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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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无补于世？难道是王先谦的官做得并不顺？
大约在1911年即王先谦七十岁时，友朋门生纷纷以诗文祝寿。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位都提到王先谦中年致仕之事，如瞿鸿玑、李宝淦等。前者是评事功与著述之间的得失，后者则说王先谦因“抗疏论事，不报，遂移疾归里”。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王先谦归隐，不仅有家庭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
如此说来，则王先谦之急流勇退，由事功折向著述，并非于著述情有独钟，实乃缘于世事的不可为、事功的难成就，说白了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先谦的履历。王氏虽然自通籍以后，从翰林院、国史馆到国子监到江苏学政，始终与文事相始终，却关心时事，思想开通，以重事功讲经济而著称。在光绪朝中，王先谦亦是进言献策的积极分子。大凡当时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无不涉及，瞿鸿玑说他“上书陈说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体要”。如主张通商，再三申论招商所船舶须扩充海外；如论改革军政，宜效法欧美，并于各省练兵慎选统将。这些计策，也有为朝廷采纳而取得成效者。在《与曾袭侯》一书中，说：“愚以为练水军防海外，则外人不敢轻藐，可以立振国威；集商货出洋，则外人乐其流通，并可以暗减交涉控驭之要，或在于此。是以去冬（指1881年——引者注）有请饬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设立公司之疏，谕旨以为颇有远见，幸即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兴公司，设伦敦总管，其始事一归妥实，务矫招商局员之习，不涉官中一字，不领官中一文，当可持久无弊。”建言被采，功效立见，王氏喜悦之情溢于言辞；王氏之才也得到他人称赞与认可。有谁知道，世人心目中的顽固守旧的土豪劣绅，曾经还是晚清时期较早具备国际眼光的人呢？
然而，总体上看，王先谦终究没有能够大显身手。尤为重要的是，奏请罢三海工程、参劾李莲英，最终阻断了王先谦的仕途，也打碎了王先谦建功立业的迷梦。
1885年，王丁母忧期满（王母鲍太夫人于1882年去世，按照礼制，王先谦即刻回籍守孝）。六月十五日，奉旨补授国子监祭酒。大约是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当然也是出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新官到任，王先谦的第一把火即是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他说：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国库竭于上，民生蹙于下，本该上皇太后、皇上旰宵惕励之秋，竟然还有人倡议修三海工程。三海地方宏阔，工费浩繁，各地进贡的钱不够，势必要动用国库收入。当今两广、两湖、两江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不如将修三海工程的款项用于广赈灾区、全活民命，岂不比台沼游观更为愉快吗？皇太后、皇上应当念念为国、事事为民，巩固国基。等到民生乐为、国势自强之后，皇太后、皇上再寄情游娱也不为晚。精通史事的王先谦还搬出先朝胜事：当年唐太宗要修乾阳殿以备巡幸，结果采纳了张元素的进谏而停止；唐敬宗想在宫中建新殿，也被李程所谏阻。这些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美谈。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何必要逊于古人？然而，王先谦的皇太后与皇上不是历史上的唐太宗，并不想立虚心纳谏的美名而流芳千古。更何况拍马屁的佞臣历朝都不乏。王先谦此折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忠言逆耳，但好歹没有追究王先谦的责任。
三年之后，也即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期满的那一年，王先谦的湖南人脾气又犯了，再次上疏，弹劾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总管太监李莲英。太监专权，本是历朝的一个痼疾。清朝建立后对此多方防范，此前也未出现太监擅权之事。然而，慈禧太后掌权之后，渐有太监揽权之现象，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王先谦当然没有胆量直接指责老佛爷驭下不严，但指责老佛爷的宠信“秉性奸回，肆无忌惮，秽声劣迹，倾动中外，惊骇物听”，说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英不安其分；要求皇太后、皇上严加惩办，否则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虽然没在太岁头上动土，却也是在千岁头上动土了。
此事的后果之一，就是王先谦的自动引退。在王先谦晚年弟子们的回忆中，颇有惊心动魄之处。如马与龙在《纪葵园师居家兑职始末》中说：“葵园师以国子监祭酒，在江苏提学任内，疏参李莲英，不报，乞病归。”这里还仅仅是说“不报”。欧阳翥在《葵园先生百有六岁纪念献辞》中说：“葵园太老师壮年以大翰林不经朝考，出主江苏学政……任满时，以参内监李莲英致仕回湘。”也将王先谦的致仕与参劾李莲英联系起来。黄性一则在《寿王葵园先生》中说：“葵园先生之退休林泉也，以请惩太监李莲英，有忤清孝钦后，几遭不测，遂托病告辞。”岂止是不报，还差点送掉性命。曹典球也有类似的说法：“光绪十四年江苏学政任内，有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以侮逆西后，罪在不测，而清廷惮于清议，以折留中，使廷臣讽之托病请假，十五年，乃开缺回籍，从此优游林下，专以著作为事。”持此说者多半为王先谦及门弟子或忘年交。如王氏晚年与曹典球共同研究地理，所著《五洲地志图略》多赖曹氏襄助。马与龙在王氏晚年寓所凉塘寄居一年余，协助王氏校书刻书。因此，所说不为无稽，有可能是听王氏亲自道及。不管是否真的有杀头之险，但王先谦的退隐，与参李莲英一事有关，当可以断定。
对于此种后果，王先谦并非毫无估计。两年前即1886年，与王先谦颇有交谊的浙江义乌人朱一新，即因参劾李莲英遭到降职处分，朱一新因此乞归田。王先谦有诗赠朱：“气清骨直应休名，今日翻缘谏得旌。乍了乘轺新事业，来追折槛旧家声。”赞扬朱一新的气节；又安慰朱一新：“及时好补南陔咏，未必朝廷舍此人。”无官一身轻，正好可以专心著述；而早晚有一天，朝廷会明白忠臣之心。既有前车之鉴，王先谦何必还要重蹈覆辙？若说王氏只是为了邀得直谏之名，则实在是有些冤枉他了。事实上，他非清流之辈，并不以进谏相标榜。他曾表示：“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直谏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敢于犯忌，乃出于臣子之愚忠，有见于清廷若不能整肃纲纪、改弦更张，势必国基动摇、国祚难绵。更何况王先谦所言也是事实，并无陈义甚高之弊。
要成就忠臣之功，还须遇英明之主。所遇非明君，而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所浸淫的王先谦却依然忠心不改。归田后，筑葵园。葵者向日，葵园者，寓思君之意也。在退隐等待期间，王先谦的矛盾与痛苦，时时流露在与友朋的书信间。“先谦家居寂守，乏善可陈，惟头眩旧疾十愈其九，即竟日伏案，三鼓就寝，不觉其劳。非必无志奋飞，而后顾茫茫，百虑为之灰沮，自分此生殆将终老邱壑矣”。所谓“非必无志奋飞”，表明王氏心有不甘，对于事功依然有着向往，故而虑及要终老邱壑，未免心惊。在王氏内心深处，恐怕亦幻想有朝一日清廷终究能明白他的忠诚，自己能东山再起一展宏图。然而，几年过去，清廷并未有起用王氏之意。时至1895年，王先谦依然还不能十分确认，此生真的要终老邱壑。“先谦伏处家园，把书度日，今年逾五十有四，而后顾仍复茫茫，实亦了无意趣”。既然事功不可求，就只能自我安慰：“名山撰著，自定千秋，矧时事如斯，勇退为是。”
那么，王先谦是真的以著述为名山事业吗？亦不尽然。近代的湖南，曾左彭胡以儒生而成就中兴之局，激励了湘人建功立业的热情。这种情形无疑也影响了王先谦，意欲踵中兴曾胡诸老立功名亦在情理之中。军功的建立固然要有历史机缘，而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可以作为之处实在繁多，相比之下，著述之名山事业，似乎非时务所急。王氏虽然选择著述，却并非从此遗忘世事。当与著述伴终生已成定局之后，只好寻求著述胜于事功的正面意义。而乡前辈周寿昌的经历似乎也在暗示王先谦，与其寄情于不定之事功，不如壹意于著述。
长沙周寿昌，字荇农，号自庵，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早期的周寿昌一如早年的王先谦，仕途通达，眼看着就要跻身显要了。出于报知遇之恩，因此更加竭尽忠诚，弹劾无所避忌，招致权贵侧目，正好周氏以丁忧回里。待到曾国藩再出督师，周氏也曾想因此再建功名。然而因与胡林翼不合，卒不能实现心愿，最后以疾病告退。晚年僦居京堂，终日以丹黄自娱，手不释卷，写成《四史补注》，成为著名的学者。在名流显宦不计其数的湖南，周寿昌实在不算突出，甚至可以说毫不起眼。然而，却因祸得福，在学术上建树不凡，连以虚骄著称的叶德辉，也不得不承认：“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周氏有意立功，而功不显；无意学术，而终以著述名。人的一生，似乎冥冥之中，都有天意在安排。周氏的可悲之处，在于疲精耗神于自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功名上。周寿昌的经历，正是王氏之前车之鉴。也罢，不如趁早归去。
王先谦曾以著述的成功来安慰事功不显的周寿昌。有意思的是，瞿鸿玑也用类似的话评价王先谦。他说：有人总为王先谦当年的退隐而惋惜，说若当时王先谦还朝，回翔禁近，循资平进，亦得致公卿，又怎比不过那些当世的达官贵人？然而，就算是王先谦能乘时得位，也未必能大展身手，实现其抱负。还不如抟精肆力，网罗文献，成一家之言，裒然述作与身等，俯仰千秋而有余乐。得失之间，本无须辨。瞿氏所言极是。古人云：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三者俱为不朽。立德为上，而仅属于少数的圣人贤人，凡夫俗子难以成就。事功之成，要有历史的机缘，非个人所能主宰。著述之事，相对而言，是能够自己主宰的。著书立说，原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么说来，王先谦的弃官归田、专事著述，竟也值了。
多少年后，当人们论及王先谦在光绪十五年的无奈之举时，总是更愿意将它与王先谦的学术志向联系起来。杨树达就声称：“余于先生独有所敬服者，先生为清同治乙丑科翰林，官制，大抵循资累格，有一定之标准故也。先生官至祭酒，早已开坊，如居京供职，十余年后必可拜相。先生久在京朝，此等掌故，固明知之，顾竟于江苏学政任满以后，请假回籍，闭门不出，终日埋首著书，求于学术有所贡献。十余年后，安坐可得之宰相位置，竟尔掉头不顾，此等高人之识解，岂寻常人所可反赴？”惊叹道：“先生弃宰相而从事学问，真是大智慧也。”其实，这只是一种事后推论。不知当初葵园老人作此抉择时，内心经历了多少矛盾冲突与无奈。门庭广大、著述等身，原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事，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罢了。
梁启超怎样当父亲
？ 丁胜如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名教授之一，曾在时务学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执教。有人问梁启超信仰什么主义，他说：“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又问他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他回答说：“拿趣味做根底。”梁启超说自己做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他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大都是失败，或者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然而总是可以一边失败，一边起灶，他不仅能从成功中获得乐趣，更能从失败中获得乐趣，因此总是活得有滋有味。
一
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她比梁启超大四岁，生有三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来喜，系李蕙仙带来的奴婢，1903年嫁为妾，生有六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的九个子女，人人不凡，个个成才。
梁启超对儿女充满着深沉而强烈的父爱。他九个子女先后有七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同时有五个子女求学海外。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多么喜欢、疼爱自己的儿女们。
梁启超对海外儿女们的思念是出了名的。在这段时间，两代人以书信倾诉着彼此的苦和乐、悲和欢，他们互相惦念着、鼓励着。父亲对子女没有任何说教和指责，只有循循善诱，每封信中都充满了真挚的爱。这爱变成一种力量，注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对他们未来成才大有助益。
1922年一次酒后，梁启超怀念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拿了一张纸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为了培养孩子，他又很能控制自己的感情，鼓励他们向上。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又写给思庄：“你想家极了，这本难怪，但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成为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快活呀！”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他在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书信，传递了两代人之间的情谊。除了倾诉亲情以外，他们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人生哲学。所以说，梁启超对待孩子们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而又十分理智。作为一位近代教育大家，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确实下了极大的功夫，对育子之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二
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人的特点，注意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并且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思庄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态度。思庄在加拿大考大学是一件大事，究竟上哪家大学？当时他希望思庄在加拿大读大学，在1926年2月9日的信中写道：“庄，暑假后进皇后大学最好。全家都变成美国风，实在有点讨厌，所以庄庄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学一两年，是最好不过的。”他还在1926年6月5日的信中鼓励道：“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我写的一副小楷，装上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