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0-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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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与魏忠贤的不同结局还有一个：倘若你要问一般人，凡高是谁，他也许说不上太多，但他会说“向日葵向日葵”。你再问魏忠贤是谁，回答一定多为不知；倘问到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他会说“一个奸臣吧？”或“一个大宦官吧？”问到史学家或文学家，很可能就是“明朝的一个阉党头目”。阉而党，这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对魏忠贤之流的最大蔑视。的确，史书上的阉货就没个好东西，也就不值得大写的人给予尊敬。然而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个性思想阉割得一干二净的男人，他们的裤裆里倒是坠着二两阳物，你又能说他是真正的男人吗？
康熙与聂明宇
康熙的大名就不用说了，而聂明宇只是电视剧《黑洞》中虚拟的一个人物（虽为虚拟，但此种人比比皆是），而且是个腐败分子，他怎么在这里和康熙“与”上了呢？一想到这是陈道明先后演过的两个反差极大的人物，你会马上“哦哦”一阵：是陈道明的缘故吧！有点，但主要还是靠康熙和聂明宇本身的内在“因素”。
陈道明在本文中的作用，就好比一部小说中的灰线，虽无关紧要，但不可或缺。2001年，有许多地方电视台在同时播放他主演的《康熙王朝》和《黑洞》。观众在转换电视频道的时候，总会在“千古一帝”和“腐败分子”之间跳来跳去。虽说这只是一种巧合性的“蒙太奇”，但从实质上来说，康熙与聂明宇并无区别。你也许会说，皇帝英明伟大，腐败分子十恶不赦——康熙与聂明宇是“贤明君主”对“乱臣贼子”，是针尖对麦芒，怎么说他们之间没啥区别呢？你只有冷静下来想才会发现，这“贤明君主”和“乱臣贼子”，实际是一条线上的人。皇帝手下的官员在没给皇帝出丑添乱的时候，皇帝是臣子的“吾皇”，臣子是皇帝的奴才；某个官员东窗事发，只有惊动了圣上的朱笔（批示），皇帝才开始英明伟大起来，臣子这时就不再是臣子，而是乱臣贼子了。一道朱批，就能立马把皇帝变得英明伟大起来，也能立马把臣子变成乱臣贼子；一道朱批，皇帝不但一下子和他曾经情同手足的腐败官员划清了界限，还立时捞得一个“英明伟大”的桂冠，多妙呀！
谁都知道，那些“乱臣贼子”（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个个都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土皇帝。从政权的角度来讲，康熙是大皇帝，聂明宇是土皇帝；从犯罪的角度来讲，康熙是特大号腐败分子——他所贪所污的是一屁股江山和死后才交的权力；聂明宇则是小号的腐败分子——他的所贪所污顶多有一个地级市的“半壁江山”那么大，其害远没康熙大。这就是说，康熙和聂明宇是一丘之貉，跳看他们的故事，是没有什么“奇”可“蒙太”的。
杨志发与克林顿
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农民杨志发等人，为抗旱挖井，挖出一堆兵马俑俑头和俑身陶片。县里为奖励杨志发的这个发现，发给他三十多元钱。杨志发觉悟高，主动把这笔钱交给了生产队。在以绝对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时代，生产队又把这笔钱奖励给了每个村民，人均四个工分，每工分折合人民币一角八分钱。改写世界考古史的杨志发，因此得到七角二分钱的奖励。
2001年6月20日，为表彰克林顿在结束科索沃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代顿和平奖，奖金为二万五千美元。克林顿虽然在莱温斯基案上拉了一屁股的债，可他还是没忘“觉悟”二字——他一次性就把代顿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波黑的一个慈善机构。对于五十多岁就成了退休总统的克林顿来说，二万五千美元只能算是小钱，因为他精力旺盛，又魅力四射，可以继续“赚钱”。如克林顿退休后，拟出一本在白宫八年的自传，出版商一口气给到一千万美元稿酬的许诺。这且不说了，克林顿出去应酬一下都是钱：他到爱尔兰与百万富翁们打一场高尔夫球，就能得到高达美金六位数的酬劳；威尔斯文艺演出邀请克林顿到场，一次付给他出席费十五万美元；2001年6月，克林顿应邀在上海财富论坛演讲，演讲费高达三十八万美元；澳洲一个省的省政府邀请克林顿在一次科技论坛中演讲，对方的付费是二十六万四千美元。克林顿的身价百倍，这就叫名人效应。
1998年，作为在职总统的克林顿来华访问，他首先在西安落脚，并参观了兵马俑。此前，有很多国际、国内的要人前来参观，但没有一个提出要见一见兵马俑的发现人的。那是下河村一个一文不名的老农，他发现兵马俑也不过出于偶然，有什么好见的。然而克林顿却把杨志发当成了名星来追，说一定要见一见这位了不起的兵马俑的发现者。陕西省有关方面火速请来杨志发，让他穿上新衣服去见克林顿。别说，克林顿真具有追星一族的“素养”，他一见老农杨志发，就请他为自己签名。杨志发大字不识，平生更没见过这么庞大的官方场面，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只好哆哆嗦嗦地在本子上给克林顿画了三个小圆圈，令克林顿赞叹不已。
从此，杨志发的命运自他发现兵马俑的二十四年后，终于有了重大转折：上头指示安排当地最有名的书法家教杨志发练了几个月的书法，以后专门在兵马俑博物馆给人签名；接着，杨志发被任命为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月薪高达八千元人民币。据说，年逾七十的杨志发如果每月在馆内坐馆十天，为中外游客签名，还可另得五千元津贴……名人效应，使老农杨志发也身价百倍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志发改写了世界考古史，却一度没能改写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四年，“等”到大洋彼岸的克林顿到此一游，才改变了他的一切。杨志发和克林顿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这其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说也罢。
李敖与王敬羲
余光中常跟人说，王敬羲（香港一出版社的头儿）的性格与李敖最近。此说源自梁实秋讲述的一个笑话。说王敬羲每次离开梁府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对此早有洞察的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有一天，倒是王敬羲自己憋不住了，他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要说姜还是老的辣，梁先生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如此看来，这王敬羲与李敖倒有几分“神像”。因为总有人说他们俩性情相近，虽未曾谋面，彼此也早已成为没见过面的“知音”了。后来，王敬羲到台湾去，王、李得以谋面，彼此那个亲热劲儿，完全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
李敖：“喂，他妈的王敬羲！”
王敬羲：“喂，王八蛋李敖！”
好家伙，这哥儿俩简直是绝配呀！
张爱玲与张勋
看过张爱玲的一些照片，最不敬的一个印象是，在那些照片上面，统统笼罩着一股幽灵气。说白了吧，那些照片中人就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尽管张爱玲的不少照片属于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艳照，也不失其风骚和独特的一面，但就是有挣脱不掉的死气，以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张爱玲的旧照之所以给我如此印象，我想全是让她那特立独行的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闹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张爱玲素以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著称，也就是酷毙。但张爱玲的“酷”，完全不是现代语境上的，她的那种“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情怀，注定她的服饰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到什么程度呢？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她对和她攀谈的一位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张爱玲这句话，不知让当今那些天天招呼着酷毙了帅呆了的哥们妹们逊色多少！所以说，张爱玲创造的和留下的，没人拾得起。这也正是张爱玲身上（生前）总缠着一股阴森气的缘故。她才不管这些，别致就行。只要别致，她就不管背景如何。有一次，张爱玲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她竟然穿了一套前清留下来的绣花袄裤去，立时把四座带回到尸骨已寒的清朝去，使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张爱玲演绎的“别致”，可谓淋漓尽致。
如此“别致”，且能与张爱玲“媲美”的就算是张勋了。此人是北洋人物中典型的一个封建余孽。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效忠清室的发辫。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的“辫子军”由天津开往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 （1917。6。14）的一位记者，用充满腐臭味的笔调，记述了张勋部队的别致：“……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啻吾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到一列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更“别致”的，当在1917年7月1日清室复辟的“那天早晨，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溥仪回忆录》）据说，“就连用来装殓死人、价值仅仅二十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仅就服饰上的“别致”而言，张爱玲与张勋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社会”之梦
——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 傅国涌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郑振铎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指出：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1〕……
这篇发刊词最初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是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三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意译、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会各界的抗议示威浪潮，“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开枪，死伤二十多人，郑振铎和叶圣陶等愤然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等都拒绝登载。 “激于上海各日报之无耻与懦弱，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4〕。6月3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同事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以免“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舆论”不被报界隐瞒。报纸的名称就是他起的。报纸每天印刷一万五千到二万份，虽然只办了二十一天就被迫停刊了，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6月24日，在他写的“停刊宣言”中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惟一肯承印的印刷厂因种种关系而声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说：“经了这次大事变之后，我们益明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民及一般所谓‘绅士’者的态度与性格。我们对于他们是完全绝望了。他们一点感情之火也没有。像如此的震动全人类的大残杀案，他们对之却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点事，反说什么‘都是学生多事！’一类的无人性的话。他们所要求的是苟安，是奴隶的，待屠的猪羊似的苟安。只要皮鞭还没有打在他们的身上，子弹还没有穿透他们的胸背，他们是安然不动的。这种为奴为隶，为猪为羊都情愿，只求能暂时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年的传统关系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不打破，中国民族是永无救的！”〔5〕
对于无辜者的血，“五卅”惨剧之后不少同胞所表现出的迂缓、迟钝、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所以郑振铎在《公理日报》消失之后，还在《文学周报》一再地提到这一挥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缓与麻木》、《杂谈二则》、《六月一日》等：“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6〕
1926年3月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