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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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黎锦熙用的“恭顺”一词，准确精要。兄友弟恭是儒家伦理中家庭内标准的长幼关系，钱氏兄弟的关系确实可以此来衡量。茅盾是当年钱玄同在湖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他忆及当年，有这样一个镜头：秋老虎时节，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儿子钱稻孙高举洋伞跟在其身后，弟弟钱玄同和他并排，但略靠后，一行人安步当车，在湖州的大街上漫步。这种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形象体现的正是一种家族内的伦理秩序。在钱恂之后，再次发起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宗祥曾说：“玄同是念劬教养大的小弟弟，见了这位老大哥比耗子见了猫还怕。”张宗祥曾与钱玄同一起在浙江教育司任职，与钱氏兄弟都多有接触，他的这一惟妙惟肖的比喻至少反映的是局外人的直观感受。应当说在钱玄同和长兄长嫂的关系之中，既有礼的因素，也有情的成分。在钱玄同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到北京后每一年钱恂和单士厘过生日，钱玄同都要到府上拜望，有时还单独请兄嫂吃饭。对于钱恂提出的大家族或关系圈子内的聚会，钱玄同也是随叫随到。1927年2月，钱恂病危之际，家族内因为钱玄同“潜心《三礼》，拥护礼教之故”，请他主持丧礼，钱玄同不能推辞就答应了。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的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想不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有跪拜。
钱玄同在治学和为人上和长兄都颇有相似之处。钱恂生平不以学问名世，不过作为一个外交人才，他以出色的眼光将大量当时的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使钱恂的名字至今在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很多学科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但钱恂本人最钟情的还是小学。他晚年撰家乘中提到自己一生的著述时，首列音韵学著作《韵目表》，称“生平所撰此最精，刊亦最早”。其夫人单士厘也说“夫子好治小学暨韵学”。由此观之，将小学视为钱氏家学也是有相当根据的。钱玄同当年以“十分话说到十二分”著称，他的废汉字、人过四十皆可枪毙的口号都是耸人听闻之论。而兄长钱恂当年在朋友圈内，也是以偏激闻名。眼见国家衰弱而深感救国乏术，钱恂常发一些峻急的言论。早在1895年钱恂就曾在私下对宋恕说“黑发者种类不佳”，搞得宋恕只好以“不敢苟同”相答。1898年，他又在京城中大发高论，认为中国必将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为此张之洞还得为他打圆场。钱玄同这位长兄的爱走极端之性情可见一斑。
长兄对钱玄同的另一至大影响是替他定下了终身大事。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也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经年。而父亲徐元钊又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1904年冬，由钱恂做主，钱玄同和徐婠贞订婚。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多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
黎锦熙称钱玄同为“纲常名教中的完人”，而他最为推崇的是钱玄同在夫妻一伦上的态度：
尤其是对于“夫妇”一伦，他自己的操守，竟非揎拳怒目要维持“旧礼教”的老头子们所能及其万一……他的太太于民十三就大病，经过几次危险，直至现在尚未复元。钱先生尽力医药，“大世兄”亲自服侍，十年如一日。钱先生爱访友谈天，但向来不欢迎朋友们到他家里去，所以我二十年之久，只到过他家里一次。有些朋友劝他纳妾，因为那时候法律上并无明文禁止，在他家庭环境之下又是能许可的，但他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向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有时报告我：“今天我又掉了车轮子’（原注：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
黎锦熙的立意全在从道德伦理的立场表彰钱玄同，却也说出不少钱玄同并不舒畅的婚姻状态。后来钱家兄弟作回忆父亲的文章，说“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这多少有点为亲者讳的意味，多年以后遥忆当年的家庭氛围总会有些温暖的色彩。实际上，钱玄同和夫人的不尽和谐在圈内几乎人所共知。王森然就说钱玄同“对家庭生活颇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师大宿舍十余年，后住孔德学校亦十年有奇”。而无论干什么、“无论何时，未尝见其携眷也”。赵元任的夫人、医生杨步伟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25年的一天，钱玄同很着急地到杨步伟的诊所，“可是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1926年初，钱玄同太太的病被确诊为子宫颈肿瘤，采用的是当时非常少见的放射疗法，费用也是相当昂贵，每天要二十大洋。而且病情曾发展得非常严重，一度被告知病危，这使钱玄同精神和经济上都非常紧张。在次年他给胡适写的信中有“一年多以来，贫（我）病（我妻）交攻，心绪恶劣，神经衰弱”之语，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也许正是丈夫和儿子们的精心照顾，徐婠贞较丈夫多寿。1949年2月徐婠贞去世，那时解放军大军刚刚进城，儿子钱三强正准备在新政权下大展身手，而距钱玄同去世已是十年了。
钱玄同和徐婠贞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早夭。父辈的地位和资源明显惠及后代，钱家成年的三个儿子非出自北大，即出自清华，长子秉雄和次子三强还曾分别留学日本和法国。而钱三强在今日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已远超乃父。
对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儿子们在不同场合的回忆中，都提到父亲趋新开放的态度：让孩子们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自己选择学习的专业。这也是和当年钱玄同公开言论中的形象一致的。1919年钱三强入小学，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玄同确实是以做“新中国的新人物”的目标来塑造自己的下一代的。兄弟三人先后就学的高师附小和孔德学校均是国内率先采用白话文和注音字母来进行启蒙教育的。钱三强后来说：“1919年我入小学的时候，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和注音字母，父亲为我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与钱玄同当年站在书架前读《尔雅》识字相对照，两代人幼年教育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1933年，二十岁的钱三强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那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钱三强要有牛劲，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体现了钱玄同期望儿子成为与自己和父祖辈完全不同的“新人物”的心情。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如今这四个字刻在了北京福田公墓钱三强的墓碑上。
不过，在家庭这一私下的空间里，钱玄同也有和当年的公开言论不尽一致，甚至是相反的时候。1938年的元旦，正在巴黎求学的钱三强，收到了父亲久违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国五年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从光宗耀祖到保存国粹，字里行间，显示的是与当年的公开形象截然相反的钱玄同。但如果能够知道，早在1920年钱氏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那么，这封信中所显示的立场和情感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我们也不至于仅以五四时期的公开言论来单向度地理解钱玄同了。事实上，新文化人在言论和行动、公开主张和私下认知、思想议论和立身行事、新文化的潮涨之时和潮落之后，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分裂。胡适所说的“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透露的正是此中信息之一。
也许，钱三强是能够部分地理解父亲的情感的。1947年，钱三强归国前夕，他和何泽慧的长女出生，钱三强给女儿取名作祖玄，即纪念祖父钱玄同之意。钱玄同一生反复改名，以名字言志。地下有知，对儿子的用心，当会心一笑吧。
在事功与著述之间
？ 张晶萍
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十七岁的江苏学政王先谦任满交卸后，即请假两月回籍修墓。第二年，呈请湖南巡抚代奏开缺，获准。从此，他优游林下，专以著述为能事。在晚清民初的湖南历史上，少了一位显宦，而多了一位硕儒。
王先谦的中年致仕曾引起很多人猜疑。按理，王先谦少年早达，仕途平坦，原不该产生退隐之意。他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年方二十四岁。之后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清代有“相必出于翰林”之惯例，点翰林向来被看作清要之选。因此，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事实上，他先后七次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叠充文衡，门生弟子无数。而在朝廷中，又历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1885年补授国子监祭酒，同年八月奉旨充江苏学政。任满时，齿未盈五十，才足以有为，所谓年富力强，前途无量。只要王氏继续在京供职，“回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瞿张即瞿鸿与张百熙，瞿曾充军机大臣，张曾任管学大臣，均为晚清湖南所出的显宦。王先谦如果循照惯例，继续任职，位至公卿、备极殊荣自是应然之事。然而，就在人们寄予厚望之时，王氏毅然选择了退隐，令旁观者莫窥其蕴，始终猜不透其中玄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王先谦放弃锦绣前程、毅然回归故里？且让我们看一看王先谦本人是如何解释的。1889年，即正式开缺的同一年，王氏在与门生缪荃孙的信中吐露心声：“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疾病缠绵，春深始渐向愈。公私百未料理，宦游本非素愿，重以嗣续尚虚，心境恶劣，出既无补于时，不如屏迹读书，稍有自得之乐。此所以长往而不顾也。”这里，说出了三个理由：疾病、子嗣与宦情本淡。以后，王先谦也动辄以此事为例，说明自己并非恋栈之人。如戊戌时期，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王在与毕永年书中表示：“仆在苏学任内，以遭家多难，儿女夭折，万念灰绝，决计归田。”那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有万里鹏程，而毅然弃之；官且不想当，更何况一个书院山长的位置。
此种解释得到了王氏同乡好友李桢的支持。1901年，李桢在为王氏六十寿所作的贺文中，说王先谦中年饱历其家忧患之故，宦情久淡。王氏之子兴祖、祖陶、祖恩在合撰的《先府君葵园公行状》中也说：“先府君官情素淡，因家门多故，子女夭亡，在江苏两庶母各生一女，又皆逾期限而殇，中心忽忽不乐，益生厌弃世故之意，加以到任后，频患脑后虚惊晕眩，时惧颠越，久而益甚。假期已满，而病体未痊。”
衡之以王先谦的生平，这几个理由实在是很充分。今天，当我们再读《虚受堂文集》时，最感慨的莫过于其中篇幅不少的诔文。王先谦一家，门庭不旺。兄弟四人，长兄王先和（1829～1853）、仲兄王先惠（1837～1857）都先后因读书过于刻苦，或许还有压力太大等因素，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季弟王先恭（1849～1871）也不幸在二十岁左右去世。再说到王先谦自己，一生先后娶张夫人、周夫人、李夫人以及宋妾、毛妾，张、周两夫人都是婚后两三年就去世。尤为痛心的是，王氏所生儿女，旋生旋亡，无一成长成人。不要说儿子，就是女儿也不存半个（后来的兴祖、祖陶等均是过继来的，祖恩是王氏年逾古稀时才得到的，且多少有些疑问）。对于王先谦来说，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官当得再大，又有何用？王先谦在写给晚清名士、亦算是门生的李慈铭的诗序中说：“余早丧两兄，自官京师，赖弱弟在南侍母。辛未病殁，余不得已迎母北来。连年丧亡之戚，自馀家人外，儿女及侄女辈，乃至八人。盖望子育孙之切，天下殆未有如吾母之甚。哭子恸孙之惨，天下亦未有如吾母之甚者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的问题是王母鲍太夫人的心病，又何尝不是王先谦的心病？家庭多故，导致对事功追求热情的减退，是再自然不过了。从王氏年谱来看，在致仕之前，因为家事之累，王氏就有多次请假的行为。如1865年乞假南归，1870年在结束云南乡试后乞假三月省亲，1871年又因弟弟先薛久病续假三月。此种动辄请假的情形诚属罕见。因此，王氏自己的公开解释原也是上合天理下应人情了。
然而，王先谦的心情似乎又不完全是由家庭原因引起的。他于1889年所作的《病中乞休得谕旨，敬成二律》有“霜宵照阙心依月，尘镜窥人首似逢。所恨满腔生物意，未教行雨代神功”、“分明疲马不任勒，里老欢言衣锦归。剩有豪情寄烟墨，唯应清梦入云扉”等句，以“疲马”自况，是指自己不能胜任官事？还是指朝廷视自己为无用之物？似乎两者都有。特别是在与缪荃孙的信中，除了对家庭多故的慨叹外，还时时流露出对世事的无奈，如谓“出即无补于世，不如屏迹读书”。何以无补于世？难道是王先谦的官做得并不顺？
大约在1911年即王先谦七十岁时，友朋门生纷纷以诗文祝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