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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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宋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宋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的情况，以及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宋庆龄与何香凝及其他倡议发起爱国人狱运动的众位同仁，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人，对宋庆龄到苏州时的司法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做大、对宋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的人一样，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因此敦请上述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宋庆龄亲赴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宋庆龄明知江苏高法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法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这样就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正当此际，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并且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至此，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奋斗的爱国志士，也证明了宋庆龄营救“七君子”的行动也就是拯救中国的行动。这样一来，蒋介石要给“七君子”判罪的借口，就再也站不住脚了。于是，在宋庆龄又一次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七君子”无罪，并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
当年宋庆龄领导的爱国人狱运动，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也是宋庆龄30年代同蒋介石迫害革命志士的罪恶行径进行的斗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庆龄爱国”，从此成了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千古不变的定论。
5．面对屠刀
最初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力为民请命、保护革命志士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甚至叛逆的举动。
原来，民保盟对革命者的营救，把蒋介石政府迫害人民。对革命者滥抓滥杀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之又恨又怕。几次交手之后，他们竟然把迫害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民保盟。
宋庆龄首先收到了特务们用最下流的语言写成的恐吓信。信中说，如果她再为营救别人去和政府为难，她自己就得代替那些人去死为了证明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信中还夹带了经典性的象征物：子弹。民保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收到了这类卑鄙的恐吓信。
面对当时的恐吓，民保盟的多数成员均付之轻蔑的一笑。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了帮助爱国志士，他们早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当时杨杏佛甚至还重新抄写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表的一首表达自己为了民众利益视死如归的诗。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
当时民保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就与杨杏佛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不愿担负营救革命志士这种危险的工作，而且还在民保盟内部闹起了摩擦。
事情起因在杨杏佛视察北平监狱时。当时在狱中的刘尊棋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揭露监狱中的种种黑暗行为，他托杨杏佛带出。后来经民保盟讨论，宋庆龄签发了这封信。胡适在这封信上大作文章，公开发表谈话时硬说他陪杨杏佛视察时，并没有人交信，诬指这封信是捏造的；而且声称北平监狱根本没有私刑，犯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从而为敌人攻击民保盟提供炮弹。对胡适这种行为，当时蔡元培和杨杏佛一再对他进行规劝。然而，胡适却变本加厉，又从根本上攻击民保盟。当时他发表文章说：“民权保障同盟不应该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利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的行动。”
这样一来，民保盟的多数盟员认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已经不是同民保盟其他成员在个别问题上的小争论，而是对民保盟根本宗旨的否定和攻击了。显然，他要保障的已经不是“民权”，而是镇压民众之权。
于是在民保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贯对罪恶势力“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鉴于胡适之对民盟根本宗旨的攻击和背叛，我提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逐个表决，记录在案。”当即主席宋庆龄作出决定。
“我来记录。”总干事杨杏佛说。
“我同意开除胡适。”蔡元培第一个表态。
“我也同意。”黎照寰举了手。
“ OK！”史沫特莱也投了赞成票。
“我反对开除！第一，一个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怎么能因意见不合就开除人家呢？第二，胡适是‘五四’运动的大将，是当今的大名人。开除这样的大名人，岂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重大损失？我们这个团体靠什么来支撑？”林语堂首唱反调，独树一帜。
“对于语堂先生的第一条理由，我有不同看法。民保盟是一个有着明确行动纲领的组织，那就是营救革命者，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它不是一个可以容纳各种派别的政党，尤其不能容忍反对根本纲领、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者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因此，我同意开除胡适。”宋庆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对语堂兄的第二条理由也不能苟同！”杨杏佛放下记录站了起来，“说胡适是名人，因此不能开除，简直像个笑话。胡适是名人，那么我请问，宋庆龄同志是否名人？蔡元培名气如何？鲁迅比之胡适名气如何？茅盾的名气如何？有这么
多的名人在，怎么能说到靠谁支撑呢？而且，首要的问题不在名气，而在对同盟的纲领持什么态度。若仅以名气大小作为取舍标准，那么我看蒋介石名气似乎更大，我们是否应该先把蒋介石请进来呢？”
会场上发出了笑声。林语堂没抬头，只在下面咕哝了句什么。
邹韬奋支持鲁迅的提议。
胡愈之同意开除胡适。
于是对鲁迅提议的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31人中30票赞成、1票反对，鲁迅的提议作为会议的决议得到通过并生效了。
胡适被开除了，但宋庆龄感到有些话还要说，她为此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文章中她说：“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这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
开除胡适后，国民党当局干脆宣布民保盟非法，并且不许这个组织再开展活动。
不久，在特务的威逼下，民保盟经常租用的开会场所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不敢再租借场地给他们了。于是一次宋庆龄在上海市区内另找了一个场所秘密开会，但会议刚刚开始，几个贼眉鼠眼的人溜了进来。显然，特务们已经盯上了这里。宋庆龄当即决定转移会场，于是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一个个从容撤出，各自乘车散去。不久他们从不同方向又聚齐在黄浦江上的一条船上。杨杏佛安排开船，船在江上游大，会议重新开始。但刚刚开会不久，两艘摩托艇便追了上来，全副武装的警察自称水上警备队并强行登船检查。于是会议又被迫中断了。
当时面对如此严酷的盯逼，民保盟还能不能进行活动，还敢不敢继续为被迫害的革命志士大声疾呼并给予营救呢？
宋庆龄文弱的身躯里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此气充盈天地之间，鬼神亦不敢犯。特务们的肖小之行，反倒使她变得百倍刚强。那次会议两次被冲散后，宋庆龄又毅然选中上海海凌天主教堂作为会议地点，而且把会议时间定在凌晨3点。特务们怎么也不会料到宋庆龄亲自主持的会议能选在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因此，会议顺顺当当开了3个小时，把所有议题都进行完毕了。
当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陪同宋庆龄回到莫里哀路寓所时，他们不仅没有因为通宵未睡而疲惫不堪，反而个个精神振奋。
“夫人棋高一着，这次会议的决议一经贯彻，就又是敲向老蒋的当头一棒啊！”蔡元培余兴未尽地说。
“我看要赶快发明一种膏药，献给老蒋贴在头上。要不这蒋委员长满头大包，怎么出来阅兵、训话呢？”杨杏佛也不失幽默。
“你如果负责研制这种膏药，一定要注意两用，不光要能在头上使用，还要能贴屁股才行啊！”蔡元培接着调侃说。
“此话怎讲？”宋庆龄问。
“你想，一旦蒋介石被惹急了，那些连夫人召开会议也看不住的小特务，还不被蒋介石踹屁股吗？”
众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一向冷峻的鲁迅忽然显得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那种膏药只治标不治本，真要解决问题我看还得有种‘挺腿瞪眼丸’，叫他们服下效果才好。”
虽然讲话时鲁迅没有笑，其他人却笑得更欢了。
民保盟继续发出强大的声音，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谴责蒋介石对爱国人士的非法迫害，尽力营救着一批批革命者。终于有一天青帮大亨杜月笙憋不住跑到南京，要求蒋介石下决心除掉宋庆龄。于是在蒋介石的暗示下，戴笠开始制定一项计划，他们要用最卑鄙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宋庆龄。此时，他们连用“孙夫人”这块牌子，装扮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也顾不得了。
寓所门口有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活动，这是宋庆龄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近来这些人好像行动更诡秘了。来访者提醒宋庆龄注意这一点，宋庆龄淡淡一笑说：“我知道的。除非他们杀了我，否则就阻挡不了我为人民做事。”
宋庆龄和朋友们当时看得没有错，令人谈虎色变的那个军统少将行动组长沈醉，此刻已经躲在了宋庆龄寓所对面的矮墙下边。
烈日暴晒、大雨浇头、蚊虫叮咬，这些往常小特务们吃不了的苦此时沈醉都不放在眼里，他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直盯着宋庆龄的门口和窗户，不肯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记下：早上6点，女仆李燕娥外出，7点10分返回；
8点45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来，密谈15分钟，9点离去；
10点10分，宋庆龄打开北窗，佯装眺望对面楼顶鸽子5分钟，真实用意待查；
12点29分，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哎哟！”
忽然沈醉轻叫一声。原来，一只大黄蜂把阴影里沈醉的眼睛当成了袭击目标。随着疾如电光的沈醉左手拍死黄蜂，他的右眼皮上已肿起一个枣大的包来。
“组长！你的眼……”没等小特务把话说完，“啪”地又一声，沈醉一掌压在那小特务肩上，把小特务打得一屁股蹲在了地上。“不许出声！接着写已查明是共产党的冯雪峰在两人保护下进入宋宅……”
就这样，每天一份详细的监视报告从沈醉手里发出，传给戴笠，再进呈蒋介石。
“娘希匹！这有什么用？关键是他们都密谈了些什么？”想不到蒋介石不仅没有表扬，反而大动肝火。
那日戴笠回到家里也大伤脑筋：我手下三万六千喽罗，竟没有一个长驴子那么长耳朵的，怎么能听到人家在里面说什么呢？
最后还是沈醉有办法：“局长，再发愁我们也长不出驴耳朵了，不过我有一计，可以钻进去，贴近听……”
第二天，宋庆龄的女仆李姐上街买菜，被一辆急驰而来的出租车别了一把，人倒没伤着，只是把菜篮子轧扁了。但那出租车司机态度奇好，他帮李姐重新买了菜，还用车直接送到门口。
这样一来二去，当时婚姻刚被破坏的李姐对那个潇洒漂亮、出手大方的司机产生了好感，而那司机也趁机提出求婚。
不久宋庆龄发现李姐陷入了热恋。当听李姐说了二人相逢的奇遇后，宋庆龄就让把那个司机叫到家里。没想到刚问了两个问题，那司机就露了破绽，落荒而逃。
于是沈醉精心设计的打入宋庆龄家中的“美男计”泡了汤。
那个假司机回来就说：“孙夫人看上去极文雅，没想到还挺刁钻，您给我准备的那套话，根本用不上。”
沈醉倒不怪他：“这种事情，怎么也编不圆满。孙夫人何等样人，谅我们怎能欺骗得过。算啦！”
“那我们何不硬来呢？她一个妇道人家，怎能挡住我们？”小特务还不甘心。
“哼，这儿是法租界！不是老蒋的地盘。别看高鼻子洋人抓了共产党交给我们，可他们自有一套鬼名堂。我们真要在这儿动手，那洋巡警就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那我们就天天受这洋罪？那天的大黄蜂……”
“对！有了。美男计不成，我们再来个‘打草惊蛇计’，逼她自己搬出外国租界。到了政府的地盘上，我们可就……哈哈！”沈醉很为自己的又一条妙计陶醉。
有一天宋庆龄住宅内的电话突然乱响起来，要么就是响过那边没人说话，要么就是阴森森的恐吓：“听着，我们发现有共产党进入你的寓所。改天再来，我们就要开枪，惊着夫人可莫怪我们啊！”
宋庆龄一天夜里偶然朝外一望，花园的墙头上竟有几双闪着绿光的眼睛。而李姐某一天黄昏回来时，还受到几个戴着鬼怪面具的人的纠缠。
果然没过几天，上海市长吴铁城来访。他先是假意寒暄一番，临走时却似乎不太经意地说：“夫人住在这里，我们不便派人警卫。听说租界近来治安不大好，万一有个情况，我们可不好向全国人民交待。静安寺那边最近有所花园别墅腾出来了，如果夫人愿意，我可以安排您住在那里，并且能多派些警卫，安全比这里有把握。”
宋庆龄笑笑：“多谢关照！等得空时我先去看看房子再说吧。”
吴铁城满脸堆笑：“那好那好！铁城是孙先生的老部下，理当尽心。夫人哪天去看，一个电话，铁城定当安排妥当。”
吴铁城一走，李姐赶紧说：“夫人，要有合适的地方，我看咱们还是换一换。这几天可真怕死人了。”
宋庆龄冷笑几声：“毒蛇果然出洞了。哼！”随即她愤愤地把茶杯往桌上一砸，“太卑鄙了！到底是孙先生当初看错了人，还是这些人为了私利变坏了啊？”
李姐怯怯地问：“夫人，我说错什么了吗？”
“哦不！”宋庆龄拥着李姐一起坐到了长沙发上：“李姐，是有人想谋害我，因为在这里不便下手，想把我们逼到外面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