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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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猝然去世，立即惊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电报发到北京孙夫人那里，宋庆龄很快作出了准备赴美奔丧的回音。
孰料此时在台湾的宋美龄竟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拒不参加哥哥宋子文的丧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个字的匾额。
基辛格博士知道此事，大打抱不平。在他的斡旋下，尼克松总统又给台湾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追加唁电。言下之意提醒二人，此举未免失体：
“……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尼克松在电报中高度赞扬了宋子文。
197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宋子文的太太张乐信及其三个女儿，还有宋子良、顾维钧包括当时的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参加了此次礼拜。
宋子文的大姐宋蔼龄因丈夫去世时宋子文不到而拒绝出席葬礼。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最终也未能出席宋子文的葬礼。
由于该出席的人物没能出席，致使宋子文的葬礼过于简单和逊色了。就这样，一位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宋子文病故后，其夫人张乐怡孤守独处，又在美国生活了17年，于1988年在纽约病逝，享年79岁。
宋子文和张乐信一共生了3个女儿：大女儿宋琼颐，丈夫冯彦达；二女儿宋曼颐，丈夫余经鹏；三女儿宋瑞颐，丈夫杨成竹。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定居在美国。
1993年初，美国举办中国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曾向大陆借了一批溥仪用过的文物。当时，在幕后促成此项特展的人，便是宋子文和张乐信夫妇的大女儿宋琼颐女士。
就在宋子文病逝的第3年1973年的10月19日，宋子文的大姐继其父宋耀如先生之后的宋氏家族的实际掌门人宋蔼龄，也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了。
宋蔼龄在临终弥留之际，总算又见上了小妹宋美龄一面。但彼时的宋家大姐已然是万语千言在心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可以说，宋蔼龄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宋蔼龄临终前的遗憾，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宋家的6姊妹中，最早辞世的便是小弟弟宋子安，他于1969年2月病逝于香港，终年63岁。紧随其后的便是宋子文，1971年4月24日故于美国旧金山，终年77岁。旋后1973年10月宋蔼龄病故于美国纽约，终年85岁。8年后，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团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再其后，宋氏姐妹的二弟宋子良当年亦是著名的金融家也在美国病故了。
迄今宋氏姊妹中唯一尚健在的，便是近百高龄的蒋老夫人宋美龄了。
可以说，伴随着宋家两位老大宋蔼龄、宋子文以及小弟宋子安的先后谢世，宋氏姊妹间几乎心照不宣的一个共同心愿团聚，就像在抗战中那样济济一堂、相逢一笑般的团聚，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2．“国之瑰宝”宋庆龄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使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的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当时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气色非常之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 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当时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
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十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宋庆龄在文中强调：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当即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当时的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门，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来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深为焦虑，她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上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使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在信中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宋庆龄的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由此更加坚定了剧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时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当时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文章中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当年，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洞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的是来客的夫人。这位客人就是当时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肩宽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复出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恶梦般的10年，并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当时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就在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3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3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从当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而重大的建议。而在此一过程中，宋庆龄又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
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当年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和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将来挽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和恽代英等人。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前往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
1949年国共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念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3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属，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了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当时宋庆龄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一次宋庆龄在给其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蔼龄和孔祥熙夫妇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已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瞻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勃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同她最喜欢的小弟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淬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一次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
有趣的是知道您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
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欣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她家不方便，可以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宋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久，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并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拍尔·孙（孙惠英）带着她的儿子（引发）和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