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2
如果陈方明上了，钟处肯定巨不爽。
事实上，钟处最近已经放出了风声：（陈方明），一个啥都不做的人，一个只会踢皮球的人，当然不会得罪人喽，当然有群众基础喽，我承认自己对人对事是严格的，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但我的严格，虞大头心里该有数啊，我这是在帮他把关啊。做好人谁不会啊？
钟处还引申出一堆感叹，他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电视上露脸的那些领导没有个性，问题就出在选拔机制上，在这种选拔机制下，有个性的人早就在前几轮被刷出局了，压根儿进不了最后阶段，所以我们也别怪电视上的那些头儿平庸了。
我承认他说法新鲜。只是他那种咄咄逼人的话语方式，好像不符合这幢楼里的审美习惯。甚至还容易让听者逆反。比如，我转念就想，如果电视新闻里的头儿，一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谁知道他是不是把骂人当做秀呢，谁知道他就一定比那些中庸圆滑的人更有效率呢？
13
“乡村经济”被综合处夺回去了，这事让我兴灾乐祸了没几天，我就发现自己也面对了两难。
这是因为我正在做的一篇调研《樟树村印染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现状反思》，与“农村经济”有关。
为这个调研，上个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素材收集得比较扎实，有不少亮点，如今调研报告已写了一半，原本想冲一冲下月的好稿奖，但按现在的部门分工，这一块属“农村经济”，现归综合处负责，此前社研处所收集和撰写的素材和文稿，现都被要求移交综合处。
那么，我还要不要再写下去呢？
我对着电脑，一边打着字，一边心里没有着落。因为已经写了一半，停了有些可惜，但如果写下去，最后交给综合处，我能想象得出钟处、汤丽娟可能并不拿它当回事，甚至会叫我反复地修改，以我的经验，越修改他们会变得越难侍候，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找烦。
但如果不写下去，那么我在樟树村呆了一周的工作就没有量化，下月的奖金将少掉一大块，更不用说好稿奖了。
我要不要写？
我决定先去找陈方明问问。
14
我就进了陈方明的办公室。
我装作偶尔进来的样子，说来看看他，顺带问他今年春节单位放几天假？问他今年过年在哪里过？问他孩子明年高考打算考什么学校？ ……
聊着聊着，我就问他，我手头在写一篇调查报告，题材挺好的，我写了一半了，但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因为是有关农村经济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他一愣，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必要，那就赶紧把它写写完，有些事，人不多想也就没那么复杂；而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不写也就不写了。
他说得很真诚又有些高深，我一下子接不上话来。我就和他扯了 “乡村经济”被划入综合处这事。我说，这事好像对祝科长打击很大。
陈方明看着我，眼里是真诚的光泽，他说，你当初对“乡村经济”放了手，这还是聪明的，否则现在心里也会难过的，人太投入就容易失望。
我看着陈方明温和的眼神，心想，他考虑问题的方式果真和我相反，我还以为他会后悔当初任由祝响亮、卓立他们掏了浆糊，如果他当时出手，坚持让我做〃乡村经济〃，没准这块就不会被钟处以“社研处没做透，需要强化深化”为由夺走。
他没说出这个意思，我自己就不好意思提。
我告诉陈方明，至于难过不难过，我早无所谓了，因为我发现在这里要做成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改变点什么那是更不可能的，所以我无所谓了。
我说，只是有些事儿本身让人觉得有点搞笑，比如，综合处这次为什么非要把〃乡村经济〃拿过去，它真的有那么香吗，外面传成啥的都有，还说是冲着你来的？
他听懂了我的暗示。他眉宇间不由自主地跳了一下。他说，在这么传吗？
我赶紧打住。他叹了一口气，他说，随他们去瞎想吧，我不想这么多，想这么多就会心烦，心烦也没什么用，所以不想这么多。
我说：对呀，其实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对于这事，祝科长和部门里的人觉得不太舒服。
这话可能刺了他的敏感。他有点像分辩：唉，你们也别太在乎，太在乎就会太投入，太投入就会受伤害，经历多了，你也会明白，许多事犯不着的，真的是犯不着，它又不是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它又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做得不好上头要说，做得太投入太好，他也不爽，这种情绪是很微妙的。你明白吗？
我告诉他，只要在单位里干过的人都多少明白一点。
他嘴角带过一丝尴尬的笑意，他说，我也知道你们常怪我不争，不为你们争，但其实啊，争只是一时之快，你急别人对你也就急，那些争的人结果都不是太好，唉，小贺，处里的人是不是在怪我啊？
我赶紧说，这倒没有，像你说的，这类事也确实犯不着太在乎，只是在情境中，人的一口气好像难过关。
他脸上有了淡淡的笑，他说，我现在看着有些人在为一点小事、一点小利益大搅特搅的，就会有一种悲悯的感觉，什么事都是越捣腾越会没有尊严。
他的从容淡然，突然让我打心眼里生出羡慕。我问：如果自己想超脱一点，但别人踩上来怎么办？
他说，人与人往往如此，你较劲了，别人也就与你较劲，力与力是交互作用才生的，一方无力，另一方就会消退的，他如果冲着我来，看我无所谓，他弄弄，没兴趣，他也就算了。
我发现陈方明和原先综合处李瑞的性格还是很不一样的。与李瑞的清高、书生气相比，陈方明由于他所处的位置比李瑞高，他每天必须应对和周旋的事就比李瑞多，所以他似乎更了解人情世故。
正因为他洞悉人心因果，所以我能感觉到他更娴熟于用厌倦消解欲望，用圆滑和无为应对压力。他没有剑拔弩张的攻击性，能与人为善处就尽量为善，他不会让场面失控，他周转于各种麻线团中，温和地做一个节能型的人，以减少自己的耗能换得少受伤害的结果。
我有点犯傻地问他，那么，钟处为什么还要冲着你来？
他说，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他弄弄没劲就会退的。有的东西也是长不了的，你说长得了吗？
我知道他与我这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我受不了过程，而他觉得自己看透了因果所以可以忍受过程。我还知道他平时是不会和我说这些的，可能这两天他受到了“不为我们争”的暗示，他对我这个下属吐露这一通人生哲学，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我理解他，因为辩解是每个人的本能。
于是，我看见他脸上突然浮上了一丝前辈对后辈得意着的天真笑容，他说，我这个人能忍，在很多会议上我不太表态，很少说话，这是因为我经常看历史书，读历史多了，就会知道很多道理，那些不表态的人不是无原则，中庸是最需要原则的，而那些叽叽呱呱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结局。
他点了一支烟，他说，不想吭声的人是因为知道吭声也没有意义。
15
岁末的窗外在下着冬雨，我看着陈方明的安静，心想如果我是钟处，我也会把他当作对手的，如果我是虞大头，我会选他而不选钟处。因为他不仅不会带来是非，而且他还会自己消化掉是非，甚至充当是非的润滑剂。虽然他不如钟处干练，但他有他的本事。至于孰强孰弱，真的很难说，就看你彼时彼地需要什么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年我们一直看见虞大头在他与钟处之间玩亲亲疏疏的攻略， 只是最近这半年，不知道为什么虞大头对他突然有些疏远了，而和钟处却突然走近了。
15
我从陈方明的办公室出来，我好像听到走廊里溢满了他的悲观：又有什么意义，又能怎么样呢？也只能这样啊。
我回到办公室，我看着我电脑上满屏的文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篇已写了大半的调查报告，《樟树村印染业发展与水资源保护现状反思》。
我在心里对女儿说，芭比娃娃可能还要等等了，下个月不行了，再下下个月吧。
我点了一下删除，把稿子废了。
遍地迷津（1）
1
快过年了。我去传达室寄贺卡。我看见黄珍芝抱着一只热水袋在跺脚。
我说，你在干吗，是在跳踢踏舞吗？
她说坐在这里越坐越冷了，脚冷。她不停地跺脚。她看上去像社区里的大妈妈了。
她和我聊起春节去哪儿过今年年终奖不知有多少不知道今年年货还发不发以前发年货那感觉就像人民公社连活鸡活鸭都发……她说这一年年的过得真是太快了， 她说，我来单位都已经30年了，一天天过下来，没觉得这日子有多大变化，但回头看一眼，真的是要吓一大跳的，好像什么都变了。
什么都变了。她说，周围的人是越来越生猛了，当然，以前也是猛的，但没像现在这样猛的。她大声说，没像现在这样不加掩饰的。她说，这楼里年纪轻一点的，心都游离在外面了；家境差一点的，欲望都强得撩着袖子想上位了；有点姿色的，有点背景的，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会经营自己的；年纪轻轻的，一个个什么都懂……
她认为我有点书生气，她劝我，人家猛你也别撤，你得顶着噢，咱这单位越来越成香饽饽了，今年公务员考试是25：1，我想到这，都要笑死了，六七年前是人人都想从这里跳出去下海，现在是人人都想挤进这里来，可见海还是不容易下的，还是这里稳定，有权，好办事啊……
她叫我顶住。她说，你不能太书生气的。她说，别和我一样做吃亏人，我这人就是太真实，别太真实，真实有时候是很丑陋的。
她对着窗户外骂了一声，虞大头，老色鬼。
2
我拿着贺卡和报刊，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看报纸。我哗哗地翻着报纸。等着一个下午的过去。
《读书月报》上有篇书评，介绍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说欧洲人400年经历的价值观变化，中国人只用了50年就演绎了一遍，从超精神倾向到极度物质主义，只用了50年就完成了，而且是完成在同一代人身上，其间的张力、压力和忍耐，是不可思议的。
我盯着报纸，觉得这说法还真靠谱！黄阿珍刚才用大白话不就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我想，这些年天天坐在单位里过着循环往复的雷同日子，但回过头去看一眼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就发现价值观的变化比这个时代还快，我们绝对该服了，我们一声不吭居然完成了这么大的变化。从我坐着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的街景，我噗嗤笑了一声，如果说还有什么没变，那可能就是大家都想当官这点没变，还有就是远处那条城河的流动方向没变。
3
我把一些报纸送进陈方明的办公室。趁着祝响亮这阵子没状态来管我，我又开始有事没事地逛入他的房间。
我把那张《读书月报》上的书评和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向他贩买了一通。我说，这观点挺有意思。
陈方明最初一下子没回过神来我在说什么，后来他弄明白了，就说，变化确实是大的，好在人在情景中，不太觉着，你说中国人50 年完成了欧洲人400 年的价值变化，这话我认同，但我觉得最绝的倒不是什么都变了，而是什么都变了但一天天过着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是啊，这样一想，我真服了我们，在这些价值观的瞬息万变之间，有时候甚至找不到它们转换的逻辑，但它们不照样在人心中完成了演变吗！而且雁过无痕，你都看不到一丝分裂的感觉！也可能中国人心硬，经历了太多，一代代人下来，本来就无所谓这种内心逻辑和依据；也可能不需要逻辑才能过日子，才能活着。这就是活着的命题，要不你又想怎么着，让脑子不停地短路？
陈方明说，是的，如果真要把这几十年人心里的变化写出来，倒挺有意思，只是恐怕中国作家还没有这样强的写作能力，《兄弟》写得好吗？
我说，我还没看过。我说，都说中国文化对人内心的关注能力一直不强，但我觉得，即便中国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高手，估计也写不了中国人的内心，因为这种变化之快对于内心来说太过跳跃，太过转瞬即逝，太过无头绪，有的只是彼时彼地的实用主义依据——“有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道路是曲折的”。即使哪天中国的陀斯妥耶夫斯把它们写清楚了，他放眼过去会不会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都跳跃得像错乱、分裂的角色，都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家伙？
陈方明笑了一声，他重复了我一句：呵，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我说，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不仅因为我们能忍，更因为生活中的我们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个个超正常地活着，超执著地开始新的争逐、忍受、挺住，就像一个失恋的人迅速转入下一场恋爱，中间没有过渡，这叫“来不及难过”，一分钟都不肯拉下；这也像陈处长你刚才所说，其实什么都变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所以说别怪我们的作家不善写心理，而是中国人可能从来就来不及有丰富的心理层次，要不这日子就更没法过了，所以中国人也就从来谈不上需要有明晰的心理依据，或者说，精神性的依据太过无影，所以人们就趋向实用，就像心里无底的时候，手里总想攥着点什么硬的东西——比如“物质”，它能唤起集体焦虑以此压倒茫然，当然，它也带来了新的虚弱。
他显然没想到，在这么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居然有我这么个人进来和他谈人生。他对着我有些发愣。他有没有觉得荒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好久没这样滔滔不绝了。
我听见自己在对他说：陈处长，不知对不对，我把这种“新的虚弱”，分为这样几类，一是 “被甩心理”，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或随时可能被这个时代甩了；二是“被虐心理”，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对公平高度敏感，都或多或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三、怜悯和同情变得像金子一样稀缺，人人神色漠然，但心里对它们还是有需要的，这也很正常，因为人越缺什么的时候往往就越需要什么。
我对陈方明说， 人觉得顾不过来自己的时候，就不会太去顾别的事；人对自己没把握的时候，最疼的就是自己；人觉得自己可能被虐了，就随时提防别人，并狠狠地踢回去。我有一个在四川研究餐饮的同学告诉我，社会乱哄哄的时候，人的嘴巴就越馋，美食就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人觉得只有对自己好一点了，所以，你看饭店爆棚，报纸上的美食版受尽捧读。 而我的感觉是，价值观乱哄哄的时候，人就不想说什么，文化产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年轻一点的就想逗乐自己，因为正经八百地说什么都没用，还显傻，还不如搞怪，让自己乐一乐，比如现在网上出了“后舍男生”、芙蓉姐姐、“馒头血案”……很疯的，陈处长，你有没有看过？
陈方明摇摇头说没有。他笑着说，你还看了不少书哪，和你谈天蛮有趣的。
他说，我常读历史，虽然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悲观，但我认为人人都在说终极标准逸失的时候，没准正是它即将确立的时候了。
我说，陈处长，问题还是刚才的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