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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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笔钱，靠过去的积蓄，自己在南部已买了一块地，不如去经营农场。但时局越发吃紧，找人做帮手并不容易，而做不了体力活的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办农场的。当局正征派台湾人到海外去，保不住自己也可能被征去，这样的话可就大大不妙了。干脆跑到大陆去吧！想到这里，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
打定主意后，吴浊流重新写了一份辞呈交上去。可是左等右等没有下文。他便找一位台湾医生商量，请他出具一张神经衰弱的诊断书。有了这张诊断书，吴浊流先请了一星期假，接着再请三星期假，学校照准不误。无奈，他又开出一张易地疗养的诊断书，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家悠哉游哉度日。当局见他铁了心，过了两个月终于准他辞职。从师范毕业迄今，教员生涯二十一年，除去中间一年休职，在职共二十年。
在吴浊流离职的同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了四女儿。而他的母亲则在这一年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吴浊流辞职后，给正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中任高级职务的同学钟壬寿写了一封信，请他寄一张聘书来。吴浊流与钟壬寿是台北师范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就很要好。一天，钟壬寿摔了一跤，手关节脱臼了，到台北医院接骨后过了四五天，手指还不会动。吴浊流家有祖传接骨方法，所以他把钟壬寿带回家治疗，不日即痊愈。从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堪称莫逆之交。
钟壬寿果然不负吴浊流所望寄来了聘书。拿聘书办理出境，两个星期手续即办妥。吴浊流欣喜若狂，内心充满了解放感，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大陆。
吴浊流的朋友们得知他要赴大陆的消息，也都为他高兴，纷纷向他表示祝福。栗社开了个盛大的诗会为他送行。席上吴浊流以《留别栗社同仁》为题赋诗三首：
深谢友情宴，江亭离绪赊。牵衣频赠语，句句为邦家。
栗里文明地，难忘旧侣情。身虽千里外，梦向故园生。
家园抛别去，为复旧山河。策乏匡时计，空余热血多。
这三首诗表现了作者对友人和故园的依依难舍之情，还表现了对祖国的向往。但以吴浊流当时的思想水平，他头脑中的祖国概念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而尚不可能上升为一种民族国家认同。他到大陆去，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而要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只能继续为“国家”（日本）效力。台湾《诗报》1941年2月18日第242号刊出“社友吴建田（浊流）先生渡陆壮行会”上栗社社员所吟的两首诗。其一为刘如昔所作：“高唱阳关酒壮帆（“帆”疑有误），夜光杯举颂征帆。愿君此去挥奇腕，捷足先登最上岩。”其二为张绍良所作：“一肩琴剑向江南，应照青青柳染衫。此日苗城开祖饯，相期兴亚署头衔。”在这次送别诗会上邹子襄任左词宗，吴浊流本人任右词宗。邹评刘诗为第一，张诗为第八；而吴氏则将张诗拔为第一名。吴氏对张诗除了诗味的欣赏外，恐怕还有对诗中思想的赞许。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24页。
吴浊流从家乡动身那天，很多亲友到车站送行。妻子带着孩子们和他一起到台北。到了分手之时，妻子泪流满面。孩子们也痴痴地望着他。想到自己走后，妻子要独自照顾几个孩子，而战时的台湾大部分物资都是配给的，因此妻儿度日将是十分艰难的。他感到有些歉疚。然而，更强大的信念在牵引着他：在殖民地的桎梏下，自由被剥夺，生活形同奴隶，毫无指望。自己不能因儿女私情而误事。他心里想：“不错，那无限大的大陆，有的是自由。我就要到那自由的天地去，岂能这样伤感，我是男子汉啊！”他最后安慰妻子说，到大陆有了着落后，就回来接她和孩子们去。
第八节 在大陆
1941年1月12日，吴浊流从基隆登上驶往上海的轮船。途中吴浊流在甲板上眺望风光。船过吴淞炮台时，他目不转睛地凝望。只见到处是战火留下的痕迹，有一只大烟囱，中间被大炮轰开了一个洞。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吴浊流心中涌起万千感慨，遂口占一绝《过吴淞炮台》：“百战英勇迹尚留，吴淞烽息几经秋。滔滔不尽长江水，今日犹疑带血流。”
吴浊流于1月16日到达上海。一位初次见面的同乡陪他游览了上海市容。18日，他前往目的地南京。
吴浊流登上中国大陆后的第一个发现是一句话也听不懂。接下来，他发现这里也是日本人作威作福的地方：
当我憧憬着那四百余州广阔无际的土地上，有着自由而远涉大陆，没有想到原来中国大陆上也是属于日本人的天下，因为在这儿也闻不到些微的自由气息……
简直就是家破人亡的人间地狱！到处都有轰炸的残痕。从上海到南京，没有一个完整的车站，全部都是临时搭盖的木板房。在这个一片废墟中，从日本人到西洋人，以及具有走狗特权的野鸡阶级等，在昂首阔步着。在大多数的日本人眼中，并没有他人的存在。连中国人存在的意识都没有，只有傲慢的侵略意识在泛滥着……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03页。
尽管眼见到的大陆是一片悲惨的景象，但是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老一辈的故事传说中得到的关于祖国的知识和印象，仍使他感到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的神秘魅力。从上海赴南京路过苏州时，他很想去看一看神往已久的寒山寺。考虑到事先已给南京的朋友发过接人电报，不便下车，他觉得只能留待以后的机会了。
进入南京城时，吴浊流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刺目的标语：“和平反共建国”、“建设东亚新秩序”、“拥护汪主席”……他觉得这些标语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吴浊流最初先寄居于钟壬寿家中。钟壬寿嘱咐他，对外就说自己是广东梅县人，不可表明自己是台湾人。原来，当时台湾人常被怀疑为日本间谍。吴浊流分析原因，认为多半是由于战前，日本人把不少台湾的流氓遣到厦门，让他们经营赌场和鸦片馆，并让他们充当间谍，又以治外法权包庇他们，致使大陆人对台湾人产生误会。而中日开战后，日本侵略者也不再信任台湾人，加上不少台湾人投入了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因而台湾人经常受到日本宪兵、特务和警察的监视。到了大陆，吴浊流才知道台湾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
在南京谋生，当务之急是过语言关。吴浊流请了一位南京小姐教他汉语普通话。他上午就教于女教师，下午则到自己在五湖任教时的学生余君家里继续学习。余君是汪伪政权的上校军官，其太太是师范毕业的东北人，对吴浊流学习语言给予了很大帮助。大约一个月后，他总算能听懂了一些普通话，但说还不大行。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何不先在日本机关找份工作，边工作边学语言，等语言学通了再作下一步打算。
恰好这时，南京日本会议所为了编辑出版《南京》一书，正在征求翻译人才。吴浊流应聘被录用，月薪日币三百元，这一待遇在当时是很优渥的。他的工作是将描写南京民俗风情一类的中文译成日文，他觉得很轻松。他满心以为好日子就此开始，不曾想没几日即发生变故。
上班的第七天，他的学生余君来找他。余君穿着上校军服，吴浊流把他当作贵宾，领到会议所漂亮的会客室交谈。过了一会儿，一日本女同事进来传达上司市来的命令，说此会客室不可进来。吴浊流被激怒了。他请余君先回去，自己立即跑去诘问市来：你怎么可以叫人在我的客人面前说出侮辱人的话？会客室为何不能进去；如果不能进去，那就应该在我刚开始来工作时就告诉我；如果忘了告诉我，也应该先叫我出来告诉我，或者写张条子递给我，偏偏要当着客人面前说，没礼貌也应有个程度。就因为你是个日本人吗？像你这样的垃圾也配到大陆来谈什么大东亚的建设吗？
在这连珠炮似的发泄面前，市来一时手足无措，最后说了一声对不起。
吴浊流狂怒难消，终于辞去此份差事。从上班到辞职，仅仅十天而已。市来给他发了一百元薪金。以当时的物价，一百元可供一个单身汉快乐地过两三个月。同事劝他不要过于冲动，好意加以挽留。然而他认为如果不辞职，自己的人格将会留下污点。不过，当他从会议所辞职出来，走在太平路上时，心中也掠过一丝后悔：这点小事，实在犯不着一走了之……他想，自己这种易于冲动的牛脾气是与生俱来的缺点。
失业后第五天，好运又意外地找到他头上。南京《大陆新报》竟上门来问他愿否当该报记者。原来市来和会议所的业务部长大野都曾当过新闻记者，两人是冤家对头。吴浊流与市来的争闹被大野添油加醋地传到《大陆新报》，在大野的描述里，吴浊流成了一个奇人和英雄。《大陆新报》的编辑部长上野觉得有趣，就来找吴浊流做该报记者。
吴浊流见了上野也很有好感，答应到《大陆新报》就职。稍微安顿下来，他即从寄居了两个月的钟壬寿家搬到报社的楼上住。报社给他两百五十元的月薪，在这里他没有感到差别待遇，因此心情很愉快。他和上野很快结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还发现社长西岛的汉学造诣颇深，整理部长龟井于德国文学，同事高桥于法国文学都有专长，他们见识不俗，没有民族歧视。吴浊流第一次发现日本人当中有这样高尚的知识分子，而台湾公学校中的日本教员，跟他们相比有如霄壤之别。
刚做记者的吴浊流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天天忙于采访、写稿，同时也不中断学习普通话，日子虽然过得紧张，但他觉得浑身是劲。每天工作完成后，晚上就到外面喝酒。逢星期日，就与上野一起出游，或览玄武湖，或访雨花台、中华门等名胜。有一次他和上野登上鸡鸣寺的豁蒙楼，两人在那里闲聊。上野谈到他当从军记者时的见闻。回想起他从苏州到南京，一路上目睹的日本军队的杀戮暴行，上野不禁慷慨激昂，极力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甚至断定日本必受天谴。战时发表这种言论是极其危险的，如被当局知道只怕会上断头台。而上野竟胆敢在一个台湾人面前说这些话，倒把吴浊流吓了一大跳。
在报社工作稍为习惯之后，吴浊流开始发现周围很多不平的事情了。有一天晚上他在报社工作，听到编辑室旁边的楼梯上传来有人跌落的声音，连忙跑过去看，原来是有个人力车夫从夫子庙拉了报社的工务局长回来，工务局长不给钱就逃上楼了。车夫找他要钱，结果挨了一顿打。吴浊流向上野汇报了情况，上野给了车夫钱，还反复道歉。还有个晚上，一个从军记者喝醉了酒，在马路边小便。一个中国宪兵上前阻止，竟被记者打倒地上，记者嘴里还大肆夸耀自己的“武功”。
吴浊流想起台湾的妻儿，在战时配给制下的生活一定很难过。于是他于8月底请假回台湾接家眷。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基隆一下船，就有特高人员跟踪，令他感到十分恐怖。
吴浊流到家后，每次出门也都有便衣刑警盯梢。妻子告诉他，每次收到他从大陆寄回来的信，刑警就不请自来，问这问那，探听他的消息。另一方面，物品严重匮乏。一个月配给的米只够吃二十天，剩下的十天只能到黑市买。其他吃、用的东西供应也相当困难。几经考虑，吴浊流决定把一家人都带到大陆。
吴浊流回南京后，租了一间日本人经营的公寓把家安下来，并将孩子送进日本人办的小学。这么多口人要吃饭，他顿时感到了生活的重压。
一天，他和妻子到余君家作客。妻子不小心摔倒，伤了脊骨，第二天竟不能起来了。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骨头受伤，必须天天到医院接受电疗。幸好仅过两个星期，妻子就康复了。
在《大陆新报》当记者，使吴浊流有机会接触到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日本某画家给汪精卫等人画了肖像画。吴浊流与西岛、上野一起代表画家将画作赠送汪精卫，因此几个人在汪公馆与“汪主席”交谈过。吴浊流与汪伪政府另外两个核心人物周佛海、陈公博也见过面。相比之下，他对周佛海的印象最为恶劣。他眼中的周佛海是一个态度相当傲慢，连招呼都不打的人。吴浊流想，如果自己是日本人，他的招待必定殷勤吧。像台湾的“御用绅士”，把自己视作比一般台湾人高等而洋洋得意。周佛海也是如此，虽然是中国人，但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这种心理与一个奴隶一旦被解放，比原来的主人对别的奴隶还要残酷，而忘了自己原来的奴隶身份没什么两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吴浊流与汪伪政权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或看见了他们的各色表演，因而逐渐看清了汪伪政权的面目。虽然吴浊流对有些人的个人品德和修养抱有好感，但他也看出，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傀儡政权。他的一位师范同班同学黄自强也是汪伪政府的高官。黄自强从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台湾当了五年教师，然后悄悄到大陆读了几年书，之后参加出国留学考试，得以进入日本的陆军大学。回国后加入与日本侵略者战斗的行列，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已官拜少将。然而，黄自强受到在日本陆军大学时代同学、现任汪伪政权顾问的日本军官影佐上校的诱惑，从重庆逃到了南京。吴浊流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黄自强，与他交谈了半个小时。由于两人只能用日语谈话，因此没能深入交流。吴浊流觉得，黄自强的去就，与他是台湾人的身份有一定关系。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南京，台湾人都不被信赖，甚至被目为间谍。这应归疚于日本的离间政策。尽管如此，吴浊流多年后还是不禁为黄自强的选择感到扼腕：“祖国的同胞们在敌前敌后，和日本奋勇作战之际，黄君已在重庆，却被影佐的一片友情所俘虏而离开重庆，实在为他感到十分可惜！”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07页。
吴浊流还了解到，他的学生余君一方面是军人，一方面又在私下与日本人勾结做生意。当时重要物资都由日军统制，非经日本军方许可，不能运输。如果利用特权，将偏僻地方的物资运到上海，可赚十倍二十倍的钱。以“建军”为名发财，则是某些汉奸玩的把戏。一些汉奸地主出钱买枪，招兵买马，然后献给日本人，协助日军“维持治安”，此谓“建军”。一旦“建军”完成，就可以向汪伪政府要求各种经费补助。这实在是一招毒辣的赚钱方法。吴浊流听说，有不少懂日语的台湾人也在干这种“建军”勾当。他对此感到很愤怒。他自内心发出感慨：“日军占领下的大陆人民，原来比台湾同胞还要可怜。”同①，第110页。
吴浊流逐渐看清了在台湾时所相信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何货色。灵魂一旦觉醒，他便开始感觉到南京令人窒息的灰色现实对他的心灵的压抑。他经常这样思索：人们都能马马虎虎，惟独我一个人不能。小小的事也使我内心痛楚。人生是不是什么也不想，马马虎虎地混日子就好？天下国家是不是不必去多想？像我这样，总爱想些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的事情，是不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