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桔者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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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的困难有两种，而经济学者——连高斯在内——都把这两种混淆起来，以致分析模糊不清。第一种就是船只可能“偷看”塔灯的指引；或是看了而不认。在事实上，以灯塔为例，这类困难显然并不严重——森穆逊（P。A。Samuelson）等人都估计错了。只要船只进入港口，在航线上显然是经过了灯塔，要否认曾利用灯塔是不易的。但经过有灯塔的航线而不进入港口的船只，就会有这第一种收费的困难。这一点高斯是清楚地指出了的。过港口之门而不入的船只显然不多，所以在灯塔的例子中，第一种的收费困难不重要。
第二种收费困难，就是船只既不“偷看”，也不否认灯塔对他们的利益，但就是不肯付钱，希望其他船只付钱，有了灯塔，他们可以免费享用。换言之，某些船只要“搭顺风车”（Free Ride）。虽然高斯在他灯塔的文章内没有分析那要“搭顺风车”而引起的收费困难，但他的宝贵资料却显示这困难的存在。我主要的证据就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的特权是一个专卖权（Patent），意味着每一艘用过灯塔的船只都要交费，这种专卖权通常是赐给发明者的，虽然灯塔的建造者并没有发明了甚么。
因“搭顺风车”的行为而产生的收费困难，在经济学上不仅有名，而从来亦没有人能提出在私营下的有效解决办法。读高斯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我领悟了一个颇重要的见解——用（“发明专利权”（Pateent Right）的形式来压制“搭顺风车”的行为，可奏奇效！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谈“共用品”的时候，向读者解释发明专利权的性质。
1984年3月16日
二、香港之谜（6篇）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期货市场（modity Futures）是经济学上最难令人明白的市场，该市场的合约是期货合约（Forward Contract）的一种。比起一般的期货合约（如买楼花合约），期货市场的特征有二。一、交易是在一个集中的交易所举行；二、在合约终止时大都是以钱结数，并没有真正的货物交收。
期市是以现在用合约的方式来决定将来某时某种货物的价格的交易。若某甲愿于3个月后出某价将小麦买入，而某乙亦愿意于那时日将小麦按该价卖出，那在经纪或中间人的引线及保证下，期市合约便可在3个月前的今天成交。3个月后的市价及3个月前所定的期价若有差别，买卖者便经中间人结数。在市场竞争中，现价及期价的差别反映了利息及存货的费用。而期满后的市价与预定的期价之有所不同，是因讯息不全之故。另一方面，现货价及期货价息息相关，互相影响。
期货市场的作用并不在于货物买卖的真正成交。免大部分的期市合约，在到期时要卖家交货的甚少。在美国的大期货市场，若有1％的合约要交货清账，便算是新闻。那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合约只是在钱债上清盘，市价转变后赚蚀双方计钱不见货，而中间人也获应得的佣金。
既然交货是绝无仅有，为甚么在合约上要指定交货的地点及日期呢？主要原因是市价往往不是一清二楚，众所认同，甚至可能不尽不实。骗价的行为不可忽视（巴西的咖啡价，就曾因政府做手脚而成为大新闻）。合约指定买家有权要卖家交货，就可有效地约束骗价的行为，或减少因买卖双方不同意市价而引起的纠纷。有了要求交货的权利，买家在期满时认为报出的市价过低，他便可付出全部货价而迫卖方交货。
因为合约中的交货规定只是用以约束骗价或减少纠纷，所以要求交货的权利是甚少运用的。若有1％或2％的交货行为，那就显示市价有问题。而交货的地点，往往不是买家所需用货的地方。地点的选择是基于现货多、交易大，市价易于断定及认同为主。至于该地点是否有可用该货的工厂是无关重要的。
期货市场的主要成交是期价（未来的价格）。货物本身的运用没有直接关系。但预定期价并不是纯赌博的行为。当然，任何市场皆可下赌注，期货市场亦不例外。但期市的形成却与赌博无关——要赌博，比期市更有趣的方法不胜枚举。
期市的主要功能有三。①投机者能专心致志研究未来市场的动向（如天气对小麦收成的影响），能以其自信有过人的讯息资料而取利。②生产货物或大量用该货的专家，能用买卖期市合约的方法来预早定价，因而能专于所业，不受市价波动影响。③存货由专家办理，成本较低，而这存货专家亦因期市的产生能有较固定的收入。
天有不测之风云，市有不常之起跌。市价的波动在所难免。期货市场的功用就是以专业者决定期价，而期价的决定亦有助于专业的发展。
但市场的交易费用往往是高昂的。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货品，就只有二、三十种能成功地发展期货市场。即使像原油这样重要且人所共知的货物，期市也是屡试后才有小成。
下篇我将谈及要成功发展期货市场的五个主要因素，及从这些因素来分析香港开办期货市场难有大成的原因。
1983年11月29日
香港期市的局限性
昨天谈及期货市场是由讯息专家、存货专家及专于生产及运用货物几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这市场亦有助于这些专业的发展。但问题是，既然有这些功能，为甚么在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货物中，就只有二、三十种能成功地发展期货市场？答案是，期市的形成必需满足五个条件。兹逐点分析如下——
①货物必须有固定而可量度的品质，及不过高的量度费用。那就是说，货物必须有固定的标准。这条件的用途就是要在期满交收时减少因不同意品质而引起的纠纷。原油比工业用油（No。2Heating Oil）难成期市，就是因为前者量度品质的费用较大。其他商品如地产、汽车等，因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故难成期市。买卖楼花只是普通的期货合约（Forward Contact ），不是期市（modity Futures），因为楼宇变化繁多。
②市价要一清二楚，且常为众所认同。在市价不断波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这个条件，不是容易的事。故虽然期市交货甚为少见，但因为要避免市价的纠纷，交货地点的选择就要基于市价易于认同的地点而定。花生期货市场的交货地点是美国的德基达市（Decateur）；原油几经转变而选取荷兰油船集中的阿姆斯特丹；工业油则选纽约——这都是为市价较容易断定之故。
③货物的市价要常有大幅度的波动。因此，有季节性的产品较容易发展期市，期市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减低市价的波动，虽然这方面的证据到现在还难找到令人毫无疑问的研究结论。鸡蛋的期市10多年来日趋萎缩，其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养鸡的进步能控制生蛋的日期，使鸡蛋市价的波动减少。
④有关货品未来的供应或市价的动向，必须要有专家能比非专家有较准确的估计。换言之，在未来价格资讯方面的研究投资，必须要比没有研究来得准确，否则便无讯息专家可言。专业研究的贡献不大，期市的成功机会不高。
⑤最后一个条件，就是期货市场的货物，必须要有专家能以较低的成本存货。鸡蛋是一例，橙汁也是一例。若生产者或用货者可自行存货而不用付出较高的成本，则他们可以自行存货来保障生意。原油及油产品之所以在期市上难有大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油者及炼油者都多有存货设备。
香港是世界有数的金融中心之一，要发展期货市场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在香港本地的主要产品中，要找出能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纺织、手表、玩具及电子各行业的产品，花样众多，没有固定标准规定，违背了第一个条件。
至于其他东南亚各国的某些原料产品，有的在美国期市大有可为，香港能否为这些产品发展期市呢？我们的答案也不是乐观的。在东南亚地区选择某种货物的一个交货地点、随时可报出众所认同的市价，并不容易。那就是说，要满足第二个条件相当困难。例如，中国是盛产棉花的国家，但要在国内指定一个城市为棉花期货的交货地点，目前很难办到。没有健全的自由市场，或市场活动受政府干预，市价难于受买卖双方迅速认同，就很难成为期市的报价点。香港的自由市场是东南亚各地中最健全的。但可惜在外地生产的可成期货的原料，在香港经常有大量成交的并不多见。
近来提出的金融期市，如恒生指数期货，则在以上提及的5个条件中，缺少了第4和第5项，而第2个条件也会有问题。美国的股票指数期货（实行不久），跟互惠基金（Mutual Fund）的性质差不多，与一般期市的功能有所不同。自从70年代初期I。O。S。在本港搅出漫天风雨之后，互惠基金在香港已经式微，故要办股票指数期市应有可为。但在香港“空”股票不易，是一个障碍。更重要的困难是香港股市交投不大，股种不多，故在第2个条件上会有问题。在香港，股票收市前几分钟，要托高或压低某几种股票几个价位并非难事（就是美国的指数期市，亦从原先成分股只有30种蓝筹公司的杜钟斯指数改为成分股包容500种股票的标准普尔指数）。
我以为若要在香港股市另设有“期”性的市场，“期权”市场（Put And Call Options）成功机会较大。但概括而言，股票期货与货品期货的性质不同。前者缺乏第4及第5两条件，故对专业发展是无关重要的。
1983年11月30日
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所以每个人都应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这是支持民主政制最常用的说词。在这一个前提下，香港政府是不够民主的。行政及立法两局的议员都不是公选——香港市民没有同等的权力去决定法例。
最通常反对市民应有“同权定法”的理由，是以市民知识低，恐怕在全民公选中，他们会受不正确报导的影响。因此，为社会利益着想，法例的决定应由少数有知识之士负责。这个见解是不无道理的。但以知识定法例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困难，就是若以某些市民不知法例的好坏为由而反对他们立法的权利，那么在实施法例时，应否人人平等？在某个程度上，不知不罪是可以容忍的，而初犯者的处罚也较轻。可惜在近代犯罪经济学的研究中，至今仍未能证实过处罚轻重与知识高低的关系。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成年人的处罚较轻，而这些人也没有权投票。这个看来是很自然的处分，却有一个被人忽略了的含义——假若无权投票的人犯法所受的处罚较轻，那么没有投票权是一个有价值的“权利”！因此，姑勿论赞成投票的论调如何，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投票权利是被强迫接受的。
第二个困难，就是在立法的过程中，知识很难得到适当的运用。以香港为例，多年来在立法局会议的纪录中，有学问或有见识的议员，往往因为不是专家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无知。一次会议讨论租务管制，另一次是当铺法例，跟着是劳工问题或银行制度。但在议员中，却无一个是样样皆能。虽然立法局有时会参考“专家”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压力团体的杰作，话虽如此，据我个人所知，香港的立法程序要比一些更“民主”的国家——如加拿大——来得理智。
香港行政及立法两局所决定的法例是成文法律（Statutory Law）。在下文我会解释，知识的运用在立定成文法律上是比不成文法律（mon Law）重要。不成文法律是以案件的判决为先例。因为案情件件不同，审案不能单靠旧案的指引，而旧案的判断也不能墨守成规，所以在审案时知识的运用也是重要的。
让我用自己有一点经验的美国反垄断案的审判，来表达知识运用的困难。每一件重大的反垄断案，都涉及一个工商行业。而每一个行业，任何人只要细心研究，都会发现是十分复杂的。有些行业甚至要穷数年的工夫才能稍知大概。若对有关的行业没有相当的理解，判案是无所适从的。在审案过程中，辩方和控方都不惜工本去搜集对己方有利的资料或证据。陪审员的选择，常引起纷争。而陪审员的酬劳只不过是每天35美元，有识之士就往往以家庭生计为由而推却不干。需要有深入知识的案件，法官可能批准取消陪审员，但若某一方认为陪审员的无知较为有利，就会极力争取陪审员的存在。即使过得陪审员这一关，法官的知识又有问题。法官只是法律专家而不见得是工商业专家。每件案的行业各有不同，要法官能适当地运用应有的行业知识去下判断，实在太过苛求。
这些反垄断案的官司，有的拖延缠诉4～5年至20～30年，费用之巨，调查及研究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但因为所牵涉的行业复杂，辩控双方各执对己有利的证据及资料，判案使往往发生错误。对反垄断法律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中，竟然多有认为乱判一通的效果可能较好！
我们不能否认知识对立法的重要。但因为利害上的冲突，适当的知识运用是很难做到的。比起成文法律，不成文法律误用知识对社会的损害较少。这是因为不成文法律有弹性。一个案件的错误判断，并不一定对未来的司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以反垄断法律的复杂性来表达运用知识的困难。是故意将这困难夸大的。其他不成文法律的基本原则远较反垄断法律清楚，所以一般不成文法律的实施，若有错失，其后同类的案件的审判可加以改正。这是不成文法律之所以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但成文法律就没有这种弹性。法例一通过，官僚制度随之而生。通过法例易，废除法例难。因此，知识的适当运用极其重要。但议员的专长及知识是一个问题，议员之间的利害冲突也是一个障碍。单就以利用知识作决策来衡量，我们仍不能厚非香港政府以“独裁”的方式选任议员。这是因为全民公选的本质，都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在目前香港的立法制度下，若政府的当事人是明智的，能运用知识的机会就较大，因为由公选出来的议员较易受压力团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全民公选可以阻吓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在知识难以适当运用的情况下，不干预是上策。在行政立法上，能尽量避免错失已是超人。用这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去衡量香港历届财政司的政策，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但我认为成文法律的决定应该较有弹性。因为立法易，废除难，两局议员应用较多的时间去重复考虑多种的现有法例。
1983年12月23日
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有好几个含义。今天我将分析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