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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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
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信任的力量
信任的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家长之间造就不信任。因为家长在这种情形中通常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诚实，至少在隐瞒缺点，令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孩子则会痛恨老师，也会抱怨家长只信老师一面之词。
这一天童欣走进家门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心都处在这样一种重压之下。自从懂事以来，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在他5岁那年发生的。
那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拿出一块香皂放到柜子里，香皂的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包装纸。一个小时以后，包装纸不见了。老师认定是童欣拿走了，童欣说没有拿，但是老师不信，不许他吃饭。幼小的童欣感到极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却又不敢对妈妈倾诉。好多天以后，妈妈忽然对他谈起这件事，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你的老师叫我去了幼儿园，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谎。我对老师说，这孩子可能会犯别的错误，但是绝对不会撒谎，他说不是他拿的，那就肯定不是他拿的。”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不禁如释重负。可那一次他毕竟是被冤枉的。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确犯了错误，妈妈还会信任他吗？
他在忐忑不安中把事情告诉了妈妈，说老师要她到学校去。看着妈妈满脸惊讶地走出门去。他的心里特别害怕，怕老师夸大他的错误，怕同学不再信任他这个“干部”，但他最害怕的是妈妈的责骂。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从来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讨好妈妈，要么顶撞妈妈，让妈妈高兴，也让妈妈生气，但他觉得从来没有哪一次事情像这次这么严重。他知道妈妈对孩子的品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担心妈妈从此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好孩子。
但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个晚上，妈妈把他拉过来，对他说，“我已经和老师谈过了，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妈妈甚至没有一句责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眼睛，语气温和：“你过去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还会是一个好孩子。”
就在这一瞬间，童欣在妈妈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东西。
这个夜晚过去18年之后，童欣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四年，他一直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大方格子间里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第五年，他搬到第三层，还拥有一个单间的办公室，这表明他的表现杰出，已经升迁。他在微软公司年轻一代的研究员中代表着杰出，也代表着责任。父亲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带给他一个玩具，那是由几千枚大头针组成的，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变换各种形状。童欣把它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天端详。看来，即使是在格外成功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保持着和家庭的联系。
“工作几年之后，反过来回想起童年，想法特别多。”他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各占一半。学校对我的智力发展有很大影响。父母更重要的还是培养了我的性格和品质，比如怎么做人。言传也好，身教也好，父母总是在影响你。”
妈妈已经退休，人也老了，从张家口搬到北京来和他同住。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妈妈了，但是他仍然能从妈妈身上感受到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宽容和信任。”他这样说，“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鸿沟”
“鸿沟”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他的。
——王益进
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了爸爸的卡车。
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越快。
男孩儿吓坏了，大叫：“爸爸，快来救我。”
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
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把车开走，不教就会。”
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救了他，而是因为爸爸没有骂他，还夸他。他想对爸爸说“我爱你”，可是动了动嘴巴，竟没有说出口。
“等以后吧，”儿子心里想，“以后我一定要让爸爸知道，我爱他。”
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越大，还总是吵架。
爸爸出生在50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
益进一家住在沈阳，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小时候，益进总是听说“工人阶级”都是最了不起的人，知道爸爸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为此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后来，�
