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0-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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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 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样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自然成了为数不多的种族歧视的对象。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用空谷足音来比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如此义正辞严、指名道姓的谴责，在此之前的外交文书或对外檄文中是无法见到的，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到血脉贲张，心胸里升腾起一股民族正气。
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如是抨击：
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
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为中国辩护，捍卫民族尊严。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总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不时梦呓般失态惊呼“黄祸论”。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种清醒的认识，善良的西方民众据此更是分清了敌友。重温辜鸿铭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黄祸”文章，唤起我们的难道仅是对中国这位最早“斥黄祸”义士的记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英人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纪》和《慈禧外纪》等书，在西方颇为畅销，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这种民族骨气和不凡的气度，在旧中国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的钦佩，就连外国人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英国文豪毛姆来华拜见辜鸿铭，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过去，请他过来坐坐，辜鸿铭坚拒不去，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毛姆不得已亲来造访，辜鸿铭讥议道：“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他还尽情向毛姆发泄着对于来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视的愤嫉心情：“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
抛弃海外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回归中土以后，辜鸿铭自觉地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勇敢卫士，以中国人的名义和流畅的英语，向西方人的歧华言行大胆地提出挑战、抗议，并不懈地教训西方人。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的爱国言行，连外国人都为之感动。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总之，在辜鸿铭那袭破旧肮脏的马褂里边，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民族自尊之烈火。当然，由于他的褊狭，使得其爱国言行，难逃狭隘愚忠之讥。
四、究竟如何守旧、落后
辜鸿铭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详解，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著名文史学家王森然在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学者，对于民族思想之发展计划，真知灼见如此，究不失为一时之俊杰矣。”
辜鸿铭与张之洞青萍结缘，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