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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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3月18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副元帅之职。企图以孙中山合法继承人自居，篡夺南方政府权力。唐还声称，要率兵10万，进驻广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令驳斥了唐的所谓“就职”通电，指出总理在世之时，显抗命以纵恣，总理去世之后，假名义以专横。狡诈反复，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并称唐逆之罪恶，与陈炯明同等，无复回旋之余地。务各遵从训令，敌忾同仇，所有与唐逆一切政治关系，皆应迅速宣告脱离。如有违反党义，甘心与唐逆联络勾结者，本党惟有执行纪律，决不宽贷！
唐还藉此引诱杨刘叛变，他允许杨希闵返回云南大理招兵，而杨则表示“拥唐入粤”。刘震寰亲赴云南，催促唐军早日动身。此时，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申葆藩等，也公开或暗中向唐示好。
恰与此时，东征军远驻东江，广州十分空虚，杨、刘认为正是起兵的绝佳时机。4月初，刘震寰发表通电，指责国民党中央通电讨唐为“不当”之举。5月初，杨希闵潜赴香港，会见段祺瑞的代表和唐继尧。唐以副元帅名义，委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广西省长，并认可段祺瑞委任杨希闵为广东军务督办兼广东省长。
是月中旬，联唐派在香港皇后酒店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出席会议，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邓本殷以及香港当局均派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马素与香港政府接洽，由港英提供军火；由杨、刘在广州发难，推翻广州政府。杨希闵即自任滇桂联军总司令，于会后将驻韶关的赵成梁师（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南调广九铁路一线；把驻佛山的胡思舜军（第三军）调至广州白云山一事带；把驻广州市区的廖行超师（第一军第二师）扩展至郊区。刘震寰则将桂军部署在嘉禾、三元里地区。
杨、刘叛乱的事情败露后，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主张向杨、刘妥协，以东征处于紧要关头不得内部残杀为名，只要刘、杨悔改则既往不咎。他们派出邹鲁作为代表，前往香港劝说杨、刘二人回穗，共商大计，表示如果需要，可以改组大本营，以满足两人的政治要求。杨、刘二人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狂妄地让邹鲁转告胡汉民：“你要打的话，我让你打三天不还手。”
杨刘既无和谈之意，武力平叛就在所难免。4月27日，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等在汕头市桂园秘密磋商，决定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由廖仲恺先行返回广州，布置一切。5月13日，汪精卫由北京南下，抵达汕头市粤军行营总部与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朱培德、加伦就讨伐杨、刘一事交换意见，鉴于“省局危急，宜克日戡定”，决定放弃潮梅，班师回穗，并推定蒋介石任军事总指挥。
会后，蒋介石积极作战前调整和战前动员。他命令各官长及下属士兵就编制变更、联络规定、勤务改良、材料添减、职权划分、职务规定、补充招募、俘虏及战利品之处置、调遣升级、赏罚休假等项，提出意见，以更好地加强部队建设。再者，对劳勋卓著者，秉公褒奖，对临阵脱逃的溃兵严加惩罚，以正军心。
随后，蒋介石对部队作了三次训话。5月18日，蒋介石赶赴梅县东校场对陆军军官学校东征官兵发表训话，他说：“中国国民党是孙总理创办的，总理为什么要办这个党呢？是因为中国的人民都被外国人及军阀压迫，没有自由的余地，所以总理建设一个党，要使得我们被压迫的人民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外国人和军阀，使得我们自由平等。
5月19日，在军校校干部行营对炮兵队学生训话，希望大家要有自治能力，忍耐劳苦，服从官长，实行主义。并告诫他们：嗣后各官仕学生，倘敢托词请假，意图规避者，一经查出，定必立予严办，决不姑息。
5月20日，对警卫军及党军官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词谕，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被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是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5月21日，蒋介石作为总指挥，电令何应钦指挥的党军第一旅，陈铭枢指挥的粤军一旅等回师广州，准备讨伐杨、刘叛军。5月21日，“党军”第一旅（由军校教导团扩编）何应钦部，粤军第一旅陈铭枢部，第四师（由第七旅扩编）许济部，警卫军欧阳驹部，同时从潮、梅回师，一路经海丰、平山、白芒花、淡水，于6月6日到达广九路樟木头一带。与此同时，李宗仁、黄绍�；扼守西江，阻止唐继尧部东下配合杨、刘。
东征军班师回穗之际，代帅胡汉民于6月3日责令杨希闵交还所占防地，交出所占财政各机关，服从政府。
杨不肯就范，反而于4日占领省长公署、粤军总部、财政厅、公安局和市内各重要机关，并贴出由其负责市内“治安”的告示。5日，杨希闵、胡思舜发出通电：“共产主义，无论我国人民智、德、生计程度，不足语此。”“今蒋中正、廖仲恺、谭平山等利用俄人，互相勾结，代为宣传，以少数党人专制国家，直视革命为彼辈包办事业。”“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杨、刘还以“滇桂军全体国民党员”名义，散发反对共产党、反对苏俄和反对广州政府的传单。是日，革命政府免
杨希闵、刘震寰本兼各职，由朱培德任滇军总司令。
6月7日，滇、桂军夜渡珠江，攻击帅府所在地——士敏土厂，遭到革命军之兵舰痛击。8日蒋率东征军抵达石龙，9日占领石滩，10日进攻广州东郊。与此同时，西江李济深率粤军，沿广三铁路东进；北江谭延�；率湘军、朱培德率滇军、程潜率攻鄂军，沿粤汉铁路南下；珠江南岸李福林率“福军”，也隔江予滇、桂军以重大之威胁。进攻广州，讨伐杨、刘之役，拉开战幕。
战时初期，革命政府、国民党中央许多人士及苏俄顾问，还留在广州市区，处于滇、桂军的威胁之下。大本营铁甲车队英勇作战，抢占大沙头，掩护各机关和顾问团安全转移至南岸士敏土厂或黄埔岛。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罗亦农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积极配合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区委发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罢工。工人拆卸了火车头，将机件埋藏地下，并将所有火车司机转移到安全地带。使得滇、桂两军无法运送辎重武器。此外，中共广东区委还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参加战斗。由于滇军为祸广东已久，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群情一经点燃，立即爆发出巨大的威力，严重动摇了滇军的根基。
6月10日，革命军分三路开始总攻。粤军第一、三师及第六旅任左翼，由广铁路进；警卫军任正面，由龙眼洞进，警卫军一部及福军为总预备队，由河南进，总攻省城。是日，滇军在龙眼洞、桂军在瘦狗岭，踞险而守，猛烈抵抗革命军的进攻。
12日清晨，黄埔校军打退滇军，占领龙眼洞。粤军第一旅和警卫军向瘦狗岭、沙河进逼，毙桂军数百人。军校炮队掩护革命军由猎德渡河，旁抄广九路。这一带本来是军校学生的练兵、野营之地，学生对这里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对各个目标之间的距离，早有准确的测量，故炮兵命中率很高，滇军伤亡惨重，杨希闵无心恋战，滇军土崩瓦解。10时，瘦狗岭之桂军，也被打败。黄埔校军、粤军、魏（邦平）军及其他各军乘胜追击。桂军师长陈天泰被俘，滇、桂军各个阵地均被击破，广州全城被收复。杨希闵、刘震寰化装逃走，经沙面逃往香港。
13日，从惠州回援的滇军胡思舜部，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被革命军截击，全部投降。第二天，该部再次叛乱，占领北校场一带高地，抵抗革命军。黄埔学生迅速集合，予以包围缴械，夺回高地。至此，祸粤数年、拥兵数万的滇、桂之军，终于被消灭。
此役打破了滇唐趁孙中山病逝而入主粤政的野心，根除了杨、刘之祸，使广州的局势，再次转危为安。这为大本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十五回 五卅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
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当夜，中共中央立即召集会议，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31日晚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并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6月1日，上海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开始了，其中包括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了惩办凶手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17项交涉条件。同时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北京、天津、南京、青岛、杭州、开封、郑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通电，捐款，表示支援，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援。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