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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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
“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我都立刻藏起来，”她说：“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她会带着病人打坐，木屋里设了佛坛，佛像前摆了鲜花。她开导妇女，要她们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追踪调查，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她解释：“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
有了初步进展后，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我采取三个步骤，”她说：“首先，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这时候，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刺绣或编织上，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忧郁症是看不见的，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虽然我们取不出来，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
“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我就教她们工作。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或照顾小孩，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并引以为傲。”
“到最后，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我就教她们爱。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只是条件更好一点。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脚指甲，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让她们放下自己，学会关心他人。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互相修指甲后，就会开始聊天，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到最后，懂得交朋友，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原先，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
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浴室、修指甲刮刀、磨砂板和毛巾。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我告诉她，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学会工作、学会爱和被爱，是很不容易的，但她说，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一点都不复杂。她告诉我，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还有最后一步，”停了很久之后，她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遗忘、工作、爱——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那才是重点。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她笑起来，“但她们慢慢都懂了，当她们懂了，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
如今，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要治疗忧郁症，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医药作用的方式，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民间方法”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忧郁症在小孩、老人和男女身上，有着不同的变体。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
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这是严重的误解，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无病呻吟”。这是错的，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穷人的忧郁症问题，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疾病治疗的效果，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2）
我并不赞同宿命论，即使伴有忧郁，仍可以好好生活。的确，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还邻接着爱。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它是我的一部分，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在开战前，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相信，若想彻底除去忧郁，唯一的方法是，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
“欣然接受痛苦，”奥维德曾写道：“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 将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做不到）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某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宁愿付出代价。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
第二章 崩溃
我患病的前后（1）
深陷忧郁症时，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
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相反，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
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都容易造成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
1991年，我母亲过世，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家人和睦相处；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开始为《纽约客》写稿。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感到忧郁不足为怪；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却仍感到忧郁，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当然，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事实是，你不是托尔斯泰，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不过现在，回首这一切，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而且无药可救。
以物质生活而论，我过得并不算艰苦。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如果日子过得苦些，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事实上，我的童年愉快，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我们家境小康，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读小学和中学时，我并不很出风头，不过高中毕业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
小时候，我很害羞，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 中学时，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高中时，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会倒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日复一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人也就轻松了。
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那时认识的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尽情学习，尽情玩乐，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有时候，我独自一人，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成为作家。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感情纠葛——和同龄人的生活基本上大同小异。到此时为止，我生活得很好，很快活。
当你开始陷入重度忧郁，便开始回头找它的根源。你会百思不得其解：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突然就发作了？自从经历了第一次崩溃之后，我连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结出一些早期的问题，虽然那些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是臀式分娩出生（出生时臀部或脚先从母体出来），有些学者将臀式分娩和早期的创伤连结在一起。小时候，我患有阅读困难症，母亲从我两岁起就开始教我一些方法，以弥补这个缺憾，但严格说来，这个缺陷并没有造成我以后生活的障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缺乏协调。我问过母亲关于很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她说我学说话很容易，而学走路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平衡能力不好，总是摔倒，而且要在大人反复的鼓励下，我才肯尝试站起来。后来，因为不爱运动，我在小学时不受欢迎。不被同学喜欢当然很伤我的心，但我还是有一群自己的朋友，而且我喜欢大人，大人也喜欢我。
关于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奇特而零星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但有一次，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一些早期记忆之间的模糊关联，让她怀疑我在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害，不过我对此不太认同。这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无法举出其他的证据。就算发生过这种事，也相当轻微吧，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任何创伤或伤害，我都会有所察觉。还记得六岁时发生在夏令营里的一幕，那时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感到恐惧。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坐在离餐厅大概五十英尺外的一棵大橡树底下听故事，突然间，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席卷了我，我无法动弹。仿佛只要我一动，那可怕的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无法逃脱。在那一刻之前，生命仿佛有个坚硬的外壳，而我站在上面，突然间它变得很柔软很脆弱，我开始向中心滑落。如果我保持不动，也许还没事，但只要稍一动，就会陷入危险。我向左、向右，或是向前走，似乎变成了异常重要的抉择，但当时，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能拯救我。幸好，一位指导老师走了过来，要我快一点，否则就赶不上游泳课了，那种恐惧感才被化解，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这种感觉，而且希望它别再回来。
我患病的前后（2）
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成人对存在感的忧虑，尽管也许痛苦，但至少还可以用意志来对抗痛苦。对于儿童而言，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脆弱，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终将结束，都是震惊又残酷的。那次事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且发现自己眼中强大的父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掌握的。从那之后，我总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光流逝，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拼命把白天的事情全部记住，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拥有。我特别珍惜父母临睡前给我的亲吻，甚至睡觉时还在头底下垫着手帕，我想，万一那些亲吻从脸上滑落时，手帕就能接住它们，就能将它们永远保留、收藏。
从中学开始，我就对性感到迷惑，在我生命中，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会挑战我的理智。我尽量做一个随和的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掩盖了我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意不去面对它，这种基本的防卫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我总是缺乏安全感，以致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同性和异性都保持距离，甚至在我和母亲之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有时候，我会没来由地突然陷入一种极大的不安感中，这种不安来自无名之处，混合着悲伤和恐惧。小时候坐在学校校车上，这种感觉常常会莫名地向我袭来。大学时星期五的晚上，当狂欢的噪音刺破黑暗时，不安感便向我内心深处袭来——有时是在我读书时，有时是在做爱时——当我离开家时，这种感受从出发开始就一直跟着我。尽管我只是离开一个周末，当我锁上门转过身的刹那，就已经“中招”了。回到家后，通常也还会笼罩在这种情绪之中。母亲、女友，甚至是家里的小狗都迎接我，然而我却感到悲伤难禁，害怕不已。我面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和人们交往，这样做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不断地用口哨吹着愉快的旋律，好让自己不会陷入糟糕的情绪中。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的精神曾一度轻微崩溃，不过当时我并不自知。自由自在地到欧洲旅行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愿望，这也算是父母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