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天下宏著，若一册一册地摞起来有40层大厦那么高，一张张打开有200里长，可谓书林之绝品，天下之奇观……要搬运这些本身就是珍贵文物的雕版，需动用200辆次的大卡车。要将堆积如山乱如麻的8万块经版，按724函顺序摆放整齐，这真是世界出版史空前绝后的经历。”当年7月中旬，运送雕版的车队在军队的护送下，从国家文物保护库的地下室一直开到大兴某世代搞印刷的村子，该村的数百名居士全部用手工来重印了这部经书，重印工程全部完工用了四五年。
西来种子东邻开放
在汉文大藏经的影响下，古代和近代就有过藏文、蒙文、满文版的《大藏经》的刊印。日本和朝鲜半岛也开始刊印他们的《大藏经》。而且还因此成了相当流行的版本，如朝鲜的《高丽藏》，日本的《大正藏》和《蛀续藏》。
赵宋皇帝下令雕印《开宝藏》成书后，高丽王朝太宗年间即向宋廷求《开宝藏》。得到《开宝藏》后，高丽王朝即以此为蓝本于显宗二年（公元1011年）开始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大藏经》初雕本。高丽藏因刻印精致，校勘精细而闻名于学界佛界。在它身上能看到宋版大藏经《开宝藏》的面貌。成为日后中国人造藏修经的重要参照。《高丽大藏经》还因其木刻雕版底本至今犹存而著名，为数约八万多块的大藏经版现藏于韩国陕川海印寺内，与《乾隆大藏经》的雕版并成为全世界仅存的两套藏经板。后来高丽学人又结合《契丹藏》（辽国皇帝命人利用宋《开宝藏》并结合北方流传的一些手抄佛经编纂成的藏经）造印了《高丽续藏经》和《再刻高丽藏》。
日本藏经很著名，虽然底本大多来自中华，但古籍保存的善全丰富，校勘的细致精确，排印的实用方便等，都使日本藏经有一种很强的适用色彩，为佛界学界喜爱，竟然成了现代社会最通行的大藏经。
日本最古的大藏经《黄檗版大藏经》（又称《铁眼版一切经》），是一位福建赴日僧人的弟子铁眼道光发心募捐集资雕印的，成书于17世纪下半叶（大概1673年）。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共完成6771卷。印量大，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乾隆大藏经》以后近两百年，中国无新藏经出，一直到了1909年，上海著名犹太商人哈同出资捐制了以日本经藏为底本的中国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藏》）。这时日本藏经在中国学界知名度已经很高，大家重印藏经多以日本版的藏经为底本。哈同花园的女主人的罗迦陵，自小在中国长大，有法国血统，笃信佛教，与哈同结婚后，在哈同花园内辟建了频伽精舍。她聘请佛界多人，在精舍中编制翻印了由日本弘教书院请来的小字藏经《缩刷藏》，并命名为《频伽藏》（《缩刷藏》由日本弘教书院编印，又名《弘教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为底本）。
在所有的大藏经中，比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或者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习惯使用的大藏经是日本学者编的《大正藏》和《蛀续藏》。实际上这两部日本的藏经，吸引中国学界一百年了，于今终于为河北佛协在这两年间引进。他们先后出版了《乾隆大藏经》、《大正藏》和《蛀续藏》，为中国佛学界、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界做出了很大贡献。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一年至昭和九年（1922…1934年）由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博士和渡边海旭主持编辑的一种铅印本大藏经。全藏共100册，其中中国历代大藏经传统收录内容55册，日本佛教著述29册、敦煌写经及其他新发现的古佚佛典1册，图像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
《大正藏》最具价值的是通过了严密博涉之校订，基本校本是宋、元、明三种。即宋刻《资福藏》，元刻《普宁藏》，明刻《嘉兴藏》。此外《大正藏》含润了日本保存中国典籍的长处，不仅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所录经籍的内容，还广事收罗，将唐宋以来在我国内地失传的重要著述典籍也收录其中，更收录了上世纪初在敦煌及其他地方新发现的写经。
《蛀续藏》，原名《大日本续藏经》，由前田惠云，中野进慧等人于1905年至1912年编印。此藏收入了以往《大藏经》未收载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撰述多卷。其中有不少宋元大德高僧的著述在中国久已佚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佛学家楼宇烈先生论及其意义时说：“其中有1000多种典籍是在中国大陆已散佚、唯日本保存的绝版孤本。”因而《蛀续藏》甫一问世，立刻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后人评介，这部千载罕遇的编纂，事实上也凝结有中国佛教学者的心血。著名佛学家、出版家杨仁山就给日本的编纂提供了很大帮助，许多版本都是金陵刻经处提供的。
《蛀续藏》问世后，当时中国文人贤达梁启超、史一如、蔡元培、黄炎培、范古农、蒋维乔等64人具名发起引进翻印《蛀续藏》的活动，1923年商务印书馆如愿承办，影印500部。幸好中国及时影印，日本《蛀续藏》印成后，流传不多，藏经楼突失大火，存书被大火焚毁。日本急从中国回复引进。
上世纪80年代，为与世界佛教学术界使用率最高的《大正藏》接轨，日本佛教学者重新编排《蛀字续藏》，出版了新纂《蛀字续藏》。这次河北佛协翻印的正是这个版本。以前内地学界渴盼得到《蛀续藏》而不可得，偶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的，还是20年代的老版本，而这次河北佛协和河北出版单位影印了一千多部，在中国学术单位、大型图书馆、著名寺庙间免费广泛赠送，深得好评。
对于这次中国重印《蛀续藏》，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感慨道：“80年代初，人民大学没有《大正藏》，我记得我打了引进报告，校长亲自批准，花了12000美元，从台湾引进。那时12000美元的含金量比现在大得多！《大正藏》是比较通行的版本，编的很好。拥有《大正藏》，《蛀续藏》，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一个佛学家所需的佛教经典收全了。”
古代翻译佛经是一条艰苦的心路，你看玄奘走过的路就可知。两种语汇的交流，两种文明的相融，甚至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面貌。古代翻译家们创造了新的语汇，成为了现代汉语词汇基础（有学者说，两次翻译浪潮决定了现代汉语语汇，一次是古代佛经的翻译，一次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西学的翻译）。你能想象如果没有“世界、宇宙、教师、真理、实际、坚持、刚强、结果、原因、战斗、斗争”这些佛经翻译创造的词汇，现代汉语会是什么样子？
词汇之上是“道”，中国古人为永久保存佛之道动尽了脑子。房山石经的镌刻，缘起于中国佛教史上的两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先后两次灭佛，破坏佛寺、诛杀僧众，焚烧经卷。给佛教带来很大损失，有心者开始寻找不易毁灭的保存佛典方式。敦煌造像和石头上的大藏经都是在石头上作文章。实际，中国千年大藏经的历史是与敦煌平行的另一条心灵历史，大藏经是中国古人心中的另一个大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