者共同起来抗争，可是各人立场未必尽同，不赞成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而且有的人辞了职马上就不能生活。我不能连累任何人。想来想去，最后明白了只有独自个儿出来与他抗争才是最有力的。”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86、87页。
吴浊流决心辞职抗议。他在辞呈上详述了被殴的情形，最后说明是为了维护教师的尊严而辞职。写完辞呈后挂号寄给了州知事。接着他去到新竹，当面向州知事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又找到当时惟一一家台湾人办的报纸《兴南新闻》的分社，要求他们刊登消息。再下来又求见本岛籍的州会协议员朱律师，请求帮助。次日，《兴南新闻》就此事刊出了三段大标题的新闻。第三日，州视学通过校长，约见吴浊流。州视学劝吴浊流撤销辞呈，并许诺吴浊流可以任意选一个学校调职。吴浊流坚持要郡视学道歉。州视学说如果让郡视学道歉，有损威信，请吴浊流以宽宏胸襟原谅他。吴浊流表示，除非郡视学道歉，否则自己无法保持教育者的尊严。为了维护教师的尊严，自己不惜以辞职作为牺牲。并且基于“打架双罚”的道理，郡视学也应辞职。
从州视学处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曾与吴浊流同事过的新竹第一公学校校长受州视学的委托，把他请到新竹设宴招待，并试图说服他收回辞呈。同时，马武督的父老得知消息，也来劝他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无愧于心，可以罢手了。过了一个星期，校长叫他去见面。他到了本校后，校长和他一起到郡役所，与郡守、庶务课长会谈。郡守说：“郡视学确实已向我道歉了，郡视学和你都是我的属下，我要向你转告郡视学已经向我郑重道歉。在座的庶务课长和校长都可以作证他确实对这件事，间接地道歉。”吴浊流没有屈服，仍坚持原来的主张。郡守最后说：“不管如何，你的辞呈不能越级提出，应经过校长才成。”
如此再三折腾，吴浊流终于明白，作为殖民统治者的日本人是不可能向台湾人道歉的。况且如今是战争时期，教育根本就不像教育，与狼狗训练差不了多少。再干下去，只有增加痛苦。因此他更想辞职了。他还琢磨，辞职了就可以领到一笔钱，靠过去的积蓄，自己在南部已买了一块地，不如去经营农场。但时局越发吃紧，找人做帮手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