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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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希望清楚地划分自我的界线。事实上，在经验与化学作用之下，所谓的真正自我并不像金矿那样纯粹。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抗郁剂将被其他神奇的药剂取代。为某人治疗后，检视大脑的化学作用，使他在某种情境下与某人疯狂热恋，将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再过不久，你可以选择是以谈话治疗解决恶劣的婚姻关系，还是用药剂师开的药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要是破解了我们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取代人类的神圣种族，他们永生不死，没有恶念、愤怒和嫉妒，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热血，奉献一生？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以我的经验，世界上所有的药都只是提供一个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药本身无法重塑个性。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我是一个选择每天服用两次药的人，我是选择与父亲谈话的人，我是选择打电话给我弟弟的人、选择养一只狗的人、选择在闹钟声停下时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时会粗暴、有时特立独行、有时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背后有着化学作用，我要是能控制这种化学作用，就可以支配它来写另一本书，但那也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选择是比思考更有说服力的生存证明。我们的人性特质既不是化学作用，也不存在于环境中，而在于我们的意志与现代科技的互动之中，这些科技遍布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形成。
走过忧郁（2）
有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想知道上头刻了什么痕迹。我想象它灰色、潮湿的模样。想到它栖息在我的脑壳中，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活在里头，这个塞在脑中的奇怪东西有时候会运作，有时候不动，非常诡异。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大脑，就是活在我大脑中的痛苦。瞧瞧，你会看到哪里被痛苦刮伤，哪些部位有纠结与肿块，哪些部位在发亮。
我们可以说，忧郁的人比开朗的人更能够仔细看清身边的世界；觉得自己没人爱的人，可能比八面玲珑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忧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决断力。研究显示，忧郁的人与开朗的人对抽象问题可以回答得一样好。但是问到他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时，开朗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忧郁的人则会仔细评估。在一项以电动游戏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个小时候，忧郁的人很清楚自己击中多少小怪兽，开朗的人计算的数字会比实际击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发现到，忧郁的人“比不忧郁的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理”。太过乐观会鲁莽行事，但适度的乐观有物竞天择的优势。“正常的人类思维与感知力，”雪莱·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错觉》这本惊人的著作中说：“其特质不是准确，而是对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自我美化的错觉。此外，这些错觉其实可能会培养人的适应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会损害心理健康……轻微的忧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来…… ‘他们’显然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有益心理健康与舒缓挫折的错觉。”
重度忧郁太过严厉，无助于生活：你怕冻伤，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绪，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情绪镇痛剂，可以像消除头痛一样地消除不必要的悲伤。完全消灭悲伤，就等于放纵恶劣的行为：如果不会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们很快就会毁灭了别人和这个世界。忧郁症是一种大脑故障，如果肾上腺皮质醇失常，就应该让它恢复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头了。要是没有了期望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没有反映这种冲突与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以及作为人的优点。或许有些人没有足够的焦虑与悲伤可以摆脱烦恼，这对他们似乎不是好事。他们太快乐、太无畏，也太不仁慈。这样的人怎么会需要仁慈？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 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类对于医药的标准并不明确。开发出可以舒缓忧郁，甚至可以消除悲伤的医药与技术有何意义？“我们现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体痛苦”，进化心理学家蓝道夫·内斯说，“我们经历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们需要痛苦来警示伤害，但我们真的需要持续不变的痛苦吗？问问慢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患者吧！因此，虽然这只是类推，但有多少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过百分之五吗？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 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愈来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剂来让自己恢复正常，这种情形最近被视为偏离正途，玛莎·曼宁以流畅的文笔在她的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大众化与寻常化”。1998年开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的处方笺总计六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非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
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走过忧郁（3）
走出忧郁症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对危机的恐惧感。我有数不清的过失，但现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经过忧郁症才有意愿写这本书。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和书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说，忧郁症让我更无私，我开始爱贫困与潦倒的人，但实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经历过这种事，看到别人的生活出现同样的状况，你一定会感到惊骇。对我来说，让自己介入别人的悲伤比冷眼旁观更轻松。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1）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2）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