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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2006-08-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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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毛主席一直强调革命的两杆子(杆、笔杆)为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入团第一天,团部就发给我两套簇新的三合一黄军装外加一件棉大衣,这叫板儿服。此外就是听取和学习旗手江青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斗争、树立革命样板戏的丰功伟绩。为吹捧江青,团里的人都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样板戏属江青,江青就是样板戏。其实这是弥天大谎。像她这样公然、毫无顾忌地将别人的创作成果改改弄弄就据为己有的文艺扒手,全世界绝无仅有。八个所谓样板戏全部如此。《智取威虎山》是根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文革”前就有同名电影和京剧;《红灯记》原名《自有后来人》,早已拍成电影;《沙家浜》改自沪剧《芦荡火种》;《龙江颂》改自闽剧《龙江之歌》;《海港》则源于淮剧《海港早晨》;《红色娘子军》也早有电影;《白毛女》更是家喻户晓的老戏。这样一些早已被社会公认的文艺作品,一下成了江青的作品。为了给抢夺正名,江青首先抛出一顶大帽子,说这些作品都是文艺黑线的产物,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甚至被说成是毒草。否定之后,江青又发明了所谓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即作品中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像裁缝改衣服一样,江青组织一些人,根据“三突出”原则将上述作品修修改改,填填补补,再换个名字,如此原来的“邪戏坏戏”就都脱胎换骨,成为“样板”,而且不许说是改编的,不许提原作及原作者的名字,一律冠以“集体编剧”,换句话说编剧是江青。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原作者自然不服气,其中《林海雪原》作者曲波说了一句:“《智取威虎山》完全是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嘛。”此话传到江青耳里,那还了得,旗手决定杀鸡儆猴,在一次会上江青点名:“曲波这人有历史问题,你们查一查。”于是曲波就进了“牛棚”,从此再也没人敢吱声,有人说这是夺子杀母,一点也不错。
    为了树立维护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甚至动用子弹和刺刀。就在我进《海港》剧组时,上海郊区发生一起因演样板戏而送命的事情。当时因无其他戏可演,大小剧团均演样板戏,奉贤县一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演出时未按江青指定的剧本,为吸引观众,加了一些噱头,被说成是破坏样板戏,为首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演戏而犯法送命恐怕罕见吧!
    所谓样板戏就是这样诞生和确立的。这一切都提醒教育我:必须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其实这是在搞政治不是在搞戏。
    为了笼络大家,让我们死心塌地紧跟,江青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对样板团生活要特别照顾。当时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老百姓生活困苦,一般职工每月工资才三四十元人民币,肉、鱼、鸡、蛋各种副食品全部都凭票供应。上海一个人一个月只配给一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外地更差。而我们每人每天伙食费就有两元(演出另加),每天大鱼大肉,人们称之为“样板儿灶”。
    对我们这支文艺军,各地军政首脑都奉为上宾,不敢怠慢。我们常到外地演出,每到一地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自赴机场或火车站迎候。最初我奇怪:这些大官怎么如此看得起我们这些唱戏的?后来我方明白他们迎接的不是我们,而是江青,对样板团的态度也就是对旗手的态度。江青对此十分重视,有一次我们到辽宁慰问演出,陈锡联只派军区文化部长接机,江青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陈对样板戏看不起,吓得陈连连检讨,从此没人敢怠慢。
    每个人都有思想,为了便于掌握,板儿团内部采取特务式监控。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著名的“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一夜之间,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将张的老底都端出来,言之凿凿,气势吓人,上海滩议论纷纷。作为板儿团嫡系,我们当然不会卷入其中——而且连想也没想过。只不过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路过静安寺时,看到街上有很多大字报,我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本来这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却被人密告上去并由《解放日报》写成“内参”,说我“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等等。这多卑鄙、多可怕啊!
夜见张春桥
    修改剧本在长乐路一幢小花园洋房中进行。该房原是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艺人麒麟童周信芳的家。1966年“文革”开始,周信芳就被揪出来全家扫地出门,后周自杀,该房也被充公。修改由我执笔,李晓明、李丽芳、朱文虎等主要演员组成创作集体,讨论修改方案。毛主席就是一句话: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怎么改就看我们。经反复讨论确定一条原则:既体现落实主席指示,又不伤筋动骨。原则好定,具体体现就不那么容易了,得有好点子。这一任务责无旁贷落在我肩上,我深感压力。我分析剧本情节、人物、矛盾冲突,特别是钱守维。原来的钱守维用党的话说属旧社会留用人员,未好好改造,因而思想落后,腐蚀青年,属思想意识问题。改成敌我势必要有“反动动机”、“蓄意破坏”、“严重后果”。根据海港生活实践我保留了钱守维的“身份”,但由于他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因而心怀不满,不仅腐蚀拉拢青年,而且收到当天傍晚将有雷阵雨的气象预报故意隐匿不报,从而造成露天堆放的出口粮食受到损失。如此钱守维就从原来的思想意识问题变成敌我性质的蓄意破坏,既落实了毛主席指示又不致伤筋动骨。有人认为这主意好,有人觉得不理想,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最后定稿拍摄成电影时还是采用了我这一方案。这是后话。
    集体讨论定出方案后还不能动笔,得向于会泳汇报,于点头后我方才提笔。大约二十天我按照提纲写出修改稿,在创作组传阅通过再打印送交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呈徐景贤。徐老三是作家,对创作内行,但他深知剧本的分量,从不发表意见,哪怕片言只语,而是转呈张春桥,由张定夺。我们只有耐心等待。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当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操纵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他哪有心思过问剧本?但是我们估计错了,张春桥对此十分认真。就在徐老三将剧本送给张一个月不到,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刚上床入梦——当时国内既无电视也没有书看,又无其他文化活动,老百姓天一黑吃罢饭早早上床睡觉——忽听得乒乒敲门声。当时社会乱得很,红卫兵、造反派甚至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胳膊上套上个红袖章就可光顾你家。我虽说进了板儿团,穿上黄军装,但老爸终究在香港,时时觉得自己是异己软档,这深夜敲门更使我胆战心惊。我扭亮电灯,壮着胆子问:“谁?什么事?”
    “我——剧组的。”
    打开门看,原来是剧组工宣队负责人,他通知我:“立即到康平路去,春桥同志接见。”说完气喘吁吁走了,再去通知别人。类似情况有过三四次。每次都是深更半夜,临时通知,当时绝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话,苦了跑腿的工宣队。接见地点一般在康办,有时也在锦江小礼堂。出席对象除我还有李丽芳等以及剧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陪同张春桥接见的有徐景贤和当时市革委会一办(管文教卫生系统)头绳树珊。徐、绳二人哼哈二将似的,位于张的左右。除张春桥询问,他俩从不随便说话,毕恭毕敬更显出张春桥的威严。张春桥话不多,音调也不高,总是冷冷的一字一句,而且两只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你,在深夜的灯光下闪烁着阴沉的光芒,让你感到背上有小虫在爬一样,心里凉飕飕的。“四人帮”中江青、姚文元、王洪文我都见过,只有看到张春桥有这种感觉,难怪有人说张春桥阴险厉害,此话不假。
    有一次谈剧本,张春桥竟然向我发难。他冷冷地同时嘲讽地说:“张士敏,你很有创造性呀!”
    他指的是某一稿中我们将剧中人物装卸队长赵震山写成“走资派”。按“十六条”标准,处级以上当权派才够“走资派”,实际生活中装卸队长只是科级干部,不够格。但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于会泳的主意,其目的是加强矛盾冲突,对此我是不同意的。于说:“生活是生活,艺术是艺术。如果样样都依照生活就没戏了。”这说法不无道理;可这是样板戏,不能胡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服从,想不到张却算在我的账上。与会者目光都瞅着我,气氛凝重。我思想很矛盾:讲?还是不讲?讲了于大麻子会不高兴;不讲自己背黑锅。权衡之后我决定实事求是,如实汇报。听说是于的主意,张春桥不吱声了;但他强调:样板戏要处处是样板,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不仅要有生活真实性,还要符合党的政策。
    像这样的接见,作为剧组领导、《海港》作曲于大麻子按理应参加,但他从不出席,当时我纳闷,后来我方知道,“四人帮”也是帮中有派,于大麻子直通江青,根本不把张春桥、徐老三之流放在眼里。
江青看戏
    我学习写作多年,虽无佳作,可书也出了好几部,但从来没有像写作《海港》这样费时和艰难。平均两个月改一稿,每稿均打印,人家说著作等身,而我是《海港》剧本等身——从开始到结束将打印稿叠起来比我人高,真是消磨时间耗费精力而且没有多大意义。须知并非《海港》这样,其他几个样板《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均如此,创作人员长年累月,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江青知道创作人员的心情,对此她专门有个谈话,她说:“好戏都是磨出来的,十年磨一戏,你们还不到十年,不要怕磨,不要怕花工夫。”好家伙,十年,慢慢磨吧,反正当时也没啥作品好写——写了反而容易惹祸,遭批判;再说一天二元多的板儿饭,不吃白不吃。如此创作速度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经过一年半的时间,1968年8月,张春桥终于认可修改稿批准彩排,9月底进京向江青作汇报演出,最后由江青定夺。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9月中旬我们来到北京,对板儿团来说北京是娘家,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演出。这次不同,特别于我,这回是按最高指示由我执笔修改的剧本向旗手汇报。剧组里大多数人都见过江青,我却是第一次,怀着一种新鲜好奇的心情。这女人到底什么样子?和电影照片上有无区别?听说她很难侍候,爱挑剔找岔子,这样修改她是否会认可?我浮想联翩。
    演出场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这是北京最好的剧场。因为是修改本汇报演出,所以不对外公演,只是内部招待部队和工农劳模先进人物。9月22、23日连演两场不见旗手踪影,24日休息。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江青和中央的头头们肯定很忙,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认为旗手会来,有人认为不会来。其实这些想法都没有根据,向上面打听也不得要领。9月25日晚继续演出。这天是招待解放军三总部(总政、总参、总后)。也许是我敏感,我觉得大会堂的警卫似乎比往日增多,全部荷枪实弹神态威严。观看演出的解放军也比往日到得早,提前半小时全部列队进场,一个个身穿新军装,手拿红宝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进场完毕不许走动,此起彼伏地唱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同时我们剧组也接获通知:进场后不许外出。往常每次演出,剧场总给我和导演在七排当中留两个座位,叫工作票,这次却将我们的位置挪到十排边上,而且不说明理由。这一切迹象显示:旗手今晚降临。进剧组后我跟随活动,因为看得太多感到腻味,虽说每场均有最好的座位,但我很少老老实实坐着看到底,开演后我就溜号到外面逛,差不多演出结束才回来。那天我却老老实实坐在分给我的靠边的位置上。开演时间七时十五分,但过了五分钟仍无动静,我瞅着前面空着的四五排座位,心想这女人不要放白鸽。当兵的一个劲儿唱着语录歌。又过了约五分钟,全场灯光突然大亮,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见一伙人从前方左侧门道里缓缓走进,为首者正是江青,身后跟着张春桥、姚文元以及陈伯达和康生,再有就是部队将领。江青向我这边而来,愈走愈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红都女皇”。她身穿一身合体的时髦的黄军装,头戴军帽,头发都藏在帽子里,瘦高个儿和可以作为标记的略长下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白皙的脸上戴一副细黑框眼镜,腮帮微微塌拉下来,显出老相。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场上口号声震耳欲聋。江青含笑挥手走进座位,其余人也循序进入,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她左首,右边是康生、陈伯达等。于大麻子则屈居江青身后。演出中我不时侧目注视右前方的江青。坦率地说,对这位旗手我既不崇拜也不尊敬,作为上海人和上海作家,我知道江青的底细。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从上海拍电影起家,我听不少人——有些还是当事人谈过她的风流韵事。我奇怪的是,尽管她四十年代就成为主席夫人,但几十年来却默默无闻,安于寂寞,怎么“文革”伊始一夜之间,好似原子弹爆炸,她名扬四海灿烂辉煌?对一个女人和三流影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和本事。当然我也不无自豪。不管过去三流也好四流也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她却是至高无上的“文革”旗手,独一无二的“红都女皇”,多少人想一睹其风采而不能。我见到了,而且她看我修改的戏。演出结束,江青上台接见主要编、导、演,我们排好队,我以为她会发表对戏的意见——她是很喜欢讲话的。也不知是没时间还是什么,那天她竟一句未说,只用她那尖细有着山东腔的声音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然后伸出细白的手和大家握手。与其说是握手,不如说是将手赏赐给对方握。怕碰坏名瓷似的我轻轻小心握了一下,那种说不出的凉丝丝、滑腻腻的感觉至今仍留在记忆里。
上国庆观礼台
    见了旗手,听她说:“谢谢。”这就意味着她认可剧本的修改。我如释重负,接下来是10月1日国庆节,登上观礼台不仅是我也是剧组全体人员共同盼望的。在中国,国庆节能上观礼台的除中共高级领导人,再有就是著名外宾和著名劳模、先进工作者,我们能否有此荣幸?我们猜测着、希望着。9月30日晚终于接旗手通知:明日上观礼台参加观礼,而且是全体成员包括服装道具和打字幕的。从这一点也证明板儿团的地位。
    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有人几乎彻夜未眠。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安全检查,我们依照上面的通知将身上的小刀、指甲钳、火柴、打火机都取出来留在宿舍。为减少上厕所,只啃干馒头,连水也不敢喝。庆典十点才开始,我们八时之前就上观礼台站立。
    观礼台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左东右西,我们分在东四台,距离城楼五六十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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