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0-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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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希腊文、阿拉美亚文和希腊—伊朗混合文铭刻。石柱记述了阿育王对佛教的皈依和对臣民的德政，反映出阿育王在大规模战争和杀戮后的心态、国策及其治下佛教广播的盛况。坎大哈石柱既是佛教西传的第一件物证，也是这一时期希腊式雕刻艺术东移的物证，堪称文化融合的标志。阿伊哈努姆遗址中所表现出的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的情景，更令人叹为观止。遗址一方面汇集希腊神话、建筑、语言、雕塑之大成，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显示出了阿契美尼德建筑、神祗，阿拉美亚语和佉卢语，以及祆教、印度教、佛教的存在，希腊、波斯、印度文化在此熔为一炉。“如果说，欧洲的思想是通过巴克特里亚而传到远东，那么亚洲的观念也是通过这里和同样渠道传到欧洲的。”（德拉薄语）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时值中国汉朝鼎盛时期，汉武帝着手北击匈奴。汉剿匈奴，致使匈奴西退，逼挤大月氏西向灭大夏（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这些人南出开伯尔山口，横扫印度北部，清除了希腊统治印度的最后痕迹。此次大迁徙造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具有多米诺效应的欧亚人种大融合。公元前138年（汉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大月氏，约其共击匈奴，途中不幸身陷匈奴之囚，持节十年，于公元前128年（汉元朔元年）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翻越葱岭，行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到达大夏，即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张骞到达时，大月氏君临大夏而居其丰饶之地，“远汉，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此行遂成凿空之旅，但他对西域地理、风土、政治、经济、人文各项的考察却记录详尽。公元前115年（汉元鼎二年），张骞再使西域，所谓丝绸之路藉此开通，汉地与西域交通从此繁忙，中外文化交流也开始了新纪元。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东北一处遗址出土的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间，稍晚于张骞出使年代，正值丝路大通之时。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有铸有罗马、安息和古印度佉卢文的金币。值得注意的是，墓葬群中出土了三面刻有铭文的西汉铜镜，铜镜铭文内容皆属“相思语”。其中，二号墓出土的“心镜”具有西汉关中铜镜典型特征。墓主人手中握有一枚伊朗安息朝金币，将中国“心镜”置于胸前，脚下放着罗马皇帝提比留斯时期的金币和印度金币。这位游牧贵族身后被中国、伊朗、罗马、印度四大古文明的象征性陪葬品所环绕，昭示了时人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也生动地描绘出了东西方文化通过丝路在阿富汗地区交融的绚丽历史景观。　　　
　　　　公元前二世纪，贵霜崛起于阿姆河地区，将阿富汗囊入其中。公元前2年（汉元寿元年），贵霜王朝派使者来中国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佛经《浮屠经》（《三国志·魏志》）。这是正史中有关印度佛教最早经阿富汗传入中国的记载。见诸中国史籍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佛陀摩者等高僧，也都来自阿富汗地区。他们携经而来，在译经、注经、传经于中土方面，贡献极大。公元三到七世纪，即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欧亚大陆发生了延绵数百年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耕世界的宏大历史景观。内中原因即其历史动因和动力，迄今史学界研究力作鲜寡。笔者以为其时全球气候条件的改变，十分值得史家注意，此是闲话。但是，东部的中国、西部的罗马和波斯、南部的印度，各自陷于长期混乱，却给阿富汗地区带来了历史喘息之机，使得来自北方粟特地区的弱势民族厌哒乘机坐大，于公元五世纪，建立起北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南达印度的庞大国家。战争，成为文化交通的另一只无形之手。厌哒人的入侵，对印度尤其是犍陀罗佛教文化造成很大破坏，但无形中造成了又一次文化融合。文化弱势的厌哒人借助印度、波斯的语言、文化、宗教，阿富汗地区遂保存下来大量书写在羊皮上的粟特语、突厥语、雅利安语手抄本文献，成为厌哒人存在于史的痕迹。厌哒对阿富汗历史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宗教。他们信奉祆教，崇拜火神，反对佛教。游牧民族的非定居生存方式和劫掠天性，大约是他们不接受佛教并大规模劫毁佛教寺庙的根本原因。经此劫难，佛教文化再也未能在印度恢复，却也无形中推动了佛教的东传，而厌哒统治的松散也在客观上提供了这种条件。佛教北出开伯尔山口，经由阿富汗进入中国，于是有了魏晋时期中国第一次佛教发展的高潮。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山西高僧法显携众赴天竺求法，他途径阿富汗，到达那揭国的醯罗城，即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之间的地区。他在途中翻越“小雪山”，即苏莱曼山。他写下的《佛国记》，成为中国交通阿富汗及西亚、南亚的重要史籍。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厌哒汗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史不绝书。　　　
　　　　所谓盛唐气象，笔者以为主要指唐朝文化上的开放兼收，蔚然大观。一时间，祆、景、摩尼、佛诸教，皆入中土。细想起来，这大约得益于其时西域阿富汗地方统治的疏松，才有诸教传播之畅通。祆教又称祆火教或拜火教，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唐承齐隋旧制，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还为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朝时流行于波斯。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流传大唐之盛况，也透露出阿富汗与中国交通史的许多消息。碑文中所说的吐火罗即大夏（巴克特里亚），公元四世纪起称吐火罗斯坦，都城为巴尔赫，景教是从伊朗经此域传至中国和印度的。值得提及的是，唐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吐火罗和西域九国发兵助唐，景教徒成为穿针人和中坚力量。此碑中还记载了巴尔赫景教徒参加郭子仪军有功于唐的事迹。摩尼教又称明教，其时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教义为宇宙间明暗二宗之争，武则天时期由波斯人传入中国。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唐代宗敕许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后又许在荆、扬、洪、越诸州及洛阳、太原等地建寺。祆、景二教此后渐衰，摩尼教则在江南流传了许久。　　　
　　　　巴米扬，海拔二千五百九十米的河谷之城，公元五世纪即见诸中国史籍。这座城市因其高耸的两尊大佛和山崖上无数的石窟造像群而伟大。中亚地区佛教文化的连续性，集中体现在巴米扬峡谷的佛寺和石窟群上，这种连续性从未因历史动乱而中断。“（巴米扬）王城东北阿，有立佛石像，高四五百尺。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十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像，长千余尺。”（《大唐西域记》）这就是大唐高僧玄奘亲眼所见巴米扬大佛时发出的感叹。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僧玄奘从长安出发赴天竺取经求法。他去时走北路，绕戈壁沙漠，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向南出开伯尔山口和白沙瓦，进入印度；归途走南道，由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喀什噶尔，再沿昆仑山东行。玄奘一路艰辛，往返五万里，历时十七年，往返途中先后到过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巴尔赫、巴米扬和喀布尔诸省。玄奘对阿富汗地区风物人文的细致观察，详尽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此书可谓一部公元七世纪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众多辉煌精美的佛像、寺庙、佛塔，尤其是巴米扬的宝藏，使玄奘大开眼界，艳羡赞叹不已。玄奘见到的东大佛高三十五米，为公元二世纪所造，两边的石窟雕塑为纯粹犍陀罗风格，约成于公元三至四世纪；西大佛为三至五世纪所造，比前者高出十八米，壁龛中的装饰画，则是典型的犍陀罗晚期作品。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公元一至七世纪这里成为东西文化枢纽，其精华为佛教造型艺术。历经希腊帝国、孔雀王朝、罗马帝国、贵霜王朝的历史洗礼和东西文化的雨露滋润，犍陀罗艺术叶茂根深，傲视人类文明史。为记述佛教的传说，艺术家们从希腊罗马艺术中借取了许多图样与技法，他们甚至把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形象直接糅入佛教故事题材中。舒卷的葡萄草纹，头戴花圈的小天使，半人半鱼的海神，半人半马的神怪，和放在拱顶壁龛中的雕像等，以致于史家认为，这些作品直接出于漫游至此的希腊云游艺术家之手。犍陀罗艺术尤以雕刻精致著称。雕像设有围栏，深浅各异的佛像多是着色镀金的，富于叙事性，用以装饰佛塔和寺庙建筑。它们对佛教艺术的永久性贡献，在于把佛教故事雕塑成为视觉艺术作品，得以传之久远。　　　
　　　　2001年2月26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藉口独尊伊斯兰教，下令摧毁全国所有偶像，包括巴米扬大佛。3月11日，两座大佛被全部炸毁，昔日唐僧玄奘所见美仑美奂、绚丽灿烂的艺术宝藏，悉数荡然。消息传来，世界震颤，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创伤。是夜，笔者悚然，久不能寐，惟一涌上心头之念即是：塔利班气数已尽。果然，2001年9月11日，纽约双子塔楼被摧毁，塔利班也因此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从两尊大佛—两座大楼的被毁到塔利班的自取灭亡，笔者似乎捕捉到了蕴涵其间的某种隐喻与象征，佛所主张的因果轮回说跃然眼前。面对愤怒的世界舆论，毁佛者做出种种强辩，首要者即为伊斯兰教反偶像说。翻检历史，偶像崇拜问题，在异教之间乃至各宗教内部，歧见辩论不绝于书，甚至兵戎相见。崇拜偶像与否，各教自有其理，造像也罢，毁像也罢，本无可厚非。其实，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之中，即包含有偶像崇拜的历史渴望，造像与毁像仅只是这种渴望激发出的爱之也深、恨之也切的历史冲动而已。从北魏、北周到晚唐，中国历史上又何尝缺少大规模造佛和灭佛的记录。及至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砸孔教，义和团灭洋教，“文革”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摧毁历史遗产运动——不仅从器物上（举凡一切有形之物），而且从人的思想上（举凡一切无形之思），那既是一次空前的毁灭偶像运动，又是一次空前的造神运动，一时间，全中国矗立起数以百万计的偶像，全社会发行了几十亿枚像章，顶礼膜拜成为每日功课，坊间更时时传出民众或将像章别挂于肉体上的故事，人类毁像造像交加的历史激越之情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每次毁像往往都是为了造新神（包括心目中的偶像），新神一旦造就，最终还将被毁弃，为更新的偶像所取代。与外国不同，只要稍加细究即可察知，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是不见容于偶像崇拜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大规模造神与偶像崇拜运动，大多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有关，而很少是出于宗教原由。中国人用天人合一的道理即可从容解释皇权极端的政治现实，哪里还需要烦劳宗教的帮助。这又是闲话。　　　
　　　　就偶像崇拜而言，伊斯兰教也许是个例外。其从创教之日起便反对偶像崇拜，《古兰经》中对此也是明确规训的。这大概是因为伊斯兰教创教较晚，得以吸取其他宗教的得失教训。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是在剿灭伊朗萨珊王朝的过程中到达阿富汗的，它们在阿富汗遇到了长久的顽强抵抗。先于武力征服了阿富汗的，是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甚而成为阿富汗人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精神武器，而共同的语文和宗教，则有利于阿富汗国家的统一。阿拉伯人的东侵，与正值盛世的大唐撞了个满怀，遂有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其时中国人对阿拉伯的称谓）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决战。此役唐军大败，毙伤无数，被俘者万数，从此葱岭以西尽属伊斯兰世界。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居留十年，归国后所撰《经行记》对伊斯兰教所记甚详，成为中国史籍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纪录。被俘的中国工匠，把造纸技术传到了中亚，并由此传入欧洲；以致撒马尔罕一度成为造纸中心。伊斯兰教并未因自身笃行的教义即丧失了义理中的正义与宽容。正是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得以保存的载体，其自身也从各姊妹文化宗教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营养，汲取了更多有关正义、宽容、仁慈的义理。罢黜百家、独尊回教，却并未成为其摧毁以往人类文明遗产的理由。相反，伟大的君士坦丁堡，改宗伊斯兰教而成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与苏莱曼清真寺光耀同辉，使我们今天仍能徜徉于自古希腊以降欧亚历史与艺术的殿堂。宗教是精神的，艺术是精神的，只有精神与思想的宽容，才有宗教与艺术的融合，才有不同宗教与艺术的共荣。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各个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共识。此外，塔利班发言人的毁佛辩词，还引出了一个人类生存权与社会文化权利平衡的问题。其实，塔利班毁佛恶举遭到天谴民怨的事实，即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人的生存权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整体，才称之为人权，这是一个须臾不可或分的统一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这些年被搅得混乱复杂，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以致于非要人们面对塔利班毁佛之举，才恍然有所醒悟。自然，这些也都是闲话。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崛起，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撞击。百十年间，蒙古人从东亚草原上似潮水般涌向西方，又似潮水般退回，直把个欧亚大陆的民族种族关系搅得天翻地覆。阿富汗历史上举凡一遇到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阿富汗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巴米扬惨遭屠戮，成为“废墟之城”。从赫拉特、巴尔赫，一直到坎大哈、喀布尔，人烟荒芜，文明萎缩。在以赫拉特为中心的阿富汗人民反抗蒙古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酝酿了千年之久的阿富汗民族文化和民族实体，被历史的风雨催生而出。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阿富汗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文明开化的局面，唤出了所谓“阿富汗的文艺复兴时代”，赫拉特一度成为文化的中心，也因之获得了“亚洲佛罗伦萨”的美称。此次文化复兴，莫如说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振兴。宏大的赫拉特清真寺，成为其标志性象征。赫拉特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成为商业贸易中心，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波斯湾北上穿越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和田而进入中原，到达北京的。从此以后，无论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还是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再也未能遏制住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势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历史撞击，使既往文明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现代阿富汗的文明模式和民族国家。这就是战争在帕米尔山结地区展现出的历史伟力，它让人不禁想起歌德的伟大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受过帖木儿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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