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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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三世纪，朱利的埃拉西斯特拉图区分出大脑和小脑，认为大脑掌管思考，小脑负责肌肉运动。凯席多尼欧斯的席拉菲勒随后指出，大脑“把运动的能量送往神经”，控制器官掌管神经系统的说法从此建立起来。公元一世纪时，尼可美地亚的曼诺多特斯综合前人的智慧，把以症状为导向的经验主义者、哲学家与早期医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建议忧郁者服用希波克拉底说的菟葵，进行亚里斯多德说的自省，同时提倡以体操、旅行、按摩和矿泉水来治疗忧郁。这整套疗程正是我们今日所采用的。
艾菲索斯的鲁福斯把忧郁的错乱与其他心智状态区分开来，认为理智动摇时断续的暂时的失常就是忧郁。他列出某些忧郁症者的妄想：鲁福斯在不同阶段治疗一位男子，他认为自己是个陶罐；另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皮肤已干裂、剥落；还有个人认为自己没有头。鲁福斯发现某些生理症状与忧郁症的症状很类似，这些病症如今已被确知为甲状腺机能不足症、内分泌失调等。他相信忧郁症的成因是暴饮暴食、缺乏运动、饮酒过量和用脑过度，他还指出，天才特别容易得此病症。有些忧郁症者“天生就有这种本质和优点”，其他患者则是“后天造成”的。他还提到忧郁症的等级和类型：一种是血液完全为黑胆汁污染，一种是只有头部受影响，还有一种是受“疑心病”影响。鲁福斯发现他的忧郁症病人也为体液堆积而不能释放所苦，腐坏的体液会污染头脑。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3）
鲁福斯赞成在忧郁症深入内心之前提早发现。他提议用验血，和“以百里香上的菟丝子和芦荟做泻剂，因为每天少量服用可舒缓和洗涤肠胃”。这种处方可以添加黑菟葵。最好多散步、多旅行和饭前洗手。鲁福斯还清楚叙述了他的“圣药”，可算是当时的百忧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很流行，之后仍不时有人使用。这是以苦瓜、黄夏枯草、石蚕、决明、蕈类、阿魏胶、野芹、马兜铃、白胡椒、肉桂、甘松、番红花和泻药所制成的药水，与蜂蜜调合，取二分之一盎司，加上蜂蜜酒和盐水。当时其他医师的疗法包括监禁与施刑，使用水滴声引患者入眠，躺在吊床上，食用含水的淡色食物如鱼、禽肉、淡酒和人奶。
罗马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这类理论。公元二世纪时，卡皮多西亚的阿雷塔乌斯仔细研究了狂躁症与忧郁症，发现二者是既相关又独立的病症。他相信人体中有魂魄穿梭于其中，在人生气时以热气的形式冲出（所以脸会变红），而畏惧时会退缩（所以脸会变白）。他认为忧郁者的黑胆汁的水平“可能是受到沮丧和过度愤怒所激起”，而体液和情绪有交互影响的关系，所以灵魂能量的冷却会造成严重忧郁，反过来说，忧郁也会冷却胆汁。阿雷塔乌斯是第一个清楚描绘出今天称之为“焦躁型忧郁症”病症的人——最近流行的观点误以为这种病症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所造成的。这种病症和悲伤一样永远存在。阿雷塔乌斯写道：“忧郁症患者孤立自己，害怕被打扰和禁锢、用盲目的崇拜折磨自己、总是担惊受怕、误把幻想当成真实、抱怨自己得到想象的疾病、诅咒人生和希望、想死。他会突然惊醒，为巨大的疲累所笼罩。在某些病例中，忧郁似乎是种半疯狂状态：病人总是在一个想法里打转，同时感到沮丧和兴奋。”阿雷塔乌斯强调，重度忧郁症常发生在本来就有悲观倾向的人身上，尤其是年老、肥胖或孤独者，他认为“医师的关爱”是治疗这种病症最有效力的药方。他开出的口服药剂是常食用黑刺莓和韭菜，还提倡把症状说出来的精神动力学疗法，宣称他可以借由病人说出恐惧来帮他们克服恐惧。
生于公元二世纪的盖伦是奥勒利乌斯（当时的罗马皇帝）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他叙述了忧郁的妄想—— 一位病人相信阿特拉斯（神话中背天的巨人）累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还有一位认为自己是外壳脆弱的蜗牛——他还指出，妄想背后隐藏着恐惧与沮丧的混合体。他看到“健康青年的心在颤抖，少年因焦虑和忧郁而变得瘦弱”。盖伦的病人经历了“罕见、扰人、不安稳的睡眠，心悸、头晕、悲愁、焦虑、胆怯，觉得被迫害、被恶魔附身、遭天神诅咒……”盖伦也和鲁福斯一样，相信性欲未得满足会造成痛苦的后果。他相信有一位女病人是腐败性体液不能释放而毒害了大脑，治疗法是“刺激病人的阴道和阴蒂，她得到极大的快感，流出不少体液，于是就康复了”。盖伦还有一套自己的处方，不少成分和鲁福斯相同，不过他建议一种解毒剂是以车前草、曼陀罗花、菩提花、鸦片和黄花南芥菜，来治疗混合焦躁与忧郁的病症。有趣的是，当盖伦调制出兴奋剂时，居住于另一个大陆的阿兹特克人开始给囚犯用强烈的迷幻药，以防止囚犯患上忧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种凶兆。准备被活祭的人要饮用特别的麦酒，好让他不致忧郁，否则就不能献祭给天神。
盖伦相信有魂魄，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魂魄掌管自我，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有人天生就焦躁、忧郁、悲观，总是郁郁寡欢，医生无计可施。”盖伦指出，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一旦体液失调，黑胆汁会流入脑中，使大脑变干，伤害到自我。“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恐惧源源不绝。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他们逃避光明，喜爱黑暗。”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黑胆汁包着理智，就像眼睛的水晶体，如果它很清澈，就能看得清楚，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就看不清远方。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
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这种看法占据优势。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愈来愈少人使用。
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
圣·奥古斯丁宣称，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所以，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从这点来看，人们很容易会断定，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从这种观点来看，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此外，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如果恶魔驱赶不走，那就是罪有应得。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犹大自杀而死，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因此，所有忧郁症者必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公元五世纪时，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内心的疲倦与悲苦”的“第六个抗争”的文字中说：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正午恶魔”，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鄙视、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并感到心灰意懒，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或是白日飞箭，也不怕夜行瘟疫、或是正午恶魔。”——“ab incrusus；et daemonio meridiano”。卡西安认定“黑夜惊骇”指邪恶、“白日飞箭”指敌人的袭击、“夜行瘟疫”指潜进睡梦的魔鬼，而“正午恶魔”指忧郁症，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
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卡西安主张，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远离他。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说忧郁丧志是“正午恶魔”，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大多数的魔鬼，都要靠黑夜的掩护，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只有击倒他，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不怕人看到。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
在十三世纪“宗教法庭”的时代，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此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以此推断，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就是心灵的，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衍生自七宗罪），其中一项是“麻木”（十三世纪译为“懒散”）。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不亚于现今“忧郁”这个词，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在此之前，忧郁并不算是罪恶。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所写的《教士》中，称忧郁为“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麻木”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和勤勉对立，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破坏、毁灭世间的美好。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让人变得焦躁，寸步难行。依此类推下去，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麻木”是一种综合的罪恶，《教士》中列举其成分：“它非常脆弱，如所罗门之言，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连好好做事都不行。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灰心，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再怎么忏悔都没用。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接下来是懒散贪睡，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最后是厌世的罪恶，称之为悲伤，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身体也一样。由于悲伤，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
僧侣特别容易罹患“麻木”，表现出疲累、倦怠、悲伤或沮丧、不安的情绪，嫌恶修道院和禁欲，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麻木”和悲伤不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全心悔改。在中世纪的文件中，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让自己陷入“麻木”算不算罪恶？或者，“麻木”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将忧郁等同于原罪，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在那个敏感的时代，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一旦失去理智，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愚笨是罪恶，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若无理智，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对古典思想家来说，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灵魂为神所赐，应该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现代社会的耻辱，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欺瞒、残暴、贪婪、自大和无判断力，都是灵魂的缺点，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忧郁一旦被归为“灵魂的苦难”，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例如，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由于天赋异禀，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某天晚上，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记录上说他“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不断哭泣”，说他“遭到诅咒，万劫不复，甚至会自残，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据他们描述：“他的情形没有改善，不断疯言疯语，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或遭邪魔附身，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时间，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不过后来又复发，死时状况凄凉。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1）
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而不是古典医生），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后来称为疾病（现在则被称为忧郁）。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他相信，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很令人讶异，我们一空闲下来，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但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等到散场时，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 这里叙述的忧郁出现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灵魂不变的特质。费西诺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过度悲伤的看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深刻的忧郁体验表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琐事之上。对费西诺来说，痛苦的心灵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知晓上帝而产生忧郁。他把忧郁的神圣性解释成了崇高的信条：“既然我们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会因思念天国而持续痛苦。”它也使人知晓上帝的心理状态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结果是忧郁。忧郁切断了灵魂与世界的连结，如此才能驱使灵魂走向纯净。意识“离身体愈远就愈完美，所以意识完全脱离身体时最理想”。在费西诺对忧郁神圣性的叙述里，承认这种状态很接近死亡。费西诺接着指出，艺术的创造力要依赖因为暂时疯狂而坠落的谬思：忧郁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不过，费西诺也承认忧郁是可怕的病症，并提出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费西诺自己就有忧郁症，他陷入情绪低潮时，无法借着忧郁的帮助想起这些吸引人的主张，当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时，常要用他自己的论点来劝他。和其他后文艺复兴时代针对忧郁症的思想一样，费西诺的哲学是一种自身经验——他谈论到的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