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0-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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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权力欲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意味着灾难。
炫耀通常总是在大庭广众间进行，它强烈要求看客的介入，但亦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作家在写作时有可能充满炫耀之心，但眼前并无看客，看客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最有趣的是网络时代的黑客，据说他们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天性淳良，技艺精湛。他们“黑”掉某个网站，往往没有丝毫歹念，只剩下对技艺的炫耀。然而谁在为他喝彩呢？他可连名字都没敢留下呀。
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赢得他人几下的掌声？炫耀的冲动，其实人人有份，而我可能比你更多一些。
48。书呆
典型的书呆子，请参见下文“迂腐”条。我将书呆子形象特征一分为二，自然另有用意。比如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虽然经常被人说成书呆子，但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显然不能归为一类。抬举孔乙己倒也罢了，贬低陈景润先生，会让我浑身不自在，觉得作孽。
首先我想探讨的，不是何谓“书呆子”，而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擅长将读书人称为“书呆子”，所以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试图探讨一种民族性。据我所知，西方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读书郎，通常礼敬有加，好像并没有“书呆子”一说。照中国的标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实在是够呆的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不惜与魔鬼打赌。但是，他仍然没有被人称为“书呆子”，相反，人们总是愿意从所谓旺盛的“哥特式气质”中去理解他的行为。若暂时撇开“迂腐”者，我可说，读书人并非中国独有，动辄视读书人为“书呆子”，才是我们的民族特色。所以，研究何为“书呆子”很可能是个伪问题，探讨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称读书人为“书呆子”，倒不乏实际意义。本人即经常被指责为“书呆子”。我承认自己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两方面都有很大不足，既然不足，自然就有点呆。但若将这点“呆”归结为读书太多，我显然不能同意。首先，我读书还很不够，远远没到书虫的地步；其次，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读书人，不可能把自己弄呆，“读书使人明智”，这是法国随笔大师蒙田的话，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类格言，不缺的当然就是“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破玩意儿。
仔细想想，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书呆子”问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我们目前的现状是，可以按是否读书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读书的，一类是从不读书的。与欧美国家比较，我们在民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反读书群体。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乏这样一种信念：读书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读书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普通人与知识分子在读书上的区别，只在于读多读少，如何阅读，而非要读就当知识分子，不想当知识分子就基本上放弃阅读。根据我本人的生活经历，我发现甚至贵为大学师长的，现在不读书的风气也甚为风行。在中国，读书总是与可见的功利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是科举取士，现当代则是为了高考、评职称。纯粹为乐趣而阅读，为丰富自己心灵生活而阅读，坦率地说，在中国基本上只存在于若干个体之中。
如此恶劣的求知环境，读书人被称为“书呆子”，也就逃无可逃了。庞大的反读书群体，由于无法理解、拒绝想象阅读对于提升个体修养、增加文明素质、丰富个人生活的积极意义，所以只能想当然地将读书人一概视为“书呆子”。将读书人视为“书呆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自己的大老粗身份得到某种捍卫。
在我看来，即使如陈景润之类行为怪诞的数学家，也不能被视为“书呆子”。读书、研究达到一定阶段，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飞翔感，会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远离现实生活，直接在精神领域翱翔。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有可能忘记自家的门牌号码，浮士德也会选择与魔鬼打赌。西方的大量普通人，当然也和你我一样，不具备此种直接在精神领域过日子的能耐，但是和你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知道有这种状态，承认并且尊敬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所以，爱因斯坦不必担心被人指责为“书呆子”，而陈景润就生不逢地了。
中国有书呆子，但比之中国有书呆子更明显的是，中国更有一种视读书人为书呆子的危险倾向。
49。迂腐
感谢鲁迅先生，一想到“迂腐”，我们耳边就会回响起“多乎哉，不多也”的声调，想起那位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绍兴穷秀才。“迂腐”和“贞烈”一样，是中国文化特地熏陶出的两种病态性格。孔乙己的下场和旧中国四处可见的贞节坊，则说明了这两种性格的悲剧性，它们分别由男人和女人来承担。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逐圣弃智色彩，在儒家经典中浸淫既久，一个天资敏慧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被十年窗寒弄得木木呆呆，遇上中人之资，“迂腐”几乎成了他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他们满脑子利禄功名，思想的范围完全被程朱理学所圈定，因而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一边却不具备任何思想者的品质和热望。他们的学问是以学代问，学而不问。先秦思想（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了他们的先验标高，对这些思想臣服式的理解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对构成上述思想之文字一字不差地忆诵，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课业。他们生活在亚细亚小农经济的世态格局中，周遭是艰窘困败的日常生计，眼前是缺米少柴的家常境遇，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却一屋不扫，满脑子充满“修齐治平”的无上宏愿。他们被强制灌输了过高过大过苛的生命抱负，以致其中任何一个家伙都会不切实际地提升自己的人生追求，都会将仅仅成为一位县太爷视为人生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们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又是以使自己不具备任何现实能耐为特征的。简而言之，他们是浑然不觉地被某种“废物”模式培养出来的人间怪物，虽然生活在乡村僻壤，却既不会宰牛，也不会插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被“一条道走到黑”地培养出对现实生计的不屑态度。他们仿佛接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牛痘，该牛痘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在任何世俗层面上成为有用之人的途径，以致当他们以“安贫乐道”自欺自慰时，事实上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转道他投的能力。换句话说，“安贫乐道”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强迫症。当向上发展的空间由于资质或运气的原因而不复存在时，横向发展的途径也随之消失，一旦无法如期成为人上人，就必然成为人下人。
于是我们看到，这批资质平庸的读书郎，虽然满脑子“诗云子曰”，虽然自以为比所有人都更为斯文、更为正经，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手好闲之徒。一件长衫从春穿到秋，一把破扇从夏摇到冬，肚里一把诗虫，身上爬满臭虫。除了在某些乡绅家里课读几班顽童，再没有别种混饭吃的能耐，像孔乙己般潦倒，几乎是这班可怜鬼的必由之路。他们“迂腐”吗？是的，但账得算到传统文化头上，正如中国古代的贞烈女子之所以形成烈火般强烈的贞操观，同样得归罪于传统文化的邪恶影响。由于我一次也没有在西方文化中见到哪位读书郎有“孔乙己”式的性格，这使我敢于断言：“迂腐”根本不是一种性格，就像“小脚”根本不是“天足”。
50。忠厚
“忠”是忠诚，“厚”是憨厚。忠诚会给憨厚贴金，使憨厚升华，憨厚却只能给忠诚抹黑，使忠诚降格。于是，虽然身居高位者历来欣赏部下的忠诚，忠厚的家伙却只能远离宫廷、避开庙堂，老老实实地在街坊里巷呆着，叭嗒着烟斗，在条凳上矮身长蹲，逢人露一口笑牙，道一声“饭吃了没有？”——那意思当然不是打算请你下馆子，而是表明：瞧，我正和您老人家套近乎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里，忠厚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为一种性格，忠厚并非四处吃香，比如在欧美民族那里，它就没什么地位，以致我此刻大拍脑门子，竟想不出一位西方世界的忠厚好人。在中国那就太多了，我们完全没必要费神到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去找，随便看看左邻右舍和单位同事，忠厚汉满地都是。
仅仅二十年前，一个男人只要拥有忠厚品质，就足以成为待嫁娘的“那口子”了。就婚姻而言，忠厚者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婚姻之船不遭倾覆。如果“婚姻是女人的职业”（钱钟书语），嫁给忠厚佬虽然不是什么好职业，一般却不会面临下岗危机。“咱那口子，有贼心没贼胆”，这就够了。浪漫之情固然没有，花言巧语固然不会，但寻花问柳也就不必担心了。中国传统型妇女权衡利弊之后，往往也就认了。她们认为，婚姻就像钉马掌，首要的就是个“牢靠”。鉴于这个认识有着极大的生活指导意义，大量忠厚佬的存在，事实上便奠定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基石。小俩口不用亲嘴也能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无须调情也能生下一窝健壮的儿女，生活稳健得就像一只烧红的土坑。
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至少今天的都市女孩，已不再愿意沦为忠厚者的“那口子”了。随着城里女人流行管丈夫叫“先生”（世上最没道理的称呼），择夫标准也随之改变。虽然她们依旧不能容忍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但也不想付出有婚姻没亲嘴的代价，那也太惨了。现在她们想脚踩两只船，内心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丈夫在内是浪漫的唐璜，风流至极；在外是彬彬的君子，柳下惠二世。今天的女性普遍同意“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甚至还会人云亦云地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么，忠厚算不算男人样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它突然不算了。
不错，忠厚意味着不会背叛，不仅不背叛婚姻，也不背叛领导，得罪同事，总是两只手忙个不停，一只头点个不休。忠厚是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忠厚者的专长是追随，在家里追随老婆，在单位里追随领导和同事，永远不会主动发言，永远只会点头附和，一叠连声地说什么“那是那是”。他没有激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的意识层里总要降低一个等级。旁人感觉到侮辱的时候，他充其量只感到一丝不快，旁人怒发冲冠之时，他充其量只觉得有必要把头扭向一边。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倒也看不出来。所以虽然处处容忍，事事吃亏，好在他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倒也相安无事。相反，任何时候只要自以为赚了点便宜，立刻便扭捏不安起来，内心冲突之激烈，不下于小偷初次行窃或姑娘首次失身。
中国人喜欢忠厚者，却未必愿意被视为忠厚者。这是因为，忠厚天然有着舍己为人的秉性，它是利他的，长着一只萝卜的样子。生而忠厚，对他人常常意味着极大的使用价值和安全感，对自己当然只能意味着被使用的价值，这一点它和田地里的耕牛非常相似。顺着这个比喻，我们亦可顺道得出结论：忠厚属于农耕时代的品质。
人情啊，人情
——错读《儒林》之十八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过年了，街上熙来攘往，乘车的，走路的，走亲串戚，手里都提着东西，大盒，小包，无非是点心、水果，时髦一些则是鲜花、补品。空着手到人家去，不免被人笑话，说这人不懂礼数。
如果你在都城，年关降临，到进京的高速公路边看看，定可见外省的大车小车络绎不绝，满载而来，蔚为奇观。过去是车子开到机关，搬下大箱小箱，再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就像这里临时变成了集贸市场。这样繁忙的景象，大抵在年前要延续十天半月。后来“纠风”了，明目张胆地送，太过招人耳目，于是车子不进机关，只在各地办事处里停靠，然后于暮色中一家一户地“送货上门”。随着时代的前进，官吏们受礼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于是送的东西也水涨船高，愈趋精细：体积越来越小，价值越来越高。大概是十几年前了，一位在经济欠发达省里当着不小职位的官员对我叹息，说：“我们实在太老实了，送礼都不会送，左手提只鸡，右手提只鸭，累得要死，人家还不领情。百姓们更是不体谅，前脚刚上火车，后脚告状信已经到了纪委。哪像人家，几只戒指，几条项链，一个小包就装下了，不显山，不露水，事情都办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送礼又进化得多了。戒指项链算得什么！一张卡，什么都有了。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在哪里都是不能少的。诗曰：“人而无礼，何不遄死。”没礼，简直就没法活了。近来，有人把这“礼”描绘得美妙无比——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谦虚逊让，应对得宜……其实，中国儒家的礼，其核心就是等级，而等级的背后则是权力。为了维持这等级与权力，在“礼”的温情面纱后面，是十分龌龊与残酷的。为什么各地要往京都送礼，各市要往省城送礼，各乡要往县城送礼？就是因为等级在那里摆着。而等级越高，权力越大。送礼不过是对于权力的崇拜与利用。送了礼，就像给菩萨磕了头，既要他保佑平安，又要他保佑发财。
送礼是单方的行为，但《礼》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一来一往，就变成双向行为了。双向就有了人际关系，说得直白些，就叫人情。中国人的人情，大都是同礼数连在一起的。送礼叫送人情，回礼叫回人情。没听往京城衙门里送财物的人说吗——不成敬意，只不过是为了感谢一年来的帮助和指导，聊表寸心，如此而已——多有人情味啊。
不过，同样是有来有往，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据说，一位县太爷过生日，因为属鼠，下属凑钱送了一只金鼠。县太爷一见，眉开眼笑，开言道：“下月是我太太的生日，太太是属牛的。”我不知道这些下属听了之后是何感受，只知道今天的某些县乡，老百姓确实已为当地官员变着方儿收礼弄得苦不堪言。当然县太爷的下属未必会如百姓那样有切肤之痛，因为他们毕竟另有来路，只要不掏自己的腰包，别说送个金牛，如果他当着泰安知府，为了讨好上司，送座纯金的泰山也未必会皱一下眉头。
同是人情，送法不同。这是古今都一样的。
比如老百姓要送个人情，那就只有自己掏钱。看病找大夫，给大夫送；办事找官府，给官府送；孩子上学校，给老师送；车子被扣，给交警送；做个小买卖，给工商送。总之，在等级有差的社会里，他在最底层，只有“往”的份儿。“往”了之后的“来”，则无非就是那些本来无须“往”就应该享受的服务。所以，“人情”对于普通百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负担。
如果送人情的是一位衙吏，那就简便得多了。《儒林外史》里的潘三爷，是匡超人家乡大柳庄潘保正的房分兄弟，潘保正托他照顾匡超人，他自然要尽人情。这人情倒也简便。他把匡超人带回家，家中正有一伙儿赌徒聚赌。这聚赌的事，衙门里没有点靠山是不敢做的。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在出差的路途上，遇到一位年轻人，说是在东北某地做生意。问他做什么生意，他说开游戏机店。那时报上关于以游戏机赌博的报道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