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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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 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 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 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 13258万枚。直到 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据说在北京的蒋介石当天接到通电，甚为不解地随手丢在一边，并骂道：“娘希匹，这虞洽卿搞什么玩艺儿！生怕我抢了他钱袋似的。老子不在前方打仗，哪里还有你的钱袋！”
不久，阎锡山找到蒋介石，问蒋收没收到虞洽卿的电报。蒋佯装不知道，故意问阎是怎么回事，实际试探阎锡山对此事的反映。
阎锡山当然是反对了。
要说宋子文乃是书呆子文官一个，此时还在率领一班人连轴转地修改有关“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以争取在南京财经会议后，正式提交国民党政府批准通过呢。
当年7月下旬，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宋子文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于是该方案搁浅。宋子文不肯就此罢休。紧接着，在这一年8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当时，宋子文激动地说：
“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金融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们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子文这番讲话分量颇重，终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当下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不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成立了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并由宋子文领导，以便早日统一国家财政。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然而宋子文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属军政府，军人掌权军事就要放在首位，故而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获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废纸一张。这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当时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甚而被人称之为“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重。为填补巨额赤字，唯一办法就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最高时达48．6％，最低时是1932年7月的16．8％。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且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一时很难借到外债。无奈之下，只有举借内债了。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
可以说，蒋宋矛盾由来已久，原因则主要在他们当家理财的指导思想不同。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阀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用了与这些财阀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债大打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待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当时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孔等几大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并且信息灵通。所以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蔼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应该说，蒋氏政权的腐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而宋子文则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
从1928年至1933年，宋子文在筹款理财方面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作出了巨大贡献。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特别是中原大战中，之所以能击败众多对手，取得全面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宋子文筹措的巨额军费作后盾。当时，宋子文的理财筹
款本领，在南京政府中一再显露。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宋子文特别器重，并委以重任。蒋介石不仅把全国财政经济大权交给他，而且几乎把南京政府军事以外的其他权力也交给他负责或由他参与决策管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这期间他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