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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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毛主席一直强调革命的两杆子（杆、笔杆）为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入团第一天，团部就发给我两套簇新的三合一黄军装外加一件棉大衣，这叫板儿服。此外就是听取和学习旗手江青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树立革命样板戏的丰功伟绩。为吹捧江青，团里的人都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样板戏属江青，江青就是样板戏。其实这是弥天大谎。像她这样公然、毫无顾忌地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改改弄弄就据为己有的文艺扒手，全世界绝无仅有。八个所谓样板戏全部如此。《智取威虎山》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文革”前就有同名电影和京剧；《红灯记》原名《自有后来人》，早已拍成电影；《沙家浜》改自沪剧《芦荡火种》；《龙江颂》改自闽剧《龙江之歌》；《海港》则源于淮剧《海港早晨》；《红色娘子军》也早有电影；《白毛女》更是家喻户晓的老戏。这样一些早已被社会公认的文艺作品，一下成了江青的作品。为了给抢夺正名，江青首先抛出一顶大帽子，说这些作品都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被说成是毒草。否定之后，江青又发明了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像裁缝改衣服一样，江青组织一些人，根据“三突出”原则将上述作品修修改改，填填补补，再换个名字，如此原来的“邪戏坏戏”就都脱胎换骨，成为“样板”，而且不许说是改编的，不许提原作及原作者的名字，一律冠以“集体编剧”，换句话说编剧是江青。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原作者自然不服气，其中《林海雪原》作者曲波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完全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嘛。”此话传到江青耳里，那还了得，旗手决定杀鸡儆猴，在一次会上江青点名：“曲波这人有历史问题，你们查一查。”于是曲波就进了“牛棚”，从此再也没人敢吱声，有人说这是夺子杀母，一点也不错。
为了树立维护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甚至动用子弹和刺刀。就在我进《海港》剧组时，上海郊区发生一起因演样板戏而送命的事情。当时因无其他戏可演，大小剧团均演样板戏，奉贤县一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演出时未按江青指定的剧本，为吸引观众，加了一些噱头，被说成是破坏样板戏，为首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演戏而犯法送命恐怕罕见吧！
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样诞生和确立的。这一切都提醒教育我：必须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其实这是在搞政治不是在搞戏。
为了笼络大家，让我们死心塌地紧跟，江青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对样板团生活要特别照顾。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困苦，一般职工每月工资才三四十元人民币，肉、鱼、鸡、蛋各种副食品全部都凭票供应。上海一个人一个月只配给一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外地更差。而我们每人每天伙食费就有两元（演出另加），每天大鱼大肉，人们称之为“样板儿灶”。
对我们这支文艺军，各地军政首脑都奉为上宾，不敢怠慢。我们常到外地演出，每到一地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自赴机场或火车站迎候。最初我奇怪：这些大官怎么如此看得起我们这些唱戏的？后来我方明白他们迎接的不是我们，而是江青，对样板团的态度也就是对旗手的态度。江青对此十分重视，有一次我们到辽宁慰问演出，陈锡联只派军区文化部长接机，江青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陈对样板戏看不起，吓得陈连连检讨，从此没人敢怠慢。
每个人都有思想，为了便于掌握，板儿团内部采取特务式监控。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著名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一夜之间，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将张的老底都端出来，言之凿凿，气势吓人，上海滩议论纷纷。作为板儿团嫡系，我们当然不会卷入其中——而且连想也没想过。只不过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路过静安寺时，看到街上有很多大字报，我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本来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却被人密告上去并由《解放日报》写成“内参”，说我“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等等。这多卑鄙、多可怕啊！
夜见张春桥
修改剧本在长乐路一幢小花园洋房中进行。该房原是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艺人麒麟童周信芳的家。1966年“文革”开始，周信芳就被揪出来全家扫地出门，后周自杀，该房也被充公。修改由我执笔，李晓明、李丽芳、朱文虎等主要演员组成创作集体，讨论修改方案。毛主席就是一句话：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怎么改就看我们。经反复讨论确定一条原则：既体现落实主席指示，又不伤筋动骨。原则好定，具体体现就不那么容易了，得有好点子。这一任务责无旁贷落在我肩上，我深感压力。我分析剧本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特别是钱守维。原来的钱守维用党的话说属旧社会留用人员，未好好改造，因而思想落后，腐蚀青年，属思想意识问题。改成敌我势必要有“反动动机”、“蓄意破坏”、“严重后果”。根据海港生活实践我保留了钱守维的“身份”，但由于他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因而心怀不满，不仅腐蚀拉拢青年，而且收到当天傍晚将有雷阵雨的气象预报故意隐匿不报，从而造成露天堆放的出口粮食受到损失。如此钱守维就从原来的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我性质的蓄意破坏，既落实了毛主席指示又不致伤筋动骨。有人认为这主意好，有人觉得不理想，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最后定稿拍摄成电影时还是采用了我这一方案。这是后话。
集体讨论定出方案后还不能动笔，得向于会泳汇报，于点头后我方才提笔。大约二十天我按照提纲写出修改稿，在创作组传阅通过再打印送交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呈徐景贤。徐老三是作家，对创作内行，但他深知剧本的分量，从不发表意见，哪怕片言只语，而是转呈张春桥，由张定夺。我们只有耐心等待。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当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操纵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他哪有心思过问剧本？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张春桥对此十分认真。就在徐老三将剧本送给张一个月不到，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刚上床入梦——当时国内既无电视也没有书看，又无其他文化活动，老百姓天一黑吃罢饭早早上床睡觉——忽听得乒乒敲门声。当时社会乱得很，红卫兵、造反派甚至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胳膊上套上个红袖章就可光顾你家。我虽说进了板儿团，穿上黄军装，但老爸终究在香港，时时觉得自己是异己软档，这深夜敲门更使我胆战心惊。我扭亮电灯，壮着胆子问：“谁？什么事？”
“我——剧组的。”
打开门看，原来是剧组工宣队负责人，他通知我：“立即到康平路去，春桥同志接见。”说完气喘吁吁走了，再去通知别人。类似情况有过三四次。每次都是深更半夜，临时通知，当时绝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苦了跑腿的工宣队。接见地点一般在康办，有时也在锦江小礼堂。出席对象除我还有李丽芳等以及剧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陪同张春桥接见的有徐景贤和当时市革委会一办（管文教卫生系统）头绳树珊。徐、绳二人哼哈二将似的，位于张的左右。除张春桥询问，他俩从不随便说话，毕恭毕敬更显出张春桥的威严。张春桥话不多，音调也不高，总是冷冷的一字一句，而且两只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你，在深夜的灯光下闪烁着阴沉的光芒，让你感到背上有小虫在爬一样，心里凉飕飕的。“四人帮”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我都见过，只有看到张春桥有这种感觉，难怪有人说张春桥阴险厉害，此话不假。
有一次谈剧本，张春桥竟然向我发难。他冷冷地同时嘲讽地说：“张士敏，你很有创造性呀！”
他指的是某一稿中我们将剧中人物装卸队长赵震山写成“走资派”。按“十六条”标准，处级以上当权派才够“走资派”，实际生活中装卸队长只是科级干部，不够格。但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于会泳的主意，其目的是加强矛盾冲突，对此我是不同意的。于说：“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如果样样都依照生活就没戏了。”这说法不无道理；可这是样板戏，不能胡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服从，想不到张却算在我的账上。与会者目光都瞅着我，气氛凝重。我思想很矛盾：讲？还是不讲？讲了于大麻子会不高兴；不讲自己背黑锅。权衡之后我决定实事求是，如实汇报。听说是于的主意，张春桥不吱声了；但他强调：样板戏要处处是样板，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不仅要有生活真实性，还要符合党的政策。
像这样的接见，作为剧组领导、《海港》作曲于大麻子按理应参加，但他从不出席，当时我纳闷，后来我方知道，“四人帮”也是帮中有派，于大麻子直通江青，根本不把张春桥、徐老三之流放在眼里。
江青看戏
我学习写作多年，虽无佳作，可书也出了好几部，但从来没有像写作《海港》这样费时和艰难。平均两个月改一稿，每稿均打印，人家说著作等身，而我是《海港》剧本等身——从开始到结束将打印稿叠起来比我人高，真是消磨时间耗费精力而且没有多大意义。须知并非《海港》这样，其他几个样板《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均如此，创作人员长年累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江青知道创作人员的心情，对此她专门有个谈话，她说：“好戏都是磨出来的，十年磨一戏，你们还不到十年，不要怕磨，不要怕花工夫。”好家伙，十年，慢慢磨吧，反正当时也没啥作品好写——写了反而容易惹祸，遭批判；再说一天二元多的板儿饭，不吃白不吃。如此创作速度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经过一年半的时间，1968年8月，张春桥终于认可修改稿批准彩排，9月底进京向江青作汇报演出，最后由江青定夺。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9月中旬我们来到北京，对板儿团来说北京是娘家，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演出。这次不同，特别于我，这回是按最高指示由我执笔修改的剧本向旗手汇报。剧组里大多数人都见过江青，我却是第一次，怀着一种新鲜好奇的心情。这女人到底什么样子？和电影照片上有无区别？听说她很难侍候，爱挑剔找岔子，这样修改她是否会认可？我浮想联翩。
演出场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北京最好的剧场。因为是修改本汇报演出，所以不对外公演，只是内部招待部队和工农劳模先进人物。9月22、23日连演两场不见旗手踪影，24日休息。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江青和中央的头头们肯定很忙，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认为旗手会来，有人认为不会来。其实这些想法都没有根据，向上面打听也不得要领。9月25日晚继续演出。这天是招待解放军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也许是我敏感，我觉得大会堂的警卫似乎比往日增多，全部荷枪实弹神态威严。观看演出的解放军也比往日到得早，提前半小时全部列队进场，一个个身穿新军装，手拿红宝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进场完毕不许走动，此起彼伏地唱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同时我们剧组也接获通知：进场后不许外出。往常每次演出，剧场总给我和导演在七排当中留两个座位，叫工作票，这次却将我们的位置挪到十排边上，而且不说明理由。这一切迹象显示：旗手今晚降临。进剧组后我跟随活动，因为看得太多感到腻味，虽说每场均有最好的座位，但我很少老老实实坐着看到底，开演后我就溜号到外面逛，差不多演出结束才回来。那天我却老老实实坐在分给我的靠边的位置上。开演时间七时十五分，但过了五分钟仍无动静，我瞅着前面空着的四五排座位，心想这女人不要放白鸽。当兵的一个劲儿唱着语录歌。又过了约五分钟，全场灯光突然大亮，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见一伙人从前方左侧门道里缓缓走进，为首者正是江青，身后跟着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陈伯达和康生，再有就是部队将领。江青向我这边而来，愈走愈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红都女皇”。她身穿一身合体的时髦的黄军装，头戴军帽，头发都藏在帽子里，瘦高个儿和可以作为标记的略长下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白皙的脸上戴一副细黑框眼镜，腮帮微微塌拉下来，显出老相。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场上口号声震耳欲聋。江青含笑挥手走进座位，其余人也循序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她左首，右边是康生、陈伯达等。于大麻子则屈居江青身后。演出中我不时侧目注视右前方的江青。坦率地说，对这位旗手我既不崇拜也不尊敬，作为上海人和上海作家，我知道江青的底细。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从上海拍电影起家，我听不少人——有些还是当事人谈过她的风流韵事。我奇怪的是，尽管她四十年代就成为主席夫人，但几十年来却默默无闻，安于寂寞，怎么“文革”伊始一夜之间，好似原子弹爆炸，她名扬四海灿烂辉煌？对一个女人和三流影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和本事。当然我也不无自豪。不管过去三流也好四流也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她却是至高无上的“文革”旗手，独一无二的“红都女皇”，多少人想一睹其风采而不能。我见到了，而且她看我修改的戏。演出结束，江青上台接见主要编、导、演，我们排好队，我以为她会发表对戏的意见——她是很喜欢讲话的。也不知是没时间还是什么，那天她竟一句未说，只用她那尖细有着山东腔的声音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然后伸出细白的手和大家握手。与其说是握手，不如说是将手赏赐给对方握。怕碰坏名瓷似的我轻轻小心握了一下，那种说不出的凉丝丝、滑腻腻的感觉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上国庆观礼台
见了旗手，听她说：“谢谢。”这就意味着她认可剧本的修改。我如释重负，接下来是10月1日国庆节，登上观礼台不仅是我也是剧组全体人员共同盼望的。在中国，国庆节能上观礼台的除中共高级领导人，再有就是著名外宾和著名劳模、先进工作者，我们能否有此荣幸？我们猜测着、希望着。9月30日晚终于接旗手通知：明日上观礼台参加观礼，而且是全体成员包括服装道具和打字幕的。从这一点也证明板儿团的地位。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有人几乎彻夜未眠。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安全检查，我们依照上面的通知将身上的小刀、指甲钳、火柴、打火机都取出来留在宿舍。为减少上厕所，只啃干馒头，连水也不敢喝。庆典十点才开始，我们八时之前就上观礼台站立。
观礼台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左东右西，我们分在东四台，距离城楼五六十米，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